康熙为什么不让挖人参?原因在这
来源:壹读 2016-11-07
天气冷了,许多的养生专家与保健节目频频提醒大家:冬天到了,正是进补之时!读者们不禁好奇,为什么秋冬之季就要“补”呢?所谓鹿茸补血、人参补气,以及“十全大补丸”、“大补汤”等等补药五花八门,从古至今,为什么民间社会如此酷爱“进补”呢?
俗语说“冬天进补,开春打虎”。冬天进补长期被视为强身健体的好方法。按照中医理论,“冬三月,此谓闭藏”,冬天属于封藏养气血的季节。中医根据周易、二十四节气及相关医理,发展出一套冬天进补的理论。这种观念并非今天才兴盛,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明清时期,社会上好用补药的风气就十分盛行。
深入人心的“补”文化
明清社会,上至达官显宦,下至贫民百姓,都对补药的疗效深信不疑。在富贵人家,不管有病没病,都喜欢经常服一些补药,所谓“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民间社会,迷信补药已经到了“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的地步。参附指的是人参和附子,这在当时是最受欢迎且价格不菲的补药。清代医生中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疯狂进补的危害,呼吁要理性对待“进补”。尤其是患病之后,用“温补”的办法治病并非有效手段,应当根据病情辨证施治。但是,由于“补”的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富贵人之死于温补者固为常事”。
清代名医徐大椿将社会上温补之风泛滥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元代以后,中医温补学派兴起,对滥用苦寒治病的方法进行过度反弹,结果导致温补流弊盛行。徐大椿认为以某些补药“治百病之说,荒谬不经,贻害无穷”,为此他专门著《医贯砭》二卷,对赵献可的医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第二,庸医害人。在温补流弊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医生,有些医生学艺不精,“不能指出病名,唯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更有甚者,有些医生为了大卖人参、鹿茸等补药,从中牟取暴利。
第三,明清社会,补药被认为是最好的药品,一般患者心理“喜补而恶攻”,医生为了迎合患者心理,减轻责任,常常为患者开补药治病。
《洄溪医案》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嘉善县有一名叫张卓舟的年轻人,未满二十岁就患有流注病,下半身溃烂,病得没了人形。为了活命,长期服用人参治病,数年来花费二三千两银子,但丝毫不见起色。
后有名医前往医治,只以大活络丹配上外敷的拔管生肌的药物治疗。起初这个药方被其他医生嘲笑,病家也不信任,结果却药到病除,以极少的花费治好了张卓舟的病症。
由于迷信补药,过度进补成了全社会的风气。作为补药之王的人参、鹿茸,最受老百姓欢迎。因此,人参和鹿茸的价格,数百年来一直上升。以人参为例,康熙年间,购买一两人参的要花费一至二两白银不等;贵一些的人参一两,需要花费白银四两才能买到。而到了乾隆年间,人参价格上涨十几倍,服食一两人参,对于小康人家,往往需要倾家荡产购买。
由于人参贸易的兴盛,到了清代,清政府甚至将人参列为朝廷专卖的重要经济商品。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崛起正与人参贸易有着重要的关系。
明代以后,江南地区温补文化逐渐崛起,南方汉人酷爱吃人参,认为吃参温补身体,能治百病。明朝中叶以后,东北边境货物贸易以人参贸易最为兴盛,后来因为过度开采,甚至将大摩天岭附近地区的人参挖尽,不得不多次转移挖掘地区,导致野生人参的价格节节攀升。
女真人从人参贸易中获利,积累了雄厚的财力,而这些从汉人手中获取的利益,最终成为努尔哈赤所部在军事斗争中获取霸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努尔哈赤及其后代皇帝,清楚了解人参挖掘甚至关系到立国根基,对此十分重视。
满清入关以后,八旗的王公大臣划分参山,分配挖掘地区。在自己的参山,可以动用手下任意挖掘人参,但是越界挖人参,被严厉禁止。清朝律令中对越境采参行为有严厉处分。到了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由于八旗的参山基本上被挖干挖尽,分山制形同虚设,没有实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康熙决定全面停止八旗子弟的采参权,改由商民凭票采参。
这般大规模的采参,还是不能供应全国需要。有计划地种植人参,在很多地方推广。不过,民间社会更认可野生人参的药用价值。
中国人爱吃参的风俗习惯被西方人得知后,让他们大为激动。因为这种人形的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等山林中大量野生生长,但是从未被当地人重视。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来华航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放洋,历经半年,到达广州的黄埔。这艘船上载有人参437担——这是少数能激发中国人强烈购买兴趣的货物。
这四百多担人参,卖出白银80410两,使英美商人兴奋若狂。于是,他们将人参不断运送至广州,以每担170两至188两不等的价格出售,大获其利。从此,“花旗参”或者“美国西洋参”的大名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除了人参,鹿茸、熟地、肉桂、附子等温热滋补之品都被民间视为良好的补药,不仅患病时吃,不患病时也常被作为补品服用。时至今日,由于医学昌明、科学进步,社会大众已经能理性对待进补,尤其是患病之时,需要对症下药,盲目温补的风气已经被逐渐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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