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孙宝国接受了北京科技报社的采访,围绕科学家精神、食品添加剂、中国传统食品现代化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托举年轻人,是我现在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您作为北京市科协的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学的校长,在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特别是未来科协工作方面,您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孙宝国:我已经是第六次参加北京市科协的代表大会了,感到十分激动。蔡奇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结合刚刚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应该说对科技发展作出了一个宏伟的规划,也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我感觉到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自己也应该老当益壮,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在我这样的年纪,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育人,托举年轻人,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讲是要“甘为人梯”,为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创造更好的条件,帮助他们取得更多成果。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远低于国际社会
记者:您是食品添加剂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目前在食品添加剂领域,公众有哪些误区?能不能请您呼吁一下,让大家及时在这方面端正一下认识?
孙宝国:这个问题其实也反映了相当数量、相当比例的公众的疑惑,很多人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究其原因,其实与2008年的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有关。其实三聚氰胺不是食品添加剂,但最终它让食品添加剂背了黑锅,造成了大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一种误解。
食品添加剂自古以来我们就有,比如说卤水点豆腐,我们中国人吃了2000多年。卤水,就是食品凝固剂。卤水有毒,但是豆腐没有毒,因为“量”。所以即便有的食品添加剂本身有一定毒性,只要在食品中不超过标准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或最高残留量,就不会产生毒性。
发展到今天,食品添加剂的品种更多,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300多种,其中有1900多种是食品用香料。2300种听起来很多,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一般是15000种,最保守的也在1万种以上。所以其实我国的2300多种,对我国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但即便远低于国际社会,我国未来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也不会增加得太多,一是因为公众的接受程度有限,二是因为所有的食品添加剂批准使用之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这需要一定时间。三是即便风险评估没问题,还要自己能生产出来,否则就会被国外高价垄断。
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每个人的科学素质提升
记者:请问怎么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和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孙宝国: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就是让大家吃得更安心和健康,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去做。其实这很需要媒体,因为一个科学家的科普做得再好,也只有现场的人可以听到,但是媒体却可以将知识传播给千千万万的人。
曾经有人问过我怎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回答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靠食品生产者的自律,现在看来还需要食品生产者给消费者传递正确的知识,不能从根儿上就误导消费者。第二,要靠法律。第三,要想自律和法律发挥作用,必须要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大家的认识就可能会回归到比较正确的轨道。
要把中国传统食品现代化,让中国的美味走向世界
记者:有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味道可以让海外一下子想到中国地域、中国文化?
孙宝国:以前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不能再这样,我们要把中国的传统食品现代化,让它们走向世界,不但我们自己品尝,还要让全世界的人品尝。中国地域很大,食品文化发达,但很多中餐馆赚的是辛苦钱,沙县小吃很多人都吃过,它在全世界估计有4万个餐馆,但我们没有把它做成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那样的全球连锁品牌,这肯定是不适合未来发展的。
中国食品工业、食品产业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我国传统食品现代化,同时还要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比如预制菜肴、电商物流等。当前许多海外中餐馆的水平有所提高,更加接近国内的味道,这是因为国内的调味料成功“出海”,才让中国的美味得以走向世界。
科技工作者要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责任
记者:您是院士,也是北京工商大学校长,请问您怎样理解科学家精神,同时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科学家精神?
孙宝国:作为科学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不同的科学精神:年轻时要做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年长了则要成为领军者,带动更多人提升科学素养,但爱国在每个阶段都是必须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做研究、做创新、做突破,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不管是从0到1,还是从1到10,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国人多,科技工作者也多,每人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就比国外厉害。
这一点我在食品领域的体会是很深的:我国的食品工业和食品科技在2000年之前没有太大的发展,在2000年后得到快速发展,2007年已经跃居全世界第一,原因之一是在食品领域,我国有独特的饮食文化,人多,市场也大。
对于培养下一代,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年轻时要求科研工作者“单兵作战素质”要高,年长了就必须带动起更多的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些特别紧迫的任务,现在实行“揭榜挂帅”的方法,“帅”的后面必然跟着千军万马,这就是合作协同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不是一个人的贡献,队伍多大,成果就会有多大,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就有多大,每个科技工作者在每个阶段都要把现阶段的任务做好。
自古英雄出少年,近几年我带的酿酒工程团队里的成员就非常年轻,大部分都是80后和90后。有观点认为科研工作者出成果最好的年龄是25岁到45岁,峰值在三十七八岁,我非常认同。年轻一代思维更敏捷,国家给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创造的条件也更优,相信他们会取得比年老一代更好的成就。
记者:您说30岁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想请问您当初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在做什么呢?
孙宝国: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含硫香料生产技术很落后,许多关键香料自己生产不了,只能进口。其中2-甲基-3-呋喃硫醇(国外代号“030”)和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醚(国外代号“719”)进口价格每公斤高达14万元和16万元。后来我在1989年攻克了“030”香料合成技术,1990年实现了产业化,那时候29岁。在“030”的基础上,我又研究“719”,在1994年攻克和实现产业化。这两个成果后来都得了国家科技奖或者发明奖,所以体会还是很深的。
现在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有闯劲有精力,我们老一代人要在选题方面给年轻人以指导,判断是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亟需的,帮助他们选择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方向。
内容来源:北京科技报(记者: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