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万里茶道

本文作者：

吕伟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张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专委会委员

一片神奇的树叶，联结起亚欧大陆，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互鉴的茶叶之路，开拓出万里茶道。

这条茶道从中国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出发，途经蒙古国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俄罗斯恰克图。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经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干线总长13000 余公里。

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与欧洲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这条茶道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范围很广，今天世界各国对茶的称呼仍然沿用源于中国的“外来语”发音，如英文俚语说茶的发音“cha”，英文Tea来源于中国福建厦门话说茶的发音“te”。

万里茶道最初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成为他们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一波成功的文化输出——饮茶风尚

据史料记载，茶叶第一次走进俄罗斯是被作为皇室礼品的形式，由此足见茶叶在古时候的珍贵性。1618年，中国明朝公使携数箱茶叶，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路程，将茶叶赠送给俄国沙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并未引起重视。

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直到18世纪50年代，武夷茶产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开始出现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饮茶逐渐成为俄国风尚。

饮茶之风的兴起，也促使俄国人尝试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他们很早就在格鲁吉亚开辟了茶园。格鲁吉亚位于外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温暖、湿润、多雨，生态环境优良，茶叶种植条件得天独厚。

1893年，俄罗斯茶商波波夫看到茶叶在欧洲市场的巨大潜力，于是从中国广东聘请茶师刘峻周，并带领一批技术工人赴格鲁吉亚试种茶树，传授种茶、制茶技术。历经3年，成功制作出第一批茶叶。刘峻周在波波夫庄园工作7年，其种植、制作的茶叶在1900年的法国巴黎世界工业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他本人也因贡献卓著，于1911年被沙俄政府授予“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

从山西到恰克图——见证大院崛起

输入俄国的茶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但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山西商人。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有这么一段情节：男主角乔致庸从一个叫花子手中得到了一张茶路图，靠着这张地图的指引，他南下武夷山采贩茶叶，历尽艰辛，将生意做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赚了个盆满钵满。可以说，没有万里茶道，也就没有“乔家大院”。

山西省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的商贸活动历来十分活跃，清康熙时起，以山西商人为主的旅蒙商人为清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给养，取得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大量做起了以货易货的草原生意，以烟茶粮棉、盐铁制品换取毛皮牲畜。

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俄罗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山西商人在长期的草原边贸活动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了茶叶生意。富有的山西商人，利用茶路沿途数百个票号、钱庄，几乎控制了中国主要产茶区的收购、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不仅影响汉口、福州、九江三大中国茶市，也直接左右当时欧洲茶叶贸易市场的价格。

山西商人经常深入到中国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砖茶即外形像砖一样的茶叶，它是紧压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以茶叶、茶茎，有时还配以茶末压制成的块状茶。这种茶非常便于储存和长途运输。

每年春天，山西商人雇佣成千上万农民从事采茶及砖茶的加工，砖茶作坊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山西商人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

起初，山西商人主要采买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茶市设在福建崇安的下梅镇，运至汉口，然后再集中北运。清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兵火影响，这条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山西商人才改为采运湖南和湖北的茶叶。总之，这些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先是被山西商人跋山涉水运至恰克图，然后再由俄国商人转售至欧洲各大城市。

恰克图贸易给山西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而俄商人将茶叶转售至欧洲市场，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万里茶道上演英俄茶商大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俄国人以其多年与中国往来贸易的经验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1862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人取得了在中国南方产茶区直接采购加工茶叶的权利。如此一来，俄国商人便与同样想垄断汉口茶市的英国商人产生了竞争。

俄国商人来到汉口，并开始是在附近的产茶地区招人办厂，制作砖茶。1863年至1873年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国商人争夺茶源，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

为了进一步与英国商人竞争，俄国商人在1874年将上述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其中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汉口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与此同时，俄国商人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成为汉口第一批近代产业，其中泰丰茶厂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外资企业之一，成为汉口近代工业的开端。受雇于俄国茶厂的工人，是汉口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

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在江上的茶船绵延30多华里。

1890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踏上了汉口的土地，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了这位未来的俄国沙皇。在参加新泰茶厂25周年的庆典时，俄国商人向尼古拉汇报说，汉口砖茶的税收占整个沙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尼古拉连赞三个伟大：以汉口为起点的万里茶道是一条伟大的茶叶之路，汉口是一个伟大的东方茶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从此，“东方茶港”的美名在中外茶商中广泛流传开来。

在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国商人最终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移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国商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他们不通过中国茶栈买进砖茶成品，而是在产茶区开设工厂，直接向茶农收购原茶，再自行加工。这样就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二是他们采用先进的蒸汽机与水压机制茶，产品质量好，生产效率高。三是他们开发出新的运茶线路，将陆路改为海运，茶叶由长江出海，运至远东地区的海参和黑海岸边的敖得萨。这使得运费降低，利润又有增加。昔日繁忙恰克图，却也因此逐渐失去光彩。

万里茶道何处去，一带一路涅槃生

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国茶厂相继关停或转卖。其中，新泰茶厂为英国商人接手，易名为太平洋砖茶厂。加之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的影响，俄国商人逐渐退出汉口茶市，由此导致了汉口茶叶贸易的急剧萧条。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19世纪末期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茶叶的兴起，汉口茶叶港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汉口茶市最大的买主——英国商人转而收购印度和锡兰茶叶，因为南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两者之间运输距离较近。至此，俄国商人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如今，随着中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欧之间的这条万里茶道将重获新生。这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不仅是新经济合作范式和地缘政治的需要，更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