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迟缓也有优势：技术进步就该追求更高、更快、更优吗？丨展卷

通常来说，人们总会预先持有这样一种“进步史观”：科学发现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必须抢占技术制高点。只要掌握了当时的核心技术，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德国的现代史专家拉德考（Joachim Radkau）教授在他的力作《德国技术史——从18世纪至今》中告诫人们：奥林匹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并不见得适用于国家发展技术的策略，行动迟缓反而有其优势。历史上，苏联和民主德国都曾因过分亢奋地追求技术指标，而将国家带入歧途。为何如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在为此书所作的导读中向人们介绍了拉德考的洞见和思想脉络，希望这部《德国技术史》能给今天“科技立国”的中国以宝贵的启示和经验。

《德国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月）

撰文 | 方在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德国社会学界，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1943-）是一位十分独特的学者，不仅惊人地多产，而且跨越众多领域，从技术史、环境史、核电站史到人物研究（马克斯·韦伯传、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豪斯传），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他视野恢宏，观点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总是对既定“真理”提出质疑。每有新书出版，都会引起学界热议。这本《德国技术史》也做到了这一点。

严格意义上讲，这本《德国技术史》并非首版，而是时隔19年后的一个“扩充修订版”。与1989年的第一版相比，作者在导论部分增加了“对技术的全新思考”一节，在第五章增加了“民主德国技术史中的德国道路与技术困境”一节，另加一个长长的“后记：工匠人、游戏人、智慧人以及协同的问题”。其他章节基本上得到了保留，个别地方依据学术研究的进展，做了相应的修订。尽管如此，作者的思路还是连续的，他的基本主张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拉德考近照（摄于2021年11月22日）

拉德考开宗明义，要对技术做全新的思考。按照他的理论，迄今为止的技术史都是线性的、抽象的进步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进步史观的逻辑，科学发现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必须抢占技术制高点。每个时期都有一种或数种所谓的核心技术，掌握了这些核心技术，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统领全局。历史一定是朝着更高的功率、更快的速度、更优的连接前进的。因此，技术史就是要宣传这些更高、更快、更优的成就，宣传在这种过程中出现的技术英雄。按照这种逻辑，技术史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即“为技术进步的胜利摇旗呐喊，为无私奉献的天才发明家歌功颂德，以此激励一代代新人投身技术领域”。而拉德考恰恰要挑战的就是这种进步史观。他认为这种技术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如今这样的时代，“这种外表光鲜的文学读物只能苟且残存于火车站小书摊上了。他倡导一种“另类”的技术史：更“关注细节一关注生产材料与材料检验，关注尺寸计算与产品设计，关注工作精度与工人资质，关注风险管控与顾客喜好”。在他看来，这种技术史是把机器和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一起，“研究技术与权力，与人类需求和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容易给人提供批判性历史分析的契机。”

从历史上看，技术的发展从来不遵从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与国家的干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也包括合作），人力资本的作用以及被人为提升的人的欲望等大量的其他因素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技术是与时间、空间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不存在一个超越国界、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的绝对技术。也正因为此，书写国别的技术史成为可能。德国技术史因此应运而生。

拉德考认为，技术史不等于技术创新史。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并不适用于技术进步。从历史上看，创新的成功并不一定伴随着经济上的成功。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失败的案例大大多过成功的案例，而“失败案例也是真实的技术史的组成部分”。现实中面对更多的是迂回曲折，迟缓的技术发展观，而不是那种一蹴而就式的速度至上论。行动迟缓有其自身的优点。“德国人直到19世纪都被看作是悠然自得、安逸闲适的民族，他们在许多技术领域都取得了成功，而成功的取得却是通过渐进式的‘发展’。当德国人不急于赶时间时，往往却能取得进步。而在1900年前后，德国人开始“亢奋”了，盲目追求“速度”，结果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拉德考对各种文化悲观主义者，乃至世界末日论者的论调也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这两种论者基于同样的逻辑：线性发展模式。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一个典型代表。早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预言人与环境友好的“新技术”即将来临，而他年老后却又悲观地预言人类将毁灭于致命的“超级机器”威力之下。实际上，技术的发展进程根本就不会遵循某一单一直线的“主流”，无论这种推测导致的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拉德考认为，让日常生活琐碎的历史变得有价值，可能是技术史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向。为此，技术史家必须走出自己狭隘的研究领域，摒弃一些一成不变的观念。一些表面上轰轰烈烈，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事件，比如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曾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担忧，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强差人意，堪称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伪事件（Pseudo-Ereignisse)之一。相对于那些年的现实生活和经济而言，比萨饼无疑是更重要的创新。有学者甚至认为，苏联为了面子工程，超出自己的经济实力，单向地发展某项高技术，事实上拖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一种错误的技术进步观的最大受害者。[1]

拉德考反对那种认为技术从本质上讲是超越国界的，而技术的国家特征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说法。**他对“适应性技术”和地域研究特别关注。越发达的国家，越注重技术的本土适应问题，而不会一味地引进技术。**文化传统对经济和技术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民族特质不仅扎根于传统之中，也不会因国际交流而被消磨掉。就德国技术史而论，必须弄清德国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技术的塑造，以及技术对德国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适应。从历史上看，德国的工业先是有一个模仿的时期，之后便是明显地追求独立自主的时期，不仅是在民族主义时代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现在被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在19世纪下半叶曾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商品博览会上，德国产品曾被本国的专家评价为“价廉质差”。尽管这种评价更多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反映，而非事实本身，但它带来了德国人的深刻反省。经历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形象彻底改变了。同样让人们想不到的是，目前让德国人骄傲的汽车行业和机床行业，也是先从亦步亦趋模仿美国开始。如今德国的汽车行业和机床行业在面对美国同行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是典型的德国技术成功的故事！

拉德考发现，“技术转移”，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其实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术语。恰恰是具有高水平技术能力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知道如何使进口技术适应自身条件。而不发达国家却对外国尖端技术保持盲目的热情，忘却自己的技术传统，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拉德考与同在比勒费尔德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史家维尔纳·阿贝尔斯豪泽（Werner Abelshauser，1944-）年纪相仿，气质相投，相互欣赏。他们都不赞成那种过分或有意贬低本国传统的做法，尽管他们绝不是民族主义者。[2]拉德考非常欣赏阿贝尔斯豪泽解释战后德国经济成功秘密时所使用的“德国生产体制”（deutsche Produktionsregime）这一概念。他们都认为，文化因素具有持久的影响，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并在20世纪众多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断裂中创造了一条非常稳定的生产和创新行为的道路。拉德考认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实用工程，谨慎保守的创新风格，以及回归自己历史上成长起来的优势。[3]

德国人坚信，创造能力不仅来源于竞争，也来源于合作、“团体”、经验交流，来源于由社会保障、社会认可以及企业内部共同决策所促进的工作安全和“工作愉悦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竞争虽然有助于刷新最高效率的纪录，但也造成了大量的精力、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一定程度的闲适状态往往比追逐竞争更有利于技术研发的质量和稳定。

当然，对美国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方法的改造也是“德国道路”的一部分。早在19世纪末，德国人就惊奇地发现，尽管德国与美国相距遥远，但从精神气质上讲，德国和美国是最相近的两个国家。但美国的人口和面积却远远大于德国，最应该让德国人感到担忧的，恰恰是美国[4]。所以，不断地有学者、企业家到美国取经，连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在访问美国时获得的灵感。本书中反复提到的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1829-1905），以及与他就机械工程师培养模式打了一场“七年战争”的阿洛伊斯·里德勒（Alois Riedler，1850-1936），以不同的方式响应了美国的经验。

不同的德国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是不同的信息。早在“一战”之前，德国人就有“欧洲的美国佬”的外号。但美国的经验传到德国，很少没有结合德国实际的。德国经济在“美国化”时，往往要进行一些修改。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所致，恰恰是能力的证明。

拉德考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2005年10月，拉德考（左一）一行在西安城墙上合影。中间者为他当时的助手弗兰克·于克特（Frank Uekötter），右一为来自海德堡的汉学家扎比内·基尔施（Sabine Kirsch)。

拉德考看到了技术史的危机。它被经济史、科学史和环境史所包围，受到很多牵制。如果把整个技术史溶入经济史中，就会使技术的发展过程过于理性。仅靠市场是根本不足以解释技术发展的。同样道理，也不能按以前的朴素认识，把现代技术解释为人类器官的延续、强化和替代，也不能简单地把技术解释为对人类需求的回应。从20世纪开始，广告的影响越来越大。新的工业并不是简单地以更便宜和更丰富的方式满足人们现有的需求，恰恰相反，首先要做的是创造出人们的需求！

技术史与科学史的关系也常常被扭曲。科学化被认为是技术史的一个有希望的研究范式。人们通常认为，德国的崛起与技术的科学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其实是误解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线性发展观的体现。有条不紊地进行精确和系统的实验研究的精神，不只是在大学，同样也在工业实验室中发挥着作用。与“德国生产体系”相对应的，在时间上更早发生的是在德国形成了科学技术、工业与政治综合体。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5]

对于技术史中的“社会建构论”，拉德考在肯定它把技术史引向历史学的“主流”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技术史学家仍然需要对技术细节有敏锐的洞察力。不要试图用美丽的词藻堆砌一套看似新颖，其实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在技术史领域，工作经验远比物理理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技术史更容易让人理解！

与一般的技术史著作过于枯燥的叙事风格不同，这本厚达500多页的《德国技术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令人手不释卷。这与拉德考教授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在一些关键点，作者幽默的天性就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比如，在谈到他的著名的同事，比勒费尔德的“社会学教皇”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和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时。

书中关于民主德国技术史的有关论述值得我们的关注。在经互会国家中，民主德国无论从技术还是人才上曾经名列前茅，但在拉德考看来，民主德国高估了国家制度化的科学对技术的实际价值，错误地理解了技术创新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经常举全国之力发展某项技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本身不会自动导致技术创新。关注数量而非质量的计划目标，不会让企业从事有风险的创新活动，追求精益求精。正因为创新不是例行公事，经济体系也没有内在的创新冲动，所以总是需要隔一段时间开展某项特别的运动，建立新的公司来推动创新。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总需要从外部施加压力，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简而言之，拉德考告诉我们，技术的历史不仅包括机器和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包括技术、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因此，他总是谈到不同时代的人类劳动价值，资源减少、旧职业的消亡和新职业的出现，以及新技术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问题。他考察了自18世纪以来技术在德国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对德国200多年的技术历史做出了独特的概述。作为后来居上的典型，德国在技术发展方面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不计代价的技术化在德国从来就未存在过。

拉德考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了他这本书中的六大特点。这其实是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回顾。《德国技术史》凝结了他一生的学术精华，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近20年后再修订出版，可见他“钟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拉德考特别喜欢用引喻和图片来说明问题。包括封面在内，本书共用了47张图。每一张图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图37就特别有趣。它本来是想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时，计算机在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在谈论它的时候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游戏消遣品。但里面又透露出阿登纳与“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赞同同事阿贝尔斯豪泽的说法，甚至艾哈德本人也并不是十分清楚什么叫“社会市场经济”！这其中非常值得玩味。只有熟悉了这段历史后，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从这种意义上讲，拉德考的书值得反复阅读。

这本书出版后，德国媒体好评如潮。“拉德考消除了许多偏见。他的书是一个宝库，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交叉联系”，“拉德考赞扬了那些被遗忘了的德国公司的美德”，“一本伟大的书”，“知识渊博，有条不紊，不拘一格……”，“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在德国的技术史文献史上是无可比拟的”，“非常激动人心的技术读物”，等等。

我最欣赏的是他所倡导的中庸之路。在本书结尾时他有点意犹未尽地说：“成功的创新需要谨慎和经验。只有那些小心翼翼地走中庸之道的人，才能保持领先，继续向前并存活下来。”

从另外一个侧面，拉德考的书也可以看成是德国工业自立自强的成长史。当处于落后地位时，虚心向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学习；而处于领先地位时，又未雨绸缪，克服内外压力，精益求精，从不满足，使得德国工业技术体系能长盛不衰，永保活力。希望它能给正走在自立自强路上的我国带来许多启示。

注：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删去了对拉德考教授生平、轶事、代表性著作和写作本书的经历等的详细介绍，这些内容同样富于趣味和启发。

作者简介

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德国历史学家，比勒菲尔德大学荣休教授，研究领域有技术史、环境史、精神史、历史教学法等。2000年，拉德考因《自然与权力：一部世界环境史》（已被译成中文）而开始为公众所认识。200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激情》广为读者喜爱。2013年，他与德国物理学家、德国最重要的核能专家洛塔尔·哈恩（Lothar Hahn）合著的《德国核工业的兴衰》出版，被认为是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此外，他还有《从俾斯麦到当代的德国工业与政治》《未来的历史：德国从1945年至今的预测、愿景和错误》《德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和危机：1945—1975》《木材：技术史中的天然物质》等代表作。

注释

[1] 参见 Florian Vidal, “Russia’s Space Policy：The Path of Decline?” , Études de Vlfri, Ifri, January 2021.

[2] 阿贝尔豪泽教授的《德国战后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n 1945 bis in die Gegenwart)已有中译本（史世伟译，冯兴元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承蒙史世伟教慷慨授提供由阿贝尔豪泽教授特地为中文版做了修改的德文原稿，对于本文写作帮助甚多。特此致谢！

[3] 参见Helmuth Trischler对拉德考的《德国技术史》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史与 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2009 年第 96 卷第 3 期432-433页。

[4] 参见 Fritz Stern, Einstein 's Germa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的有关论述。

[5] 参见 Hariolf Grupp, etc., Das deutsche Innovationssystem seit der Reichsgründung: Indikatoren einer nationalen Wissenschafts-und Technikgeschichte in unterschiedlichen Regierungs-und Gebietsstrukturen,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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