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你，也可称他一声老师！

中秋佳节恰逢教师节，蝌蚪君祝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有这么一位科学家，他是我国诸多知名物理学家的领路人，也是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

这位传奇的老师就是吴有训。

吴有训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市荷岭乡石溪吴村。1921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成为A.H.康普顿的研究生。1926年秋，吴有训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吴有训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个儿高，1.8米。不怒自威，天生一副镇得住场子的形象。他曾以辞职为担保，保护爱国运动中的学生。

世人都道他“硬气”，孰不知，一身正气凛然的背后，支撑他的是对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对学术独立的强烈追求，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赤诚热爱。

因X射线散射光谱，在国际物理界声名鹊起

“吴，留在美国有好的科研条件，前程似锦。”著名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普顿怎么也不明白，盼着留美的毕业生那么多，为什么已获博士学位且留校任教的爱徒要执意回国。

“毕竟我是个中国人。”吴有训接到江西士绅邀请他参与筹办江西大学的建议后，毅然放弃了在世界科学前沿追光的机会，决定立即回国。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1921年冬，吴有训考取公费留学生，登上赴美的轮船，两年后师从康普顿。

康普顿以康普顿效应闻名于世，该研究被视为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或转折点。但最初，康普顿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明确的资料，但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

吴有训先后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15种元素散射X线的光谱图，以科学事实驳回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

一时间，吴有训在物理界声名鹊起。

他的论文被排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的第一位，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40届会议上，他一人就宣读了3篇论文。他以15种元素作为散射物所得的X射线散射光谱曲线，被公认为康普顿效应的经典插图。

1926年秋，吴有训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学术界，这位大高个儿“开疆拓土”。

清华物理系的十年春天

吴有训不只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实际上，留美读博期间他就十分注重吸收、消化美国大学教育学术思想，并形成了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基础构思——“大学教育与科研发展共进，教师不脱离科研前沿”。

据其子吴再生回忆，吴有训是带着成熟的学术思想、明确的学术目标，“加盟”清华的。

1929年，吴有训带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组织起我国第一支“名师”队伍——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

1929年至1932年，他共发表11篇有关X线散射系列课题的论文。首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这也是中国人在本土做的近代物理科研成果首次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

从1929年到1938年，也是清华物理系的春天，10年间，在中国首次成批培养出科学精英人才——当中有22人后来成为院士，占学生总数的30%以上。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有训带动全院教师做科研蔚然成风，八年间，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国内外发表近百篇论文，其科研成就即使拿到当时的国际上比较，也是处于前列的。

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阶段)领导成员合影。右三为吴有训

吴有训在X射线散射研究中以系统、精湛的实验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作出了贡献，并创造性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

因此，他也被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该院院士，成为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

当年，人们习惯以“叶、吴”简称叶企孙和吴有训。叶吴“互让”物理系主任，曾在清华留下一桩美谈。不管怎样互让，由叶、吴共同倡导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却成为清华、西南联大学术精神的支撑。

拥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主义者

195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吴有训。毛泽东向他询问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科学技术如何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应遵循什么样的方针等三大问题。

吴有训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个来说，中国的科学缺门很多，设备条件很差，尤其是与发展国民经济联系密切的工程技术科学，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他赞成今后国家的科技发展，首先应遵循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的方针。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也应在已有若干基础的那些领城里，力争保持和开创国际先进水平。

最后，他谈了中国必须开发原子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并介绍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曾在抗战胜利前后特意培养选派了相当一批研究核物理的留学生以及他和萨本栋、赵忠尧拟订数理化计划的情况。

他很有信心地表示，在未来突破西方的封锁之后，只要国家能解决资金问题，中国将会有能力自己设计制造出原子弹来。

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热情和客气。接见完毕，他和周恩来一道，一直把吴有训送到门外，并且目送汽车远去。

1953年，毛主席和吴有训（左二）、竺可桢（左三）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吴有训提出在中科院增设电子研究所，并将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陈芳允调到北京进行筹备，这是新中国电子学科研工作的开端。

事实上，当时科学界有不少人认为，电子技术只有服务性作用，在吴有训的执意坚持下，电子所的设置才得以保留。后来电子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上世纪60年代，他督促并直接参与的“新型共轴泵式红宝石激光器”、由他直接负责的“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均实现了全球第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已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年事已高，但仍亲自讲授大学的物理学课程，为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他这一生，尽最大努力履行“重学术、做实事”的人生目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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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合自中国科学报、《中国物理教学参考》《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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