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 | 为什么可以说“我爸爸”“我妈妈”，却不能说“我狗”？

语言是反映社会文化的镜子，社会的发展变迁在语言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尤其是在称谓语方面。在日常交际中，研究生见到男导师的妻子，可以称呼为“师母”“师娘”；而见到女导师的丈夫，在对他不熟悉的情况下，却通常不知如何称呼。背称时，可以说“某某老师的丈夫”，但在面称时则缺乏合适的称谓词，有时未免尴尬。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称谓的缺位现象”（郭熙，1997）。

称谓语作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社会组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目前学界对“称谓语”和“称呼语”这两个术语概念的关系尚存争议，本文采用李明洁（1997）的观点，即称谓语包含称呼语，对二者不作区分。学界通常将称谓语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陈建民（1986）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一些社交场合缺少一些确切、得体的称谓，形成了社交称谓中的“缺环现象”。

关于汉语的社交称谓缺位现象，不少学者已有所探讨，如陈建民（1990）、郭熙（1997）、祝克懿（2004）、胡明扬（2011）等。在如何称呼女老师的丈夫问题上，崔显军（2009）、黄中和（1991）、逸典（1992）、吕为光（2015）等也从微观角度对这一缺位现象进行了探究。总的来看，已有论述或距今年代较远而缺乏新的进展，或对某一“补位”形式进行微观分析，而横向研究尚存有一定空间。因此，本文力图对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语的缺位现象进行分析，并尝试对可能的选择项作进一步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包括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与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

01

“老师的丈夫”称谓缺位探讨

在现代汉语中，对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现象。关于这一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但当时还未十分突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社会舞台，她们丈夫的称呼语缺位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一点在高校女教师那里体现得特别明显。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大幅扩招，高校教师队伍迅速扩张，高校专任女教师数量也大幅上扬。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校教师规模从1999年前5年的40万左右，到2015年已达157万，其中，专任女教师的比例从37.35%提升至48.6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女性逐步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承担起多元化的角色。

社会发展的变迁，女性角色的转换，也带来一些十分实际的问题。比如在现实交际中，对初次见面的女老师的丈夫应如何称呼？如果不知如何称呼对方，交际活动便难以展开;如果采取不合适的称呼，交际双方都会感到十分别扭。因此，重视这一“缺位”现象、探讨出合适的“补位”形式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妨先来探究一下这一“缺位”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

就外部原因而言，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应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伦理观念有关。

众所周知，语言反映并体现着民族特征、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它不仅包含着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蕴含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这一缺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观念，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观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个人地位通常取决于在家族中的身份。《列子·天瑞》云：“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进程中，从农业劳动的“男耕女织”到家庭角色的“男主女从”，都可见出男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主导者、生产活动的提供者，而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很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和接受。封建社会实施的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女性长期处于这种制度的最低层，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力与机会。再加上“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与熏染，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上确立了男性（父权/夫权）的中心地位。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作为家庭的依附品或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先生”“老师”一类的社会职务也只能由男性来承担。因此，在传统的社会称谓系统中，将男性老师的配偶称为“师母”可谓是司空见惯，却见不到对应的女性老师配偶的称谓语。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社会强调“亲疏不同”“内外有别”，汉民族对家庭观念格外重视。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发达的亲属称谓语系统，而社会称谓语却较为薄弱。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逐渐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单一的家庭属性转变为家庭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相结合，在社会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社会分工的性别偏见、传统家庭的性别差异以及历史的惯性发展等原因，导致了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缺位现象。

就内部原因而言，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还与“师母”的构词及语义特征有关。

在汉语称谓语系统中，表示家族或亲戚中的长辈女子的称谓语有“祖母”“伯母”“姑母”“姨母”“舅母”等。下面，就把这些亲属称谓语在辞书中的语义解释进行一下对比，并与“师母”作比较分析。我们选取的辞书分别是《亲属称呼辞典》（1986）、《古今称谓语词典》（1988）、《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具体如表1所示：

我们可以将汉语亲属称谓语中表示女性长辈的“X+ 母”结构分为两类，进行义素分析，并归纳如下：

祖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父亲的母亲 ] [+ 称呼 ]

姑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父亲的姐妹 ] [+ 称呼 ]

姨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母亲的姐妹 ] [+ 称呼 ]

伯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父亲兄弟的配偶 ] [+ 称呼 ]

舅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母亲兄弟的配偶 ] [+ 称呼 ]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从“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中，足以见出师生关系的重要性与紧密化。俗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中也可看出，师生关系向来是与亲属系统中的父子关系相提并论的。既然将老师视为“父亲”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将老师的妻子视为“母亲”也就理所应当。我们接着再看“师母”的语义特征。在这一称谓中，“母”既能表示性别，也能表示辈分;它作为语素“师”的后缀，表明是与老师相关的称谓。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中，男性老师占据绝对优势，并产生了“视师如父”的观念，因此，“师母”一词的语义特征与“伯母”“舅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按照“伯母”“舅母”的结构对它进行义素分析：

师母：[+女性] [+拟家族] [+长辈] [+男性老师的配偶] [+称呼]

就此来说，“师母”与“伯母”“舅母”这些亲属称谓语极为相似，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拟亲属”称谓词。同时，从语义分析上看，“师母”一词是以家庭属性为主要标志，却未能显示出其社会身份的属性。与男教师的妻子以家庭属性为主要标志有所不同，女教师的丈夫则是以社会属性为主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说，“师母”一词的产生体现了身份属性（家庭成员）与凸显属性（家庭性）的一致性;而女教师的丈夫则因为身份属性（家庭成员）和凸显属性（社会性、职业性）的双重性或矛盾性，从而导致了这一缺位现象的产生。

02

已有补位方式的探讨

语言系统中既然有缺位现象的出现，它也自然会出现新的词汇来进行补位。崔显军（2009）指出，所谓补位是指把空缺的面称填补起来，从而促成面称的对称，以便于交际。下面就从语义结构角度出发，对已有的几种补位方式分别进行分析。

（一）师父/师爹/师爸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师母”是“称自己的老师的妻子或师傅的妻子”。从语义结构角度看，如果要选择与之语义、结构同等的称谓，则应是“师父/师爹/师爸”。这些称谓语的义素分析如下：

师父/师爹/师爸：[+男性] [+拟家族] [+父辈] [+称呼]

1.师父

从词义构造来看，“师父”是与“师母”最为对称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表示家族或亲戚中的长辈男子的称谓词有“祖父”“伯父”“舅父”等，该词典对“师父”的解释是：“①对师傅（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的尊称；②对和尚、尼姑、道士的尊称。”同时，它同“师母”一样，符合从亲属称谓到社会称谓的类推性。

因此，牟云峰（2005）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将“师父”的原有语义转移给“师傅”后，仍用“师父”来对该称谓进行补位。不过，从语言运用实际来看，“师父”一词已有的核心义项占主导地位，而且认可度高。就此而言，以“师父”来专门称呼“女教师的爱人”显然缺乏现实基础，这种旧词语义转移后复用的可能性很小。

2.师爹

“师爹”的称呼并不是新出现的，通过语料库搜索，我们发现，有的把“业师的父亲”称为“师爹”，也有的把年长的老师敬称为“师爹”。例如：

（1）他师父的老爸，现在虽然年已耄耋，精神却很旺健……八斤毛几次来师父处讨教生意，师爹就来插一脚。（《高原守护神》）

（2）镜清老师教书育人，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被师生们尊为“师爹”。（《太湖文史资料》）

汪大昌（2013）曾提到，《北京晚报》报道某演员去给师傅拜年，师傅本人是女性，师傅的丈夫被叫做“师爹”。我们在语料库中也查到“师爹”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用法，不过仅有少数几例。例如：

（3）后来，跟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同学谈起，她说“你师爹的名气可是一点也不亚于钱老师的”，我这才意识到董老师远比我了解的更有学问、更有名望。（《董治安先生纪念文集·儒风道骨 君子气象》）

（4）“那我师爹呢？他晚上自己吃饭吗？” （《和学生一起成长》）

（5）因爱丽丝老师的关系，所以对这位口碑不佳的师爹，我向来破天荒地敬重几分。（《再见，狐狸——狐狸的烦恼》）

通过对语料库的查询，我们发现，虽然有“师爹”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的用法，但并不占优势地位。在数据库搜集到的302条用例中，以前两项为核心义项，因此，“师爹”更适合用于年长的老师。同时，“师爹”还容易让人联想到“干爹”，近年來“干爹”一词受到某些网络事件的影响，出现一定的世俗化、污名化、贬义化倾向，因此，将“女教师的爱人”称作“师爹”，也有些不合适。

3.师爸

“师爸”作为临时组配项，口语感较强。语料库中未见表示“女老师的爱人”的义项，仅见表示师父/师傅或师父/师傅的父亲的用法。例如：

这应该是汉语语法界的老大难问题了：领属关系下“的”字的隐现问题。说人话就是，为什么在表述领属关系（所谓领属关系，即领有和隶属关系，即表示“是谁的”或者“属于谁的”）时，有时候必须加“的”，有时候不加，有时候可加可不加？标题问的，属于这一难题下面的子问题：代词性领属关系下“的”字的隐现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形式化：（1）P+的+N（2）P+N其中，P为领事标记，N为属事标记。上述结构表达的意思是：P领有N或N隶属于P。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一、结构视角：结构相似性原则Haiman（1985）[1]认为，领属关系从不可渡让到可渡让是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里，身体部位>亲属关系>拥有关系。领属关系越是不可让渡，那么越倾向于省略“的”，从而展现偏项与正项（即定语与中心语）紧密整体性；反之，则越倾向于用“的”。在“我爸爸”“我妈妈”为亲属关系下的领属，“我的狗”则属于“拥有关系”，前者比后者更不可让渡，所以“我狗”的用法不具有合法性。这一原则虽然具有一定解释力，也解释了题主的疑问，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例子：

(1)我的手(√)；我手(×)(2)我的爸爸(√)；我爸爸(√)

明明“手”比“爸爸”更不可让渡，为何省略了“的”的“我手”合法性不足呢？可见，这一原则有局限性。二、句法视角语言学大家朱德熙（1982）[2]认为：

人称代词做领属性定语，如果中心语是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通常不用“的”字，例如“我哥哥”“他父亲”。如果中心语是一般名词，单说的时候要用“的”字。

这一视角也解释了题主的疑问，因为“爸爸”“妈妈”是亲属称谓，不用“的”，而“狗”是一般名词，作中心语时，要用“的”。然而，这一视角下，为什么“老板”是一般名词，我老板”和“我的老板”都没有问题呢？三、语义视角崔希亮（1992）[3]指出：

人称代词做定语的结构中“的”字的隐现，取决于偏项和正项之间的领属关系是否可以改变，不可改变的，其中的“的”字可以隐去，反之则不能隐去。

这也可以解释题主的疑问，即“我”和“父亲”之间的领属关系不可改变，“的”字隐去；而“我”和“狗”之间领属关系可以改变（比如把狗送人了），因此“的”不能隐去。然而，在前面举的“我的手”一例中，“我”和“手”之间的领属关系也不可以改变，却不能隐去“的”，说成“我手”，而要说“我的手”。四、认知视角张敏（1998）[4]提出了著名的“距离象似性原则”，偏项和正项之间概念较近的，“的”可以省略。具体论述如下。

1. 首要条件是能否对应某个具体的专名。例如，“我父亲”和“我们老板”可以分别对应“张三”或“李四”，因而可以成立。“我手”“我书”不能对应某个具体的专名，因而不能成立。

2. 偏项和正项之间的关系是双向领属。例如,“我”可以领有“父亲”，“父亲”也可以领有“我”，它们之间是双向领属，因此可以说“我父亲”。

在题主的疑问中，“我爸爸”“我妈妈”可以对应具体的专名，即他们的姓名，而“狗”不能。同时，“我”可以领有“爸爸”“妈妈”，反过来“爸爸”“妈妈”也领有“我”，但“我”领有“狗”，“狗”却不能领有“我”。因此，一般我们说“我爸爸”“我妈妈”“我的狗”。不过，这一解释也存在问题。“他们学生”中，满足了张敏的两个原则，但是我们不能省“的”，要说“他们的学生”，由此来表示某人（复数）的学生。否则“他们学生”会造成歧义，“他们”与“学生”往往会被理解成同位语（如：他们学生都喜欢这么玩儿），而非说话人想表达的领属关系（如：他们的学生都喜欢这么玩儿）。沈阳、陆俭明（2004）[5]则提出了典型性原则，用以解释这一问题：

既可以说“他的父亲”，也可以说“他父亲”，原因就在于“他”和“父亲”的领属关系比较典型或比较紧密。反之就只能说“他的衣服”，不大能说“他衣服”，原因也就在于“他”和“衣服”的领属关系不太典型或不够紧密。

这也可以解释题主的疑问，即“我爸爸”“我妈妈”的领属关系比较典型/紧密，但是“我”和“狗”的关系不太太典型/紧密。因此前者“的”可省可不省（但一般省略），后者不能省“的”。五、社会关系视角杨晓宇（2015）[6]指出：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相对于身体部位和一般物品来说，中国人似乎对人际关系倾注更多的心力。这种心理认知从某种层面上也反映在了语言中，那么“我爸爸”比“我眼睛”“我书”更具有独立指称性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与“狗”并非人际关系，因此不具有独立指称性地位，自然不能说“我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