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致真
老人在外面遇到好吃的东西,总想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如果碰巧遇到自己小时候最喜爱的美食,而且市面上已经多年罕见,就更会兴奋不已和留恋不舍——我这几年来忙着张罗出版《苏联科普佳作丛书》,心情便大抵如此。
1956年我在武汉市第二十一中读初中,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便急急赶到对面的武汉图书馆。阅读的内容丰富而单纯,全是清一色的苏联科普读物。管理员阿姨也对我这个痴迷的小读者另眼相看,总能笑眯眯地把我昨天没读完的书取过来。每逢当月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出版,或者图书馆进了新书,便拿给我先睹为快。正是这些苏联科普作品,开阔了我少年的眼界和心胸,启发了我最早的疑问和思考,培养了我对科学终生的兴趣和热爱。我对苏联科普作品的“情结”是其来有自的。
有次和叶永烈老师闲聊,原来他也曾经是苏联科普大师别莱利曼和伊林的忠实粉丝。后来才知道,我国的科普前辈高士其、董纯才、陶行知、顾均正等,无不深受苏联科普作品的熏染。饮水思源,寻根返本,正是苏联科普作品,哺育过中国一代科普人。
此后随着世事变迁,苏联科普作品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了。待到改革开放年代,我们科普出版界的主要兴趣和目光又投向了美国英国。我自己也是阿西莫夫、萨根、霍金的热烈追捧者。而苏联更在1991年解体,加上我国俄语人才锐减,苏联科普作品在中国就更是清水冷灶,鲜见寡闻了。
也算是机缘巧合。当我从事科普写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文献时,“淘书”嗜好的“主场”渐渐转到了互联网。经过多年积累,我的磁盘里已经储存了万余册电子书。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陆续获得了300多本苏联科学书籍,而且全是英语版。可见当年苏联多么重视国际文化交流。
久违如隔世,阔别一花甲!我在电脑上遍览这些“倘来之宝”,大有重逢故知的感慨。苏联科普作品的风格和特色我一时总结不出来,但却能立刻体验到稔熟的气息和味道。这些作品大都出版于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科技正并驾齐驱,也是苏联解体前科普创作的黄金岁月。如此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此大量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却几乎成为空白,无论出于怎样的阴差阳错,都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姑且不谈中国科普出版物的时代连续性和文化完整性,应该补上这个漏洞和短板。但说纠正青少年精神营养的长期偏食,提高科普图书的均衡性和多样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英美科普读物之外,我们还应该展现更多的流派和传统,提供其他的参照系和信息源。
诚然,几十年间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但关于科学史、科学家、科学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的书籍却不会过时。我特别欣赏苏联科普作品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浓郁深切的人文情怀,亦庄亦谐的高尚情趣,触类旁通的广度厚度,推心掬诚的平等姿态。尤其是那些美不胜收、过目难忘的生动插图,大都出自懂得科学的著名画家之手,令人不由怀念起中国科普画家缪印堂先生。
最初我选定的《苏联科普佳作丛书》是50本,分为“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学前卷”。感谢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广电总局老领导雷元亮鼎力支持,指津解难;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帮助寻找版权人,并代为提存预支稿酬;科普界师友武际可、卞毓麟、尹传红等同心协力,出谋划策;湖北少儿出版社何龙社长则独具慧眼,一力担当。我们决定按照“低开,广谱,全彩”的标准,先出版10本投石探路,再从长计议。并从封面到封底,保持原汁原味的版式。以便读者去权衡得失和斟酌损益。
在这10本小书即将付梓之际,原书作者大都已去世了,出版社也消失了,连国家都解体了。但作品却成为永恒的独立生命。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此时,我又感觉自己更像一只义不容辞的蜜蜂,在伙伴面前急切而笨拙地跳一通8字舞,来报告发现花丛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