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国]-主观性自我意识

一种强调精神主体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一般属于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 中把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晚期三派哲学即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哲学称为自我意识哲学，认为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是这三派哲学的共同原则，它们都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的重要意义。

定义一种强调精神主体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一般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 中把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晚期三派哲学即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哲学称为自我意识哲学，认为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是这三派哲学的共同原则，它们都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的重要意义。

历史黑格尔提出在19世纪30年代末产生的以B. 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也将自己的学说称为自我意识哲学。他们自认为其哲学之于黑格尔，正如古代自我意识哲学之于亚里士多德一样，视古希腊晚期哲学为自由思想的先驱，崇尚自我意识为时代精神。他们强调以人的自我意识去批判地审视外在于自我意识的一切，把自我意识奉为哲学的最高原则，用它取代绝对精神或神。

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自己的时代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存在着历史的类似，在苦难的罗马社会中人们的个性自由受到了粗暴的践踏，在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统治下的德国同样如此。古代的哲人们被迫逃往自己的内心寻求自由与安宁，而青年黑格尔派则主张通过哲学批判摆脱专制统治，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他们不主张逃避现实，而是大力弘扬自我意识的批判功能，希冀通过批判来克服宗教的异化、国家的异化以及其他一切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以恢复自我意识的完全独立和自由，所以他们又称自己的学说为批判哲学。自我意识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范畴是自我意识，它是认识主体，又是能动的原则。

在B.鲍威尔那里，个人的自我意识被赋予普遍的意义，成为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无限的自我意识。批判是自我意识的积极活动，是扬弃对象的异化、消除异化的手段，但B.鲍威尔只限于纯粹思想的批判。自由是自我意识哲学追求的目标，但被B.鲍威尔理解为个人的不受限制、无拘无束即绝对自由。根据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历史被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史。

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具体运用，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以及企图通过解放思想来干预现实的愿望，在当时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它割断了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夸大了个人自我意识的作用，把自由抽象化，所以并没有突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反而倒退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去了。马克思在柏林时期曾持自我意识哲学观点，但与B.鲍威尔等略有不同，他已看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片面性，主张建立一种集普遍性、个别性、否定性于一身的完备的自我意识哲学。后来他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后彻底抛弃并批判了这一唯心主义学说。1

马克思的改变马克思从1837年到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1845—1846年)以前的思想。这一时期他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最后创立了唯物史观。其中新旧思想交错、成熟观点与不成熟观点并存，充满复杂矛盾和剧烈冲突。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继承黑格尔，超越黑格尔(1837—1842年)。这一阶段从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起，到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止。主要著作有：《博士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批判宗教和批判国家是当时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奋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不仅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表现出彻底的战斗的无神论精神。他坚决反对调和哲学与宗教，明确主张把二者对立起来。在批判宗教的时候把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不同之处。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有声有色，但对国家的批判却畏首畏尾，而马克思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后来他又抓住政治生活中十分尖锐的出版自由问题，公开地、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制度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普鲁士的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继而开展的对等级制议会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批判。对国家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在政治观上已经开始超越认为君主制是国家的最高形式和最合理制度的黑格尔。然而，马克思借以批判宗教和批判国家的理论武器仍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强调理念的力量，把精神看成世界的主宰，用人来对抗神，把自我意识置于任何神灵之上。他宣扬精神自由，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而限制出版自由违背了人的自由本性，是对精神的压制和暴行。但是，由于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形成既不同于黑格尔，又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独到见解。例如，他看到了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强调哲学应当干预生活;他在分析不同等级对待出版自由问题的不同态度时，揭示了辩论后面隐藏着各等级的利益;他不是局限于对自由的抽象议论，而是开始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对自由作具体分析等等。这些独到见解孕育着后来发展的萌芽。

第二、批判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1842—1844年)。这一阶段包括从马克思主编《莱茵报》到主编《德法年鉴》的两年时间。主要著作有：《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导言》。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要对这些问题发表评论，从而使它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原有的分歧迅速扩大，终于导致彻底的决裂。在实际斗争中，马克思发现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思想因素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在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二是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作为《莱茵报》的主编，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为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大声疾呼，尖锐地抨击人剥削人的现象，斥责那些不劳而获的特权者。但是他用以为贫苦农民辩护的武器却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他因袭黑格尔的观点，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认为真正的国家应该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然而这种观点同眼前的现实是矛盾的。普鲁士国家和法只为林木占有者服务，根本不顾贫苦农民的利益。这个矛盾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他发现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判断事物。既然国家和法“屈从”于林木占有者的利益，那么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决定国家和法。这样，原有的观点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发现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不久以后，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原因的考察，他又进一步指出，决定整个国家制度的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尽管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的提法，但已为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确定了方向。在《莱茵报》的工作也引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视。他认为，这个问题“具有欧洲的意义”。但是，对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他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在理论上不承认其现实性，在实际上不期望去实现它。他甚至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搞的各种实验也表示反对。他认为，“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开展这种理论论证，正是马克思面临的任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矛盾所作的第一次尝试。贯穿其中的根本思想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唯心主义观点，称之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他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他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同上书，第252页)接着，他又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的一系列言论，并涉及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对人的本质进行探讨。他认为，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起作用，但是与国家发生联系的，不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肉体的个人，而是作为国家的个人。既然如此，就应该按照其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其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在主编《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政治上已经带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特征，其理论观点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彻底完成了上述两个转变。作为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他通过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探讨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他指出，从社会发展来看，政治解放当然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解放是不彻底的，它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它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但在经济生活中却把人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其结果，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变成新社会的统治者。他们打着全体人类利益的旗号，实际上解放的不是全人类，而是他们自己。与政治解放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他指出，人类解放是要彻底消灭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书，第461页)。他认为，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必须从当时社会中找到推翻旧制度的社会力量。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分析，指出，否定私有财产是无产阶级的客观要求，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必然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起到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他运用费尔巴哈关于把唯心主义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颠倒过来的思想，套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公式，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他接过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和人本主义思想，来阐述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消除人的异化的不同阶段，但前者是不彻底的，它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只有后者才解决这个矛盾。他发挥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从中引出革命的结论：必须推翻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切关系。由于从费尔巴哈那里接过了批判黑格尔的武器，加速了他思想发展的进程。

第三、超越费尔巴哈，清算黑格尔(1844—1845年)主要著作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经济学的《巴黎笔记》、《神圣家族》。《手稿》既是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的标志，又是他创立自己学说的开始。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的时候仍然保留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也都残存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他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但是，马克思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早在1842年他就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和自然主义提出过异议;在对人的看法上，他在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同时又不断摆脱这种影响;在主编《德法年鉴》时期，他在转述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论点之后，还含蓄地加以批评。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以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虽然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概念，但却赋予它崭新的内容。他认为，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不是由于其自然属性的共同性，而是由于人从事生产劳动。从这一点出发，他正确地解决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劳动和消费，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物质生产如此，脑力劳动、科学研究之类形式上是纯个人的活动也如此，因为它所需要的材料，甚至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社会提供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同上书，第122—123页)。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最初表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费尔巴哈虽然反复强调自然界是感性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却没有真正理解这种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一样，从物质方面来说都依赖自然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这种依赖的范围就越广。因此，自然界是人的生活来源。从形成人的主观意识来说，自然界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来源。因此，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相联系。同时，马克思还强调人通过劳动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他根据资本主义早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指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书，第128页)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人的认识问题。他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仅改造了自然界，而且改变了人的感觉能力。人的感觉所具有的丰富性，不是取决于生理结构，而是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因而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他特别重视工业史的认识论意义。他说：工业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如果认识论还没有打开这本书，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同上书第127页)。马克思还把认识论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他认为，人的认识还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变得“愚蠢而片面”，丧失了其感觉的丰富性。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才“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又以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束，因此“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他还批判了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把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的观点，指出，自我意识的异化是客观现实的异化在知识和思维中的反映，人是感性存在物，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同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并且指出，“扬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手稿》还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三种主要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探讨，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他用辩证法的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揭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等问题，从不同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些成果既为已经完成的两个转变提供了经济学的论证，又为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贯穿《手稿》全书的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是马克思把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产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这一思想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产品异化、劳动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具体分析指出，这些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异化，人本身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他还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其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强调指出，要消灭异化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彻底的清算。这也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清算。他指出，自我意识哲学作为思辨唯心主义的完备形式，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片面发展，是由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回复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直接结果，其实质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他还进一步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结构的秘密，指出它把概念当做独立的主体，把事物当做概念的表现的唯心主义实质。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法国唯物主义史的歪曲的时候，马克思对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总结。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阐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生产方式”范畴，强调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分析它的生产方式;他接近于形成生产关系的思想，他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他指出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并且从经济制度本身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他精辟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无产阶级由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地位，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第四、批判费尔巴哈，创立唯物史观(1845—1846年)。主要著作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是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开展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清算，正是在批判过程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理论见解，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贯穿全篇的基本观点是“实践”。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然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并且致力于把宗教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世俗基础上为什么会产生宗教，这一事实只能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而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在实践中使之受到革命的改造。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即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然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实际上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立场上，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却是人类社会;在方法上，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改变世界。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步完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首先确定了唯物史观的前提。他指出，唯物史观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的前提是人”。同时他又强调，这种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而这种“发展过程”就是物质生产。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所以，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对这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予以应有的重视。接着，他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他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里所说的“交往形式”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虽然术语不太确切，但思想已十分明确了。他指出，由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它们本身也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还根据历史事实，研究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由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到封建所有制，再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依次更替的历史过程。继而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社会交往形式既是生产力借以运动的社会形式，又是国家以及全部观念的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生产力、社会状况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初步系统地表述了唯物史观。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彻底清除了费尔巴哈思想的残余。他完全抛弃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置于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上。他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他不再用“异化”、“扬弃异化”、向真正的人的“复归”等术语来表述人的发展，而是把人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指出，受有限的生产力的制约，使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得到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发展，才能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还依据唯物史观对异化现象作了科学的说明。他指出，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脱离，而社会分工又把他们完全束缚在一种固定的职业上，因此，他们的活动及其结果，就变成一种自发的、异己的力量，一种他们之外的权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把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原有的交往形式开始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灾难，生产力变成了一种破坏的力量。这种冲突只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造成了完成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即承担着社会的一切重负又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从这个阶级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他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特点。这就是，它要消灭的不是生产资料私有权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而是整个私有制，从而最终结束剥削阶级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且要使人们普遍发生变化，普遍地树立共产主义意识。他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实际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同上书第39页)。他指出，发展生产力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同上)因此，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上书，第40页)此外，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范畴，研究了语言、艺术、人的思维和精神要求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2

本词条内容贡献者为:

王玮 - 副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