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国]-同时性条件反射-

增加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和(或)频度的任何刺激物。与强化可分为正性强化和负性强化一样，强化物也有正性与负性之分。在正性强化中，所采用的强化物通常是各种形式的奖励，为正性(阳性)强化物;在负性强化中，强化物是使消极的后果不出现，故为负性(阴性)强化物。有一些因素影响着给定强化物的强化效果。

概论首先是强化物呈现的总次数。在经典的条件反射实验中，随着条件刺激物(CS)与非条件刺激物(US，即强化物)配对呈现次数的增多，条件反应的强度(如唾液分泌量)和概率(条件反应发生的次数与条件刺激出现的次数之比)逐渐增大，直到达到学习的“高原”(强化次数的增多不再能增强反应)。人与动物的操作行为比较复杂，某些行为经一次强化便可产生相当的强度，甚至终身不发生消退;另一些行为随着强化次数的增多而变得牢固;还有一些行为则可能是先被增强，后又被削弱。

其次是强化物出现的时间。在经典的条件反应形成阶段，CS与US呈现间的时间关系是影响强化效果的重要因素。依这两个刺激物间的时间关系，可以区分出四类经典条件作用：同时性条件作用、延迟性条件作用、痕迹性条件作用和反向性条件作用。研究表明，强化作用最大的是CS先于US 0.5秒的同时性条件作用。后向条件反射几乎不可能形成，痕迹性条件反射也较难形成。在操作条件作用中，强化物于靶反应之后立即出现者，强化效果比延迟提供者好。

影响给定强化物强化效果的因素还有强化的分配——强化计划表，和个体的需要、爱好与动机等主观因素。参见“强化”、“强化计划表”、“同时性条件作用”、“延迟性条件作用”、“痕迹性条件作用”和“反向性条件作用”。1

心理学基础发展心理学在精神科的临床实践中，临床医生往往容易仅仅关注患者目前的问题和处理目前最需要处理的各种症状，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只看患者目前的情况和以仅仅暂时控制患者目前的症状为最终的目标，就会使治疗仅限于表层，既影响治疗的质量，又使精神病学的学科仅仅停留在对于一些“模棱两可”概念的解释和争论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精神科临床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对患者个人史的采集，个人史的基本内容一般都包括个体在孕期母亲的情况(如情绪状态、生理状况等)、个体在婴儿期的情况(如心理和生理早期发育的情况)、学龄前期的情况(如家庭教育、早期行为方式等)、学龄期的情况(学习成绩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等)、工作情况(如工作能力、人际关系、违纪违法行为等)、个体一生中的重大生活事件以及对一个成年患者个性特征的描述。这个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希望精神科临床医生关注患者的发展过程，但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医生只是“照章办事”地完成了或勉强完成了以上工作，并不理解了解这些情况对于该个体诊断、治疗、康复的重要性，以至于出现将采集这部分信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或者对于所采集的资料视而不见的情况。

发展心理学则是对整个生命过程中结构、功能和过程系统性变化的科学研究。发展的观点要求不仅需考虑患者当时的表现和症状的相似点，而且还需考虑既往的特征、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影响。这就是临床精神病学与发展心理学的连接点所在。发展心理学主要研究系统性改变的种族特有的模式(以及种族的主要倾向)，这个新兴的专业所研究的则是个体的差异，有利于对于患者各种精神疾病的个体的了解。发展心理病理学的组织框架是通过对精神疾病的预测因素、原因、过程、结果和环境共生现象的研究，从而发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办法。这种研究沿着发展的框架进行，又包含了多学科的知识(如心理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和多层次的分析(如神经突触、心理生理反应、精神现象、行为活动和人格模式等)。发展心理学和发展心理病理学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对正常发展的研究为异常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而对心理病理学的研究又帮助我们了解正常的发育过程。在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发展心理学中的以下几点：

(一)定向进化原理

人类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不单纯是量的消涨。一个有说服力的关于发展的结构理论认为：机体是一个包含各级亚系统的完整体系，变化是指在这些亚系统内部或亚系统之间进行质的重组过程。人体就是一个由神经亚系统、免疫亚系统、内分泌亚系统、信息处理亚系统、精神现象亚系统、行为亚系统和社会亚系统构成的整合体，变化就发生在这些亚系统内部以及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定向进化原理提出通过亚系统内和相互之间的分化和整合，促使从未分化的、弥散的组织向着更为复杂的组织转变。例如新生儿的反应方式相对而言是未分化的，但通过各种方式的促进(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其功能就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分化，这就是发展。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因适应环境挑战而产生的特点，而环境的挑战来自环境的要求(例如某位母亲不愿再进行母乳喂养)，以及出现在亚系统内的内在影响(如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应该具有的控制力)。这些挑战不仅仅被理解为对内环境稳定性的威胁，而且还是变化以及对适应的需要，挑战推动着个体向前发展。因此，发展的特点就是机体的内环境稳态因新的挑战而受到扰乱，随后出现适应和统一，直至下一次的挑战出现。有适应能力的儿童同时利用内在的和外来的资源迎接挑战。成功的适应被定义为面对挑战时行为和生物系统的最佳组织结构。适应要求既往的组织结构按眼前的要求进行同化，同时生成新的结构来满足需求。如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不太如意的环境，他最初可能会用勃然大怒来表达他的不满意和需求，但随着他学会了如何能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勃然大怒就会变为了言语交谈。环境挑战和内在的混乱反应(如勃然大怒)即为语言定向进化的重要一步。如果不能战胜挑战或不能很好地应付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精神分析的“固恋”概念相同)，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适应不良”的情况。适应不良表现为发展的迟缓或停滞，如已经过了勃然大怒，情绪不易控制的正常时期，而仍持续有此表现。在任何阶段，机体都会寻求某些调节，即使这些调节对今后的发展并无益处。因此，儿童的大怒可调节外界复杂的冲突以及内心的压力。然而不恰当的调节会阻碍个体对以后发展挑战的处理。就拿儿童的情绪失调来说，反复的大怒会影响和同伴的关系，从而又使其难以通过友谊来学习新的社交技巧，进而又出现新的适应不良。

(二)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主要原则

人类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以下规律，即守恒规律原则、连续性规律、双向规律、相互作用规律、更新规律等。守恒(conservation)是指即使时间变化，有的功能仍可保持不变的规律。也就是说，在各种限制和行为的决定因素作用下，机体虽然出现各种变化，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观察者还是可以认识到人的连续性，即我们知道这个个体还是同一个个体，例如个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基本行为模式等。Piaget最初的职业是写作关于软体动物进化的科学文章，在他看来，这种个体的连续性原则和他关于种族进化是逐步的观点是一致的。Piaget认为个体的发展反映了种族的发展(例如，个体发生反映了种系发生)。连续性(coherence)是指个体是以统一整体的单位发挥功能。尽管人的各个系统所起作用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均是作为一个整体结合的单位起作用的。一个系统无法与另一系统分离，因为两个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而该整体作用大于两个系统的单独作用之和，因为对于一个系统某一部分的相反作用会被该系统其他部分的补偿作用相抵消。该现象适用于人的所有生理系统，同时亦适用于心理功能。第3条规律是第2条规律的必然结果，即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bidirectional)。人是与其他因素发生连续相互作用的积极媒介。相互影响并非是完全等同的。在人的各个发展阶段，人通过能传递所有经验的精神反应系统来组织外部世界。然而，相关性和同步性对人起到制约作用，且这些制约作用的大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亦有所变化。在一个极端，可能会提及共生现象和婴儿对母亲完全依赖; 在另一个极端，行为遗传学家强调遗传对环境变量的影响。例如有假说认为，基因决定行为，而行为导致一个人在社交中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反应。由第2条规律可推断出另一个规律，即个体内亚系统间是相互作用的。行为、认识、情绪、神经化学、激素和形态学等因素是相互影响的。精神事件产生生物学反应，反之亦然。即使这个原则见于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中(例如动物行为学、行为动物学等)，但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有时却在生物与精神病学的壁垒之间抗衡。个体发生学的第5条规律是人在发展过程中的更新(novelty)，即个体与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不仅导致个体的量变，而且导致不同形式的质变，如运动、语言与思维。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形式。系统发生的第6条规律是贯穿在各亚系统发展速度中的个体内在变化(within-individual variation)。如同语言的发展或身体的发育一样，亚系统中的变化并非呈线性。此非线性特性部分可解释为种类现象(例如青春期)，但非线性特性的大部分均存在个体差异。另外，某一个体各亚系统的变化速度亦有所不同。就两个年龄相同的儿童而言，儿童甲可能比儿童乙早学会爬，但是儿童乙又可能比儿童甲先学会走路。类似的情况可能是儿童乙可能比儿童甲早学会吐单个的字，而儿童甲又可能比儿童乙先学会说成句的话。此种个体自身与个体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乃成长过程固有的特点，所以对成长的预测只能是一种可能性而非肯定性的。某些变化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使个人效应得以维持(例如早期进入正规学校学习而取得的在认知成就方面的持久效应); 有些变化是由于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这些生物学因素使心理学效应得以持续(例如提前进入青春期对社交结果的影响)。然而，其他的因素则可能仅产生暂时的作用(例如欲加速运动力增长的努力)，或者甚至不起作用。

(三)年龄标准

涉及精神疾病分类学的一种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发展概念便是年龄标准。与根据理论的、绝对的或人群范围分布的方法去评价一系列行为或症状不同，诊断学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年龄标准来评估精神疾病问题。在评价发脾气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对于一个2岁的儿童而言，发脾气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愤怒的爆发可能表明一种间歇性的情绪爆发或反社会的人格。许多典型的案例开始影响到DSM-Ⅵ中对许多疾病的诊断，例如注意缺陷或多动障碍、精神发育迟滞和行为障碍等疾病的诊断。在诊断重性抑郁和心境(精神)障碍时，我们不得不考虑不同年龄的不同症状(例如易怒、烦躁和躯体化症状常见于青春期前抑郁障碍; 而妄想在成年人中更为常见)。DSM-Ⅵ中明确地要求所有疾病应考虑年龄、性别和文化素质等因素，并提示表达能力影响其症状描述。

年龄标准的重要性提示，需要在大量流行病学病例中对症状进行经验性研究，并将对正常发展的研究与对精神病理的研究联系起来。尽管年龄标准被一再强调，但是现今流行的仍是模棱两可的做法。DSM-Ⅵ依据症状来诊断疾病，而对症状的量化标准为“经常”、 “反复”和“持久存在”，这种量化标准没有可操作性。某些临床医生根据儿童的年龄凭直觉地使用“经常”这一术语。因此“经常发脾气”对于2岁小孩可能是每小时都发脾气; 而对于10多岁的少年则可能是每周都发脾气。然而另外一些临床医生则不是这样(“经常”被他们以同样的字面意义用于所有年龄段的患者)。但是，上述术语的特定含义在某些DSM-Ⅵ的疾病中仍不清楚。绝对重视年龄标准可能会影响疾病发生中的所有年龄差异(仅对某个年龄段进行统计会降低该年龄段疾病的发生率)，完全忽视年龄标准又会意味着在某一年龄段某种疾病会普遍存在。欲解决上述问题，发展心理学研究人员需了解何种症状应该按流行病学方式进行检查; 而精神病理学家则应将其观察结果与经验标准进行比较。

(四)发展轨迹

诊断学家不仅必须考虑症状的年龄标准问题，而且应当考虑这些症状的发展轨迹问题，即要考虑到年龄标准和个体的症状两方面。例如3个10岁儿童均具有的攻击行为，儿童甲显示出相对高的攻击行为史，但其发展轨迹却是向下的，儿童乙显示的攻击行为过去和现在均一致，是恒定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动态情况看，儿童丙的攻击行为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此种情况下从发展轨迹的观点来看，儿童丙现在和将来所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最大，是最应该加以注意的，除非他的发展趋势相对与其年龄来说是正常的(例如在青春期的某些过失行为增加被视为正常)。另外对儿童乙来说，假如标准的年龄趋势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则儿童乙的恒定的攻击模式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五)正常与异常之界限

发展心理学的一条原则是正常与异常之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弥散的或连续的。许多疾病(例如行为障碍，心境恶劣等)均是按严重程度标准来确定的，而不是采用较易识别的定性区分法。“精力不足”、 “自我评价下降”(对心境恶劣)、 “显著而持久的惧怕”(对社交恐惧症)等评定标准均是程度上的问题。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当心理病理学的标准根据程度来划分时， “正常”与“异常”的分界线在何处。在目前通常所采用的正常与异常的判断标准包括统计学的标准、社会标准和个人标准，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发展心理学这一观点的影响。因为所谓社会标准充分考虑到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群体对于思维、情感、行为模式的认定标准，而个人标准除了考虑到个体的过去和现在明显的变化以外，也考虑到了个体当前的感受。

(六)多病原途径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是某些疾病涉及到多病原途径。从一般系统理论导出的“相同结果”和“多种结果”的原则适用于许多疾病。“相同结果”的含义是若干不同的病原可能产生同一种现象。例如婴儿孤独症可由先天性风疹，遗传性代谢紊乱或其他原因引起。而“多种结果”则指一种病原由于个体和环境的因素可能引起若干种精神病理结果。早期的肉体虐待很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喜好和环境对各种症状的影响而导致行为障碍或心境恶劣; 贫穷易使人产生行为障碍，引起物质滥用等。

疾病形成过程与结果的多样性使系统地研究一种单一疾病变得异常困难。除非研究者同时考虑到多种疾病和多种因素，否则无法确定一种明显的的致病因素是否对该种疾病是独特的。深入研究一种疾病，得益于大量正常适应和发展的个体与有问题个体的对照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广泛内容为深入研究各种疾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

某种疾病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多种不同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常常协同作用，导致不同的精神病理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一种致病因素仅在与另一种因素相伴发生时方起作用，例如幼年对父母的逆反心理为以后行为障碍的一种贡献因子，但是此种情况仅发生于同时具有生物学问题(诸如出生时健康问题等)的一类儿童中。但是，出生时的健康问题并非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行为障碍。精神病理现象的发生经常是生物学基础与心理社会应激源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如果在小学初期长期被同龄人拒绝，这一经验对攻击性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此种社会应激源仅在经历社会拒绝之前就已经存在易患素质倾向的儿童中才发展成行为问题，而对于没有易患行为障碍素质倾向的儿童，社会拒绝是不会导致行为问题的发生的。当然，对于存在上述易患素质倾向的儿童，社会拒绝的刺激也可能引起另外的问题(例如情绪问题)。生物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表明，无论经验性研究或临床实践，同时检查多种不同的因素至关重要。

(八)关键时期与转折点

所谓“关键时期”乃生命过程中个体对外部刺激因素包括对病原体的作用相当敏感的一个阶段。Freud认为生命中的头3年由于退回、固恋等因素存在，提示这是一个精神病理发展的关键时期。此种关键阶段论的概念经过行为学家Lorenz和动物学家Scott对动物的社会行为研究得以证实。此种概念为若干种社会发展的中心理论(例如Bowlby的依恋理论)。在生命的头几年神经系统迅速发展，以后几年神经的可逆性相对变慢。例如在子宫内或早年受到铅和酒精中毒的影响程度，比后期的铅和酒精中毒影响程度大许多倍。关键时期的另一种推断是，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功能可塑性呈逐渐下降趋势。当神经通路联接通时，精神现象会自动地表现出来并由此形成习惯。

某些发展心理学家对生命过程中其他关键时期产生争论。例如在女性中，青春期和生育期是发生重性抑郁症的关键时期。但是此种断言受到公众的质疑。关键时期不仅由生物学因素所确定，而且也由心理的转折时期所确定。发展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重要的生命转折点在改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转折点”可加速或减缓精神病理的发展，因而成为精神病理发生的高危期。上述转折点包括学龄期、青春期、由小学进入到中学的时期、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初期、结婚、生小孩、亲近的人(尤其是父母或配偶)死亡等。上述转折点与某些精神病理发生的高危性相关。发展心理学家的一项任务是发现哪些生命转折点是最关键的以及这些转折点是如何影响某些心理病理的发展过程的。

(九)背景的重要性

在此处所指的背景既包含了自然环境，也包含了社会环境。发展心理学家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行为模式，过程-行为联系方式随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美国社会背景下，当一个儿童被同伴取笑时他会寻求报复; 而同样的取笑在日本社会背景中则可能引起羞愧、窘迫与退缩。背景可塑造单一的行为，亦会塑造心理病理的模式。

大部分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所有背景，但可能适用于某种特定的背景。例如，对Freud的许多假设应当放在西方文化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解释。的确，他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思想在他看到世界大战毁坏了他周围的社会时发生了变化。研究者们力求确定哪些人类行为的规律是普遍的，哪一些又是仅与背景情况相关的，并且他们力求判定背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人类行为的。

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确定背景，从片段的背景特征到广泛的文化特征，从如心境的内部状态到如象地理或时间的外部因素等。Bronfenbrenne的环境背景连续统一观点构成了其生态学理论的基础。

(十) 适应与能力

发展心理学研究有时需严格区分“正常”与“异常”(例如鉴定一种疾病的遗传性状时)，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正常”与“异常”是连续的。研究表明，对疾病的确定可较少采用非背景行为标准(例如智商测验)，而应更多地采用评价个体适应性和功能水平的方式。此种概念包罗于术语“能力”或“适应功能”中，能力是指个体为达到环境要求所表现的执行水平。执行水平的程度在其与环境、个体的年龄、背景及生物学特点相适应的情况下是最佳水平。

实验研究表明，评定儿童时期的社会适应能力对预测青春期的精神障碍，包括行为障碍、情绪障碍是重要的。社会适应能力缺乏是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先兆，亦是旧病复发的预兆。

适应能力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它已成为某些疾病诊断标准的一部分。例如，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要求有上述适应能力的障碍，并且有智商明显偏离常模的情况。诊断广泛性焦虑症时要求在焦虑的标准模式上合并社会功能受损。诊断强迫症时要求有明显的个体精神痛苦或社会功能显著下降。某些精神障碍的诊断是根据由于认知或情绪障碍引起的适应功能受损进行全面评价后确定的。

(十一)危险因素与易感性

流行病学与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引用危险因素观念以确定各种已知的潜在致病因素从而使疾病得以预测。危险因素由与结果相关的概率来决定，危险因素并不意味着决定疾病的发生，也不意味着疾病早期发作或不可避免的结果。危险因素是某些因-果过程的标志，或是原因因素本身的标志。发展心理学研究者的目的之一就是确定危险标志的原因状况。如社会能力或适应功能水平乃许多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实验研究则必须确定，此种风险因素是仅仅表示由某些其他因素(例如基因)所引起的危险，还是其本身就构成一种危险。危险因素的积聚最终常常会增加疾病发生的可能性。例如，行为障碍发生的概率会因以下因素而增高：社会经济状况欠佳、父母养育过于严厉、父母有犯罪行为、婚姻冲突、家庭人数多寡、学业失败等。若干危险因素的存在比任何单一的危险因素存在更能预兆将来疾病的发生，由此表明，因-果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且危险因素的积聚会增加因-果过程中的易感性。目前，对于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原因的描述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危险因素”这一概念，例如目前所初步确定的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年龄、性别、幼年的精神创伤、个体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个体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等。危险因素的概念不仅使用于精神疾病，也使用于躯体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危险因素概念的提出不但指出了与某种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因素，因此有其实际的意义，同时相对于以往那种机械、呆板地采用逐条描述某种疾病病因的线性思维模式来说也是一个思维模式上的重要变革。

易感性的概念常被用于具有危险因素的个体。许多疾病发展的实验研究使用了由危险因素确定的样本(例如酒中毒者的后代，首次青少年犯罪等)。然而目前对于大多数精神疾病尚不明确的是在来自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的患者中，原因和发展因素是否都是相似的。

(十二)中介与过程

发展心理学家通过研究疾病发展的过程研究因-果过程。危险因素的确定并不一定意味着致病过程，其理由在于： ①某一危险因素可能是某一致病因素的代理者，并且实验表明其与某种疾病相关仅仅是由于其与这种致病因素相关(所谓的第三变量问题)。②某种危险因素可能作为与某种疾病相关过程的结果而出现，而非疾病的前哨。③一种危险因素可能在一种更加复杂、多变的过程中起到一种致病作用。

因此，发展心理学家常常试图了解危险因素最终导致疾病发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确定为介入变量的因素被称之为中介，也可以解释为(或部分解释)某种危险因素与某种疾病之间的统计学关系的变量。例如，实验对于子女的暴力行为、肉体的虐待(A)作为一个必然导致此后的行为障碍(C)，而在前述的因果关系中往往必然存在一个中介因素(如社会因素、学校因素等，在此可以将其定为B)。其中A与B有关，而B又与C有关，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将A导致C的关系成为直接效应，将B导致C的关系成为间接效应，间接效应越大，说明中介作用对于某种疾病的致病作用就越大。在对于某些行为障碍来说，中介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在对于心身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心理和生理中介机制的作用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十三)调节与保护因素

危险因素对疾病的效应会因背景、人群或环境的不同而异，即其作用的强度会在不同的条件下或下降或上升。例如早期苛刻的管教对行为障碍发生的作用会因为父母-孩子之间温暖的关系而下降。该现象称之谓调节作用，该作用被定义为在疾病预测中危险因素与调节因素之间显著的相互作用。

调节变量亦被称之为保护或缓冲因素。保护因素保护或缓冲危险因素对个体的致病作用。智力及与有关爱心的成年人建立一种积极良好的关系，是研究最多的各种疾病有保护作用的因素。但尚有一个遗留问题：保护因素是否在高危人群中的作用更强，而在低危人群中作用要弱些; 即是说，如果一种变量既缓冲低危人群的危险，又缓冲高危人群的危险，让人不清楚的是该种变量定义为保护因素是否适合(或仅仅是另一种预测变量)。

发展心理学在精神病学及其实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定向进化学原理、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原理、年龄标准以及发展轨迹均有助于执业精神病学家将患者当前的症状置于发展与生态的背景中。精神病理发展的常见模式(即生物社会相互作用、多途径模型，调节模型和交叉效应)加深了精神病学家对精神障碍病因学的理解。

此外，主要的发展理论(例如气质理论，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许多当代的思想还没有在宏观水平上与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对照。人们已经了解到，精神病理现象涉及到各种因素不同层面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作用。当前研究的目的旨在了解各种理论所指的变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继而产生精神障碍的结果，而非证明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更有价值。发展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关系乃交叉式的，即发展理论的相关知识和实验结果有助于精神病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和临床实践，精神病学家的发现和关注又对发展理论起了修正作用，并对发展的实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这些知识愈来愈紧密地融合于发展精神病学的新兴知识之中，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精神病现象的病因、发生及发展的全过程。

行为及认知行为干预(一)经典条件反射

在学习理论流派中被特别提到的第一个主要内容是经典条件反射，这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神经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20世纪初叶巴甫洛夫研究了狗对食物的流涎反应，发明了一套可以把狗关在其中并在舌头上放置肉末的设备，他不断变换肉末的量及放置时间，然后记录狗流涎的质和量。后来的事情使他对简单神经反射弧试验感到迷惑，但是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点：机体怎样通过学习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新的环境。巴甫洛夫发现，通过几次实验后，那些狗一被放进装置就开始流涎，奇怪的是这时根本就没有肉末。这些狗在投递食物前就开始流涎了。第一次被放进这一装置的狗不流涎，通过实验的狗在给予食物前即开始流涎。结果是：反应先于食物刺激，这无法用简单反射弧来解释。巴甫洛夫天才地意识到这一结果的重要性，他把注意力从简单反射弧转到学习的研究上，这就是既往某些经历对行为的改变是必要的。最后，他设计了一项包括预期信息的特别刺激，他摇铃以示实验开始，紧接着呈现肉末。发现狗可以被训练得听见铃声就流口水，而对其他刺激无反应。铃声预示随后的肉末，没有铃声也就不给肉末，这样狗就必然对铃声发生反应，分泌唾液。一旦铃声作为特别的信息刺激建立后，他在继后的实验中偶尔不给肉末，此时，狗在听到铃声后仍然分泌唾液。这一简单的实验包含了经典条件反射的主要内容。肉末的呈现——巴甫洛夫后来称之谓非条件刺激。所有具有完整神经系统的狗在给予肉末时都会分泌唾液，无论它们以前是否受过这种刺激。流涎代表非条件反射。铃声(或者早期的整个实验装置)就是条件刺激。狗并不是天生听到铃声就流涎，但是如果与肉末(非条件刺激)相联合，狗就会对铃声起反应。单纯铃声就能致流涎，这就是条件反射，一种习得性的对原始中性刺激的反应，这一反应并非普遍见于该种群。

美国心理学先驱华生(J B.Watson)认识到经典条件反射用于解释精神病理症状形成的潜在可能。他与一位研究生进行了一项经典的实验，说明巴甫洛夫创立的经典条件反射原理怎样在人类起作用的。在这一研究中，华生首先证明了3岁的小男孩阿尔伯特(Albert)对白色的实验小鼠没有特别的厌恶，他像其他小孩一样伸手触摸小鼠并且很喜欢它。然后华生和他的助手在小阿尔伯特背后放了一面大锣，每次当他们把小鼠放入房间时就大声敲锣。尽管小阿尔伯特开始并不厌恶小鼠，但他对锣的响声显得特别惊恐。不久，阿尔伯特一看见小鼠则明显坐立不安并且哭泣，随后无论什么时候把小鼠放入房间，小阿尔伯特都想躲避小鼠。

按华生的观点，这项研究证明恐惧反应可以仅在创伤性刺激的基础上获得。尽管小阿尔伯特曾经喜欢那只小鼠，并且对其没有害怕的表现，但是当小鼠(条件刺激)与声音(由锣发出的无法预料的声音——锣声)(非条件刺激)相结合后，则导致了他面对小鼠显得焦虑不安(条件反射)，正如他天生就对锣声刺激不安一样(非条件反射)。他不仅获得了对小鼠的害怕反应，并且试图逃避或者避免面对小鼠。华生认为，小阿尔伯特习得了两项恐怖症的特征：不明原因的害怕及主动逃避行为，这完全是一项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

另一个重要研究是在1924年由Mary Cover Jones完成的，她认为既然经典条件反射可以在健康儿童中引发惊恐反应，那么相同的学习规律也可用以清除这一反应。她同样通过训练使一位小孩建立了对小动物(兔子)的条件性恐怖反应，然后她给小孩喂食时让小兔也在场。她发现，条件刺激(兔子)与非条件刺激(食物)相配合，食物产生与最初的焦虑不同时出现的非条件性反射(满意)，这样可以消除原有的条件反射。这样这位小孩在有兔子在场时开始放松，不再表现出如先前获得的对兔子的恐惧反应。于是， Jones认为她可以提供对抗性条件作用(逆条件作用)的证据。

尽管有这些早期实验，行为学的原理开始系统地用于精神障碍的治疗仍是几十年后的事。之所以延迟，部分源于人们认为这些程序过于简单，无法运用于人类复杂的精神问题的治疗实践。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于学习原理基础上能够适应于处理生活中复杂问题的方法，第一位提出此种方法的是Andrew Saltier，他在一篇有点超前于其时代的文章中描述了基于条件反射原理建立的适用于情绪和行为障碍患者的一系列程序过程。这篇文章发表于1949年，当时并未引起多少注意，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后来临床行为治疗实践中的许多策略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精神科临床工作中创立了很多行为治疗的方法治疗相关的精神疾病，例如常用的厌恶治疗、脱敏治疗等。经典条件反射的策略已经应用于治疗抑郁症、躯体形式障碍、分离性障碍，药物滥用，性障碍，药物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障碍。总的来说，这些方法是治疗干预中一些十分有效方法的代表，正如在其他形式的行为治疗方法一样，他们是建立在试验基础之上的，但多是动物实验，所以还需要创造适用于人类的方法。

(二)操作性学习理论的出现

Edward Thorndike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在行为改变和学习过程的研究中开创了一条新大道。他把猫关于一封闭的笼子中，在笼子中央立一根杆，杆借几个滑轮与一绳子相连。当猫碰到杆时，杆倾斜并牵动绳子打开笼门，猫便可出笼并喝到外面碗里的牛奶。开始，猫好象只是随意晃动，每回放进去都是如此。随着反复成功地试验，猫碰到杆的时间逐渐缩短，并且猫用于打开门的方法越来越趋于前一次的方法。记录猫每次从Thorndike谓之“迷宫”中逃出来的时间就是第一次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称谓的设备和学习曲线。最后，每次猫都迅速的接近杆，好象有目的似的，并且使其倾斜然后开门。Thorndike称这一过程为工具性条件反射，因为猫从笼中出来获得奖励的过程是让杆(工具)倾斜的过程。Thorndike的方法与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方法不同，因为一个条件性刺激不会引起一个特定的反应。每只猫倾斜竿的行为方式都是特质的、可变的。这些行为是不固定的，而行为固定是经典的条件性行为的特点。Thorndike的试验描述了工具学习过程中必要和充分条件。

在Thorndike研究行为改变后30年，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斯金纳(B.F Skinner)开始致力于发现一种方法以确定一系列行为变化的功能成分。Skinner把一只鼠放入一封闭的笼中，每次只要它一按到突出于笼壁上的电键，一小团食物就会掉入鼠旁的容器中。每只鼠按压的杠杆方法是不同的：大多数用爪，有些用鼻子，另外有些用牙咬着键向下拖。所有的方法都产生相同的结果——送来一团食物，饥饿的小鼠抓到就吃。Skinner认为鼠对其环境进行“操作”以产生强化结果，相应的行为即被称作“操作行为”。

在操作行为中，典型的是在操作行为出现之前没有“引发”行为出现的刺激源(即没有条件刺激)。当Skinner分析鼠操作笼子的一系列活动后，他发现鼠去接近杠杆、按压、听到响声紧接食物团出现这一过程反复多次后，按压所产生的响声在没有食物出现的情况下也开始成为一种报酬。如果在杆上打开一盏灯(以示可获得食物的时期)与关灭这盏灯(示按压没有食物)交替出现，很快鼠几乎只在灯亮时才压杠杆。鼠的行为继续发生变化，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当开灯时，这与经典条件反射不同， Skinner称食物团为强化物，称可以引起强化出现的灯光为辨别刺激。Skinner令人惊奇地发现了处在时代前沿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精确详细规律：即刻的、重要的，间断的强化影响着行为方式的继续并且也决定着无强化时行为的维持。

Skinner还发现反复与食物联同出现的刺激本身将成为强化物，如食物配给时“嗒”声，即使在没有最初的强化物时行为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这些早期的没有强化特性的中性刺激，由于与初期的强化物联同出现而能继续强化物的特性，因此称之为条件强化物或者次级强化物。Skinner认为在世界很发达的地区、人类行为相对局限的方面似乎是被引向寻求食物或住所。另一方面，人类的许多行为似乎又受着某些因素的控制，这些因素包括双亲和老师的称赞、来自雇主和同伴的认识方面的信息(如报酬、奖励)。Skinner认为这些强化物多次与最初强化物联结出现形成了他们自身的强化特征(通常在个体生命的早年时期)。简而言之，他们是强有力的条件强化物。这一发现使以后的教育家、药物滥用咨询专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根据条件强化的理论形成了应用于各自领域的方法(如社会认同、客观实物与其他强化物，如得分、五角星、代币、钱等)。

操作工具和测评方法的实用性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被使用于实验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化学、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中。由于这一方法学的出现，为行为药理学、皮质下自我刺激的研究、依赖行为的动物模型、心理生理以及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在实验室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跳板。Teodoto Ayllon 和Nathcan Azrin，于1961年对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进行激发和提高研究，其中大多数是伊利诺州住院的女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一研究使用了Rogcr Kelleher的标签强化物系统，他曾在实验室使用这一方法对黑猩猩的行为进行研究。每当患者完成规定的训疗活动后就给予标签象征物——纸牌，这些纸牌可用于兑换患者喜欢的活动和日用品。患者的行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参与治疗过程的活动显著增加，其中包括增加收入的活动、淋浴、自理行为以及与日常生活技能相关的活动。

在加利福利亚的Palo AH.Leonard vllnan进行了一项类似治疗试验。两项研究均是慢性精神患者，主要是对当时传统的心理治疗无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尽管早期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很多症状，但是它们对于改善患者的适应力收效甚微，并常常产生严重的副反应。这些研究项目提示有可能利用基于实验室的处理方法来激发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提高他们对医院治疗过程的参与，降低他们的紊乱行为。尽管没有人敢说这些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患者的病情，但对于改善患者的依从性和管理确实是十分有效的。

在这一领域的另一项由Gordon Paul及其合作者完成，他们在住院的慢性精神患者的行为管理上比较了社会学习理论与更传统的环境治疗方法。它是同类研究中唯一一个最好的研究，它雄辨地证明了行为干预策略对有阻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有效的。也详细地证明了行为干预策略对精神分裂症的脱离现实以及认知歪曲症状有减轻作用，同时改善了患者的言语和社会关系，减轻了社会隔离，降低了攻击性、暴力性行为以及其他无法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

行为干预领域中的第2项重要的事件是1963年Ivar Lovaas的发现，他认为正强化方法可用于孤独症儿童各种技巧的教育，那时，对孤独症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Lovaas研究那些伴孤独症的哑巴儿童和有模仿行为的儿童(在那时称为“分裂样儿童”)。这些儿童有严重的精神发育迟滞，自我损伤行为，易发脾气，极度不顺从。Lovaas用拥抱、鼓励以及食物强化物与极度厌恶刺激相结合的方法来减轻自我毁损行为。他用皮肤痛刺激这一方法对一些儿童进行治疗以抑制他们严重的自我损伤行为。有些儿童，如果没有约束也没有刺激，他们可以每周上百次地撞头，但是当用正强化物与皮肤刺激相联结后他们可以在24小时内停止撞头。

现代行为干预领域中的第3项重要事件是Gerald Pattersion 及其同事在有行为障碍的儿童及其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强制性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 Pattersion开始研究那些智力正常但有大量犯罪倾向行为的儿童，这些儿童中有的显示有注意-缺陷或多动综合征的特征，有的有学习障碍，还有些在学校和家中有冲动、不服从管理，但没有表现出其他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根据这一系列实验室和临床研究， Patterson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那些有行为障碍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厌恶刺激与回避逐渐形成了一套相互依存的强制关系。基于这一模型，他设计了一项行为干预方法，主要是操作方法，即正性的具体的强化物与在问题行为出现时采用言语指导与这些强化物相结合，并且这两者的结合是明确而持久的。这一方法就是与后来称为认知-行为干预方法结合的雏形。这些早期的基本方法为后来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特别是有明显行为问题者的社区服务和治疗铺平了道路。

(三)认知和认知-行为干预

近几十年行为干预中的一项重大变化就是认知与认知-行为干预的出现。这些方法主要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假定，即有机体不仅仅是被动地对作用于他们的刺激发生反应，而且还力图了解并认知其外部世界。这些方法并不排斥传统的经典条件反射和学习的操作概念，而且认知调节丰富了人类及其他高等脊椎动物的工作处理过程。

现代认知和认知-行为干预是从两条途径发展而来的。一条是从受动力心理治疗训练的理论家中发展出来的，如理性情绪疗法的创立者Albert Ellis，以及认知干预的创立者Aaron Beck，他们注重患者自己意识中的信念，他们总结为ABC模式，即不仅仅是什么事发生于某人身上，称为A(即先前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患者的感觉如何，他(她)怎么办?称为C(即情感和行为结果)，但患者怎样来解释这些事也很重要，称为B(即患者的的信念)。注重患者的信念就是强调B在治疗患者中的作用以及B和A、 C的关系。例如，某人的某种关系丧失，并确信这是因为他(她)自己不可爱而造成的，这使他(她)可能更抑郁，并难以把这种关系向前推进。相反如某人相信他(她)的丧失只是运气不佳的后果或错误所致，那么他(她)就有可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两位理论家均致力于鼓励患者积极地检查自己的信念以确信其处境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基于理性和劝服， Ellis采取了更加哲学味的方法。相反， Beck的操作更象一位科学家，他们训练患者把自己的信念当作可以检测的假设，并鼓励患者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来检测他们的信念是否正确。

认知行为主义者的另一重要来源是最初作为行为治疗家的理论家，他们逐渐对思维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感兴趣。Bandura和 Michacl Mahoney就是这一派中的两个例子，其他的理论家如Donald Meicheubaum和G.Tereuce Wilson也是如此。这些理论家更倾向于固守传统行为分析中的语言和信条，不喜欢探讨患者在对事件作出反应中意义的作用。他们对于认知中介(例如隐蔽的自我陈述)的缺失及现实的歪曲同样感兴趣。例如， Meichenbuaum发明了一种很有影响的干预方法，称作自我指导训练，采用此法对于那些有冲动控制障碍的患者进行训练可以通过语言自我调节的过程来调节他们的行为。

这些方法强调了信息在确定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作用。Beck曾经讨论了每类重性精神障碍中都可以见到的错误思维。如抑郁症患者典型的对自己和未来的负性认识，焦虑症患者对生理和心理危险的过度敏感，进食障碍者过度地关注其体形和体重，强迫症则对自已和他人的安全怀有过度的责任感等。改变这种状态首先要患者检测其情绪波，并把情绪变化与自动思维联系起来，接着用患者自已的行为去检测这些信念的准确性。例如对一位确信自己无能的抑郁症患者，要求他或(她)找出一个他或(她)能够但又无法做好的事件来，然后要求患者列出任何人要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步骤。最后鼓励患者按这些步骤去做以确定她或(他)是否如他或(她)所想的那样无能。同样的，惊恐障碍的患者常把无害的躯体感觉错误地理解为紧迫的躯体或心理灾害的信号，如马上有心脏病发作或要“发狂”了等。治疗找到一种理论强调思维在症状形成中的作用，以此来鼓励患者在面对诱导惊恐发作的紧迫性灾难的紧急情况下，检测他或她们的信念。当患者体验到极度的唤醒及惊恐而没有结果(即没有死，也没有“发疯”)时，他或她就会意识到最初的唤醒不一定是紧迫不幸的先兆。此时患者不再因为唤醒而出现惊恐。本质上，正如行为干预方法建立于经典条件反射之上，现代认知及认知-行为干预强调患者将自己暴露于自己最害怕的事件中的干预过程，是解决不合理或者不现实的关注的一种方法。这些方法在抑郁郁症、惊恐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和进食障碍，特别是在贪食症的治疗中得以应用。对于这些障碍，认知和认知行为干预至少同其他干预方法(包括药物)一样有效，并且效果可能更持久。有一致的证据表明认知行为干预可产生持久疗效并在干预结束后减少症状复发的可能性。此外，在对于物质滥用、婚姻应激、儿童行为障碍等方面，认知行为干预的方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现代行为和认知-行为干预强调了学习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学习及对环境的适应对于正常生活功能的形成和维持以及适应不良症状的产生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根本说来，这些方法强调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并常常通过对学习理论的结合运用以寻求异常行为改变的原因。有3个基本的相互联系的观点：经典条件反射强调对各类刺激之间联系的学习; 操作条件反射强调对行为与其结果关系的学习; 认知观点强调了个人独特的信念和错误观念的作用，因而丰富了上述两个观点。勿需置疑的是，基于学习理论的方法已经激起了精神疾病干预一个重大的变革。每一种方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方法常与药物干预结合以益于增加疗效，并且这些方法必能成为每个训练有素的临床医生的有力武器。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询问的形式，精神分析起源于19世纪，由弗洛伊德对当时叫做神经衰弱及其他心理障碍的医学咨询的修改，特别是癔病，精神病学中大多数以动力学和认知取向的心理治疗形式都来源于弗洛伊德及他的学生最初的工作。虽然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及性格病理学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在近70年中，它的巨大的变化已发展到涉及严重的精神障碍、成瘾障碍、进食障碍、性虐待等。尽管由于治疗者的技能、患者的花费、时间的限制、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因素使西方传统的精神分析在精神科临床上的应用受到局限，但精神分析的理论在精神科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分析患者的异常行为的时候，在对患者进行认知治疗的时候以及在对咨客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均是如此。2

本词条内容贡献者为:

何清华 - 教授 - 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