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用的原则
(1)遵从民意,取信于民
一个真正想拥有领导魅力的领导者必须首先明确这一点:你(们)的权力,是人民和部下赋予的,权力是为人民和部下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领导者希望具备领导魅力,不是为了猎取和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地位、名誉、利益。而是为了使领导者同人民同部下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奋斗。因为领导魅力只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和谐关系的体现。所以,要想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蓄养领导魅力,就必须首先遵从民意,取信于民。
但是,光讲信用,未必就能产生领导魅力。关键要看,这信用是用来威胁、压迫人民的,还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要使法令具有信用、权威,关键不在于执政者的动机,而在于能否顺应民心,给人民造福,取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人民不予合作,那么,最终即使是最讲究信用的人,也会因无法贯彻落实、维持,而陷于“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的失信境地。
由此看来,顺从民意,取信于民的关键,在于顺从民意,施政、发令、宣言,都要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出言谨慎,勿要轻易许诺;法令既出,不能轻易更改,这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原则。
(2)奖善惩恶,分配合理
宋太宗曾说过: “世之治乱,在赏罚当否。”奖善惩恶,都是培养和增强的必要手段,其实质,都是对组织成员为组织目的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效益的报酬。奖赏,是正报酬,惩罚是负报酬,都属于利益分配的范畴。利益分配合理,便会激励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服从领导的自觉性。利益分配不合理,便会打击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会出现抵制、反抗领导的心理、行为。
但是,奖善惩恶并不能机械化、简单化,而应该照顾到组织大多数成员的承受能力,以能否增强组织的凝聚力、领导者的领导魅力为转移。
(3)接受监督,严防自蜕
翻开史书,有多少兴亡事,令人思绪如潮,掩卷长叹。顺应时代发展,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居然在短短的十几年后,土崩瓦解; 胸有城府,才气过人的隋炀帝,在短短的几年里,便把隋文帝的文治武功,败坏得荡然无存。而作为外邦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却能绵延国统长达近三百年。造成这种历史变故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事在人为” 的角度来说,领导者,特别是最高领导者,在权力运用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地接受下级和群众的监督,能否建立行之有效的法治机制,防止和打击领导层中的腐败、蜕化现象,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或许要数唐太宗李世民。他从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中,深深理解了这一铁律,并能勇于克服自己的性格弱点和虚荣心。他靠“善纳谏”带来了初唐的社会繁荣,也因“善纳谏”而彪炳青史。
所谓纳谏,并非只是善于接纳正确意见,其实质,是将领导权力的行使,置于下级和民众的监督之下,并接受监督的表现。(尽管这种表现只是没有制度保证的,而因个人的自觉程度决定的。)一个具有确定领导魅力的领导者(集团的或个人的都一样),必须是具有确定的“纳谏”——即听取批评、反对等不同意见的活的政治有机体。这一机能倘若丧失或减弱,那么,该领导者的权力运用便如脱缰的野马,将直奔败亡的深渊。
第二步是落实。必须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问题逐一加以认真仔细的核查。有错的,就要纠错,能解决的,应予迅速解决,并对提出正确意见的部下、群众,加以实质性的奖励,如在“纳谏”过程中发现有才能、见识的部下,只要政治上可靠,应予信任与重用。对因误解或认识模糊而提出不恰当意见甚至错误意见的人,要在善意解释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帮助其消除惧怕报复的心理。假若领导者口头上说不报复,而实际上却在暗地报复、中伤、压制有德才的部下的正常发展与使用的话,这种领导者会给群众留下虚伪和阴毒的印象,是严重损害领导魅力的做法。殊不可取。
所以,如果领导者想培养起真正的领导魅力,就必须有效地控制自己,使自己及其亲属,在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警惕,不要以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来满足自己无尽的生活需求。 2
权力运用的方式权力运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强制
强制的方式,包括制定一些必须遵守的法律、规章制度等等,强迫性地要求下属成员不得违反。强制的方式,是以限制或剥夺极少数组织或社会不良分子的自由为前提,而以保障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为目的的。假如强制的方式用得过于频繁、苛刻和广泛,会使多数社会成员或组织成员感到压抑和愤怒。那么,由此而引起的普遍的心理反抗以至行为反抗会导致权力的削弱以至瓦解。
(2)说服
说服,使人感到平等和亲切,是和领导魅力培养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方式。它的可行性,建立在对部下的尊重之上。越是在发达、先进的社会形态中,越是对高层次、知识型的组织成员和部下,越是要注重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对自尊的需要更为强烈。这种方式的运用效果,与领导者的身份、地位、声望、能力、品行、口才、仪态、甚至服饰,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能不能使用好说服这一权力运用方式本身,即能表明,该领导者是否具有领导魅力,是否称职。
(3)暗示
暗示,即领导者以身作则,以身教对部下施加影响的方式。这是比说服还要委婉的权力运用方式。它的可行性建立在社会成员或组织成员的崇上心理上。领导者的追求、言行,往往会影响下属许多人的追求和言行。60年代,我国遭受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苦,但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之情未变。这是因为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各级干部层层仿效,带头节衣缩食,致使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度时难。
(4) 奖赏
奖赏,是一种权力运用的积极方式,其可行性建立在人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之上。因此,奖赏通常用于对某些对组织目标的完成有较大贡献者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合的额外报酬。其目的在于激励受奖人及更多的组织成员为实现领导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奖赏是增强领导魅力的有效手段。
(5) 惩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迫不得已的权力运用方式。通常在强制性手段无效,法令、法规及正常秩序被破坏后采取的一种被动的,最后的权力运用手段,是对妨碍实现组织目标行为的一种打击。它的可行性建立在人对生命和自由的需求之上。因此,任何惩罚都要尽可能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中,控制在适当的程度之下。一般来说,惩罚不能直接培养和增强领导魅力。只有在必须用惩罚才能维护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起到间接的增强领导魅力的作用。主要靠惩罚来维持领导权力和组织统一,是领导魅力下降和缺乏的表现。
任何一种手段的权力运用,都有可能对增强领导魅力有积极作用。但问题并不在于采用何种方式,而在于是否适当地运用了这些方式。
权力运用的类型权力运用的类型有以下三种:
强制型领导通过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要求被领导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指令,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行动计划,保证达到预期的效果。当自己的指令、计划因被领导者的过错,不能按既定方针实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时,对被领导者可以采取果断措施实行政治惩罚。这种惩罚包括政治处分、取消政治待遇、撤销相应的政治权力等。
影响型领导通过自己在政治领导中具有的较高资历、阅历、学历,以及在决策过程中的预见性、正确性和取得成就的重大影响,以及本身的带头作用,在被领导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威望、信誉和影响力、号召力,使被领导者能够充分领会领导的意图,自觉地按照领导的指令、计划去完成任务,从而达到政治领导的目的。这种权威性主要来源于领导权力与自身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高度统一。
依靠型领导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制定出正确的、符合人民意志的政策、法律、条例等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行使自己应有的政治领导职能。领导为了加强对被领导者的有关情况的掌握,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自己的计划、措施,也必须深入群众,参加群众的实践,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回到高层次的政治权力地位中来思考、分析和处理问题。3
采取的策略在有效地管理下级的工作中,还要求有时采用高度参与的管理方式,有时采用相当专利的管理方式。在解决问题或进行决策时,下级参与的程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领导者可以将各种方案视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处在这个统一体的一端,要求采取的策略是,要有明确的行动计划,低程度的参与,迅速的执行,以及较强硬的影响技巧。采取这种策略的目的是要真正地消除任何阻力,并且在极端的条件下,获得一种既成事实的效果。在统一体的另一端,要求采取的策略则是,变革的过程较为缓慢,初期计划并不十分明确,参与的人员较多,影响手段较温和。采用这种策略的目的是将阻力减到最小程度。究竟采取连续统一体之中的哪种策略,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1)预期的阻力大小及其种类(预期的阻力越大,克服这种阻力的困难程度也越大)。
(2)你所处的地位与影响目标的准确情况,尤其是权力的大小(权力越小,被迫采用缓慢、参与程度较高的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
(3)设计变革所需的信息资料以及实施这种变革所需的力量的分布情况(获得必要的信息及他人的支持需要时间和参与)。
(4)涉及到的特殊利害关系 (在短期内,如果不实施变革,组织的成效及生存面临的风险越大,迅速地单方面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就越大)。
要把参与和专利、直接和间接、实质与象征、强硬和温和的方式准确地结合起来,以适合领导工作的要求,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最佳的领导方式,也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那些在领导方式上不具变通性——也就是那些只能成功地采用适合于其个性特征的某些领导方式,但不能采用所有领导方式的人来说,这一结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