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文学、科幻文学、比较文学等。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English Studies,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四川省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社科菁英。邮箱：yipingwang@scu.edu.cn。
摘要：在 “后人类”语境中，制造人造智能体的前景激发了人们对于“人”、“生命”的本体性思考和危机意识；同时，诸多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对“中心霸权”进行了强力深刻批判，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主体被拆解。这些变化投射在文学领域，形成了涉及“人工智能”、“赛博格”、边缘“他者”等元素的科幻小说，体现出对人类身体、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等问题的高度探索意识。玛吉·皮尔斯的小说《他，她和它》运用“人造智能体”这一主要题材，在女性主体、人工智能和犹太传统相融合的广阔视野中，探讨了性别化的/人造的/种族的 “人”在“后人类”时代如何面对人的主体性的问题。
关键词：后人类 人工智能 赛博格 《他，她和它》
一、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前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Herbert Wells）的科幻想象提供了一种“现代社会”模型。百年之后，人类的未来又在何种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展开？当传统人文主义（humanism）中的理性（能力）、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有机体作为基本的生命形式都被当代思潮和科技浪潮挑战后，人类将去往何处？当代的“后人类”（posthuman）状况与语境，并非是一种理论悬设，而是一些重大变革前夜的真实境况。所谓的后人类时代背景，正是人类对自身作为压迫性的至高生命形式加以质疑的时代，一个技术改造升级、生命形式杂合并产生了新认知的时代。[1]由于人文主义的主体被拆除，“很多团体正在竞相决定什么将被当做人类的后继者/后人类”[2]。因此，“后人类状况”思考的其实是在或许不那么遥远的未来，“我们共同参照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3]，它显示了一种对人类自身及未来的重新设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大规模石油危机、经济萧条、环境恶化等对人们的资源、环境观念造成了冲击，专注于全球性系统问题研究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布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对“资源有限性”做出了带有悲观色彩的预言，曾引发高度关注。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自然”长期被视为一种（工业）生产系统，人类则是这一系统的控制者；而“生态之思”则体现出了对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工业文明理念的抗拒，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生而被禁锢在工业化生活方式之中，唯有对工业社会进行全面细致的生态化重组，人类才可能看到不一样的未来[4]。人们已经意识到，自然并非可以完全“人文化”、无度索求和任意操控之的“生产资源”。
同时，当代人类科技依然在持续迅猛发展，如“制造（智能）人”这类原本长期停留在纯粹虚构中的幻想，也逐渐开始显露出现实性，并激发了人类对于“人”、“生命”的本体性思考和强烈的危机意识。自二十世纪中期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以著名的控制系统研讨会梅西会议（1946-1953）、创造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概念的达特茅斯会议（1956）为标志，在维纳（Norbert Wiener）、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图灵（Alan Turing）到香农（Claude Shannon）、麦卡锡（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Minsky）、莫拉维克（Hans Moravec）等人的推动下， “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技术等真正从范式上改变了人类对“人”（与“机器”）的理解：人在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实体。此外，生物学的研究视角也在二战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指向生理、个体、有机体，探索性与心智的“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转变为指向系统、种群、模控机器（cybernetic machine），研究基因传播和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5]到二十世纪末期，“赛博格”（cyborg）[6]一词则主要指一种以无性的“制造/复制”脱离了有机生殖形式、有机生物与人造机器混合、有形肉体与无形信息结合的跨界新生命形态，这一形态在当代科幻小说中多有呈现，它代表了一种想象与物质现实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带来了历史转型的可能性。[7]
此后，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所作的预言并未实现（他曾估计出现具有人类思维水平的机器指日可待），[8]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乏突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公众舆论中颇有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人工智能深蓝（Deep Blue）、沃特森（Watson）、阿尔法狗（AlphaGo）分别在国际象棋比赛、智力问答竞赛、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一流的人类对手等。而如美国的“大脑”（BRAIN）计划（2013）则可能呈现一种在思想实验、科幻文学中曾无数次设想的场景：它将探索人类大脑的运转方式，同时记录人脑中上百万个神经元的活动，其目标之一是打造一个人脑与计算机之间的双向接口（详见《与》：27）。21世纪初的观察者甚至认为，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就可能远超此前数十年间计算机与互联网带来的世界性变革（详见《与》：前言XIV）。著名的预言还包括以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等为代表的未来学家倡导的“奇点”（singularity）理论：人工智能将在21世纪中期跨越其临界点。以上这些极具未来感的探索投射在文学领域，便在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融合机器人制造、人造肢体、基因改造、网络全接入等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增强”（IA/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或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为主题的小说。这些小说在纷繁的新科技元素的外衣之下，展现了对身体、意识、生命等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此外，20世纪60-70年代，受到女性主义、非殖民地化、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运动等社会运动和青年文化运动的推动，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及认识论逐渐成形（详见《后》：23）。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对“中心”的强力批判，动摇了如传统人文主义、男权中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科学主义等观念，同样促进了文学作品中各种新生因素的涌现。如，伴随着数次女性平权运动的浪潮，性别问题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都备受关注；而这一时期科幻类作品的繁荣，也离不开诸多女性作者从性别视角出发所作的探索。这些“女性主义科幻作品”（Feminist science fiction）往往从两性关系、女性权利等角度入手，借助如“人造（智能）人”等科幻题材，探讨（女）人如何抗拒高科技的“恶世界”、如何反抗支配者而得到解放，走向自我认知和创造的新纪元。这些故事的主角是现实中的“他者”，因此作品也表现出对他者所具有“差异”的宽容乃至尊崇。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元的背景下，哈拉维在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4）中宣称，她将抛弃基于西方科学与政治传统的“神话”，这些神话包含着“进步”的传统、为了生存文化而把自然当成资源取用的传统、种族歧视、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以及从他者的反射而进行自我再生产的传统等，她提出放弃“弗兰肯斯坦”所追求的“伊甸园”的重建（详见《猿》：245，247），即西方传统中设想的标准化、完美的“人”。
不难发现，许多参与后人类理论探讨的学者往往借助了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挑战了传统的“人”之标准[9]，尤其是注意揭示出其对于差异性的排斥。从“后人类”的角度视之，人文主义具有以普世性裹藏其建构性的特点——它只是一种历史造物，在建构中充满了对“差异”和“他者”的拒斥，却自视为恒久不易之典范，而“后人类”则需要从其束缚中破茧而出。研究者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人文主义的人……是一个规范性的约定，这并没有让他具有先天否定性，只是高度的调节性，因此成为隔离和歧视行为的手段。人的标准代表了正态、常态和规范性，它通过将作为人的具体模式转化为一个一般化的标准来发挥作用”（《后》：36），而她的出发点便是人文主义的（女/男）人之死：“因为它标志着启蒙运动的一些前提的衰落，即通过自我管理和目的论规定的对理性和旨在实现所谓‘人’的完善的世俗科学理性的应用，来实现人类的进步。”（《后》：53）简言之，后人类理论表现出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支配性的“人”的消解，但并不止于消解。如强调生态和谐与物种平等的研究者还提示出，人类始终在与多样的生命形式及机器（multiple forms of life and machines）共同进化，它是由后者所构成的（see Posthumanism: 2）。确实，笔者认为，后人类理论的研讨之所以并不是后现代诸理论的简单续写、新一轮术语命名游戏的产物，原因之一便在于其代表了学界对当代科技发展、新生命体形态可能性的反馈和探索。如果创造新生命体的前景就在前方，不论这一前景是高度混杂的赛博格成为普遍之物，或是人造智能体进入社会生活，这样的再造与创造都将对人类世界带来全方位的革命性影响，这或许也是此类论题在近期（而非较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热潮时期）成为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何以为人”这一重大问题，二十世纪晚近的诸多文学作品都选择了“科幻”这一形式展开创作，显现出科幻作品包容性与前瞻性。一方面，如科幻研究者苏恩文（Darko Suvin）所强调的，科幻小说是替换掉现实经验环境、对故事的整体时空背景加以虚设重置，以建构一个拟换性（alternative）世界、形成一种陌生化、新奇性效果的小说[10]；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表现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科技视角与未来指向。在科幻作品中，人们往往会自然地展现出超越当下自身的（非人化）冲动，因此“它提供了一种始终安全的虚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可以释放自己‘成为后人类’的欲望与焦虑。”[11]由此，科幻小说中的“人”不再仅局限于身心二元、性别二元、有机体或机器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对流动性、组合式的可能性模式的尝试。
二、（女）“人”之谱系与“他者”联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科幻创作引人注目。在这类作品中，无论是故事背景、情节设定、叙述声音还是具体的权力关系，女性几乎都取代男性而成为了主体与主导者。由于作者往往将女性在现实中遭受的压迫作为主要的写作素材，并试图设计一种对女性更友好、公正的社会，因此其模式往往是批判现实的。如果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科幻“新浪潮”（New Wave）运动的核心要义是人文思考，那么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则开辟了广泛的政治性议题，作品涵括了性别、种族与阶级等论题。女性主义运动质疑了西方传统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抽象、概念化理念——如自由、契约、均一等，认为这些理念实际上忽视或贬损了女性的自由与权益，其所强调的普世性和抽象性贬低了具体的女性经验，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如认为女性无法拥有如男性一样的理性、美德、责任感和自主性，女性被描绘为一种“不完满的人”（less than fully human）[12]，而这都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强力反驳。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包括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拉斯（Joanna Russ）、皮尔斯（Marge Piercy）、卡特（Angela Carter）、莱辛（Doris Lessing）、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等，她们的代表作有《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剥夺者》（The Dispossessed，1974）、《女男人》（The Female Man，1975）、《时间边缘的女子》（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他，她和它》（He，She and It，又名Body of Glass，1991）、《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三四五区间的联姻》（The Marriage Between Zones Three，Four and Five，1980）、《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等。这些作品多表现了在科幻世界中，即通常是较高科技水平或非人类世界中的女性经验、意识与命运。如生物学女博士哈拉维所言，在探讨女性生物学家及其著作时，她的目标是思考当科学被打造成为公共神话故事（public myth）时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女性想要，也应该参与到对这些故事的述说中（详见《猿》：176，178）；而在文学领域，许多女性的参与行为则体现在她们借助科幻的独特类型模式，通过描绘新世界的图景而加入到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中。
在这一潮流中，美国犹太裔女作家玛吉·皮尔斯（1936—）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皮尔斯曾积极地参与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和反战运动，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活动家，她的代表作《时间边缘的女人》居于最知名的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列。当然，尽管《时间边缘的女人》最受瞩目，但就作品意境的宏阔、设计的前瞻性及想象的丰富性而言，皮尔斯在女权运动落潮后的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他，她和它》则在当下显现出更精准的预见性。皮尔斯表示《他，她和它》的创作受到了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的影响[13]，这种影响或许主要体现在小说对科技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决定性力量的重视上。与《时间边缘的女人》相比，《他，她和它》中出现的掌握高科技的女性群体、人造智能人及人们对顶尖技术与人才的争夺，正展现出了其对另一社会驱动力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如果说“人文主义危机意味着现代人文主义主体的结构性他者在后现代时代卷土重来……伟大解放运动是由崛起的‘他者们’推动的”（《后》：53），那么《他，她和它》便从性别、种族、阶级甚至生命体形态中的“他者们”的视角出发，在已经越加醒目的“后人类”境况下展开了综合性的考察。
故事发生在2059年。2017年的核战争几乎毁灭了世界，石油产区成为无人区；战后，如Y-S（Yakamura-Stichen）公司等巨型跨国公司（multi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分别占据了残留的宜居飞地（enclaves），形成了“马提斯”（Multis）并实际掌控着人类世界。马提斯之外，还有如提克瓦（Tikva）一类依靠技术出口等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治区“自由邦”（free towns），以及依附于马提斯、环境恶劣的普罗大众居所“格落浦”（Glop）。除了处于黑域（Black Zone）的“以色列地”（Eretz Israel）这样的隐匿社区，各个地区与小邦都被电脑网络所连接。可以看到，小说所拟造的“第二世界”延续并更新了威尔斯、赫胥黎的设计传统：战争的威胁、生态的毁灭、美式商业资本（与日式财团模式结合）的跨国公司霸权、宜居地之外大面积的贫困和广泛的饥荒、猖獗的犯罪甚至器官盗猎等。而资源消耗巨大的大型科技资本公司直接取代了原始的独裁者国家，成为并无显而易见的“首脑”的“恶”之化身。
来自犹太自由邦提克瓦（意为“希望”）的青年女性希娜（Shira）是在跨国公司Y-S飞地工作的科技移民，负责开发人类与大型人工智能体的交互界面。希娜与丈夫思想颇有分歧，在离婚后她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在Y-S公司的阴谋下，希娜被诱使回到其出身地、她的祖母——女科学家玛尔卡（Malkah）所在的提克瓦。提克瓦的科学家艾维拉姆（Avram）多年以来一直秘密进行着超级智能机器人的研制，与他熟识的希娜回归后也参与其中。终于，艾维拉姆、玛尔卡和希娜等人共同完善了智能人的研发，创造出了有自我意识的强大机器人尧德（Yod）。艾维拉姆希望尧德成为守卫提克瓦的战争机器，尧德却与希娜相爱，产生了自主追求：成为提克瓦的公民。终于，艾维拉姆向对智能人渴盼已久的Y-S妥协，将尧德交给了Y-S；尧德之后自毁并设计炸死了艾维拉姆。最终，希娜偶然发现了制造尧德的具体数据，却选择了放弃再造智能人。
作为一名活跃的女性运动参与者与写作实践者，皮尔斯的创作显然植根于六十年代的运动浪潮和理论思考；同时，如科幻研究者莫兰（Tom Moylan）所说，该小说也在弥尔顿的“普罗米修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及卡佩克（Karel Čapek）、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迪克（Philip K. Dick）等的创作之外，将一些新元素引入到西方的“人造反抗者”（rebellious created being）文学传统之中。[14]而《他，她和它》对传统的重要更新在于，它比许多同类作品都更切合当下，也更观照未来。莫兰认为皮尔斯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feminist）观点。[15]确实，《他，她和它》既对业已全球化的资本力量、生态风险加以细描，也对被视为男性领地的“科技”与女性的结合所可能孕育的变革潜能作出了展望。
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在两性中，男性被设定为模板、法度，“‘一个小女孩因而即是一个小男人’。……一个劣势的小男人”[16]，女性成为一个次级的男性。而关于“性征”（sexuality），其实主要指“男性性征”的实践史。[17]在纪实或虚构作品中，以父系谱系书写历史，将女性纳入到男性的家系中，则巩固了男性作为“人之标准”的地位，女性在“人”之历史中被边缘化。与这种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相对，《他，她和它》在探索“人”时，其主要男性人物却是一对关系不睦的父子：冷漠的科学家艾维拉姆被智能人尧德视为父亲，他却将之当作工具，在出卖尧德后被炸死；其子加迪（Gadi）是一名心智不成熟的二流艺术家，一旦遭遇身心强健的女性便丧失了主导力，而他的虚无倾向也使其缺乏延续血脉的可能性。与这样的男性形象相反，小说着重书写了家族三代女性的传奇故事，并用大篇幅追述了其先祖——16世纪布拉格犹太人的历史。从“16世纪家族传说（影射现实）——祖母玛尔卡——母亲丽瓦（Riva）——女儿希娜”这样以女性成员构建的家族谱系，形成了厚重的女性历史感。因此，《他，她和它》的构想未以白人男性作为普世性基准线，也与分离性的女性社区不同，它以母系血缘重写人类谱系，力图促使女性历史融入到“人之故事”之中。
在《他，她和它》中，希娜虽然是一名专业人士，但其实颇接近于传统的家庭型女性，其故事基本围绕婚恋和家庭展开。而希娜的母亲丽瓦、祖母玛尔卡[18]的故事则颇为不同。在小说的创作时期，作者对当年的女权运动已形成一种回溯和反思。相比年轻的希娜，其前辈显然更具当年运动参与者的神采。希娜的母亲丽瓦是一名“信息海盗”（information pirate），她盗取马提斯的各种机密商业信息如制药配方等，并将之免费公开，试图以此造福大众。丽瓦代表了现实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主流的黑客文化，即追求科技探索与推行免费软件、知识共享等的精神产物，她认为“信息不应该成为商品。……信息和技术、政治偏见塑造了我们的现实观”[19]。当然，“母职”并非丽瓦的强项，危险的地下工作和逃亡生活使她在希娜的成长过程中缺席，两人并不亲密。希娜由祖母玛尔卡抚养长大，后者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也是“赛博朋克”（cyberpunk）[20]类型小说中的英雄。玛尔卡不仅制造了保护提克瓦的安全局域网络，还通过讲述抵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清剿的人造巨人——“魔像”（Golem）约瑟夫的故事启发了尧德，完成了对尧德的“人化”启蒙。玛尔卡显然与传统的“标准”人类形象极为不同，作为年老体衰、未婚的犹太女性科学家，她极为典型地代表了被从“标准”中祛除的丰富内容：“非阳刚之气的、非正常的、非年轻的、非健康的、残疾的、畸形的或改良的民族”（《后》：98），而正是在这样的形象之内，玛尔卡却被展现为一位具有高度才智与能力的人，她在事业、婚姻、性与个体发展等方面的探索是全方位、持续性的，也显现出追求绝对自由的倾向。因此，“三个女人，代表了三代女性”（He: 190），虽然这一家族故事有着作者自身家庭关系的影子，但作者确实明确表达了书写和保持女性谱系的愿望。[21]
那么，这一（女）“人”之谱系的前景如何？不难理解，作为六十年代运动的活跃参与者、女性乌托邦小说兴起的重要人物，皮尔斯认为1965年到1978年比2000年之后更富活力，她表示，那时人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之下展开关于性关系、性角色的无穷实验；你可以睡在地上，也可以完全不睡，人与人之间不断地进行着交流、探讨。[22]而《他，她和它》的创作也是高度实验性的，这主要投射到了玛尔卡的“双性同体”方案——对尧德的设计之中。在玛尔卡参与前，由艾维拉姆主导设计的智能人“模板”是强健、智慧的白人男性，但他的造物却一直既不够智能，又非常暴力，其中之一甚至还曾杀害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直到艾维拉姆邀请他曾经的恋人玛尔卡加入实验室，才得以造“人”成功。显然，尧德的成功有赖于玛尔卡从女性视角对其进行的改造：希娜认为尧德温柔的秉性、光滑的肌体、敏感的个性等都更接近于女性，其实正是女设计师在“造人”时加入了女性特征，最终完成了创造生命的壮举。由此，小说不仅构建了女性世系，更强调了这一世系在当代社会极具影响力、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面向未来的科研领域的创造力。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设计方案，是从性别维度对“人”的修改，如布拉依多蒂所强调的，改变的是以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所代表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解构的“人”之理念（详见《后》：32）。这样的新方案抛弃了传统的“人之标准”，以修正那种贬低性的他异性导致（的）对他者的结构性无知，他者被排除在人性属性的主要范畴之外（《后》：39），是试图用双性融合的方式，抗拒“性（工具）化”和性别歧视的产生。
将女性加到“人”的历史和标准之中，毫无疑问地会改变“人”的单一面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并非唯一的亚系统，女性自身也是占据人口半数的庞大多元群体，其中的性取向、族裔、阶层等差异化现象不言而喻。在这诸多亚系统的交叉中，如果将某些个别化的性别经验强行设定为新的“人”之标准，便可能造成与平权理想背道而驰的效果，如生态女权主义主张的反科技的、诗意化的“母神崇拜”，以复兴女神、月亮崇拜等来确证女性文化的优越性，或激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女性生活在单一性别群体中方能获得解放的“女性认同”道路等。[23]如此一来，对一般性的平等权利的追求就可能演变为哈贝马斯所忧虑的在未经广泛的商讨之下把某些专门的知识或经验移入到日常生活的私人和公共领域当中的诉求。即是说，仅仅针对某一种有效性要求的知识与经验，如果从自身特定的范围中破门而出，转而追求成为针对整个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效范围，那么生活世界交往基础的平衡就会被打破。[24]即，在未在公共话语空间中进行充分有效协商的情况下，个别性别经验自视为权威的、居高临下、拯救式的修正方式，难免造成一种分离与隔绝的后果。
哈拉维曾分析过“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并主张建构跨种族、性别与阶级的新型松散联合，追求“在离散中生存”。[25]可以看到，皮尔斯的《时间边缘的女人》体现的是绝对对立的暴力抗争，而《他，她和它》的谱系书写虽然也强调自主性，但已少有抹杀另一性别存在合法性的意味，在小说绘制的意识形态图谱上，玛尔卡等与父权制之下被管制的“儿子”（尧德、加迪）结成了对抗艾维拉姆的联盟；小众精英城邦提克瓦与格落浦的底层大众结成了对抗马提斯的联盟；犹太人自治区与种族混杂者结盟；善良的智能人与谦和的人类结盟。“联盟”是一种象征，其意义在于尝试在交往与商讨之中，在分歧中认同、在区隔中聚合，走向可能的和平，这是解决传统之“人”迅速消解后可能出现的政治失能的方法。在此意义上，皮尔斯创作变化的价值不仅在于从极端女权（分离）主义的激进方案的回撤，更在于从特定的、包含具体指令的“女性”原则与要求中脱出，在多元互动的身份中，遵循一种交往的、一般而抽象的原则[26]，使联合男女性、混合族裔性、结合阶层性等成为一种可能。而如通过阅读如《他，她和它》这类小说，女性便有可能对“女性经验”进行想象性的共同建构，在这样交流与想象之中，一个离散的少数族裔女性，才可能进入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黑人的、多元文化、白人的、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的以及其它的政治地点（《猿》：190），这是真正有可能走向联合而非分离的主张。
三、人造智能体与“边界”维持
不论是在科幻语境或现实生活中，有机体（人类等）与机器（智能体）混合的“赛博格”时代都已经来临。拜德明顿指出，希娜对尧德的接受和爱恋表明，所谓不自然之事（the unnatural）已经变得平常（normal），所谓“自然”（nature）的定义已经被改变了，因此《他，她和它》的勾勒真正体现出了“后人类主义”。[27]可以说，相对于常见的女性主义小说，《他，她和它》在女性议题之中融入了丰富的、多主题的想象，它不仅仅止步于探索“女性为何”，还追问了“什么是种族？什么是智能人？人与人之造物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小说以人造智能人的发展和前景为线，广泛地涉及自我意识、网络生存、智能体的未来等，展现了玛尔卡、希娜与尧德——“女性”与“人造人”的相互塑造。
从性别视角看，关于人之“标准”的探讨与斗争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现实运动的平权浪潮席卷，人们也逐渐达成了一些新共识。那么，这样的共识是否可以移植到对人与人造智能体之间关系的设计中？尽管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他者”，人造智能体或许是后人类语境之下关乎“人”之转向的最为重大、关键的问题。当然，虽然随着现实中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上却依然缺乏可参照的实例，而科幻作品则能够为人们提供诸多具象化的内容。实际上，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工智能界的重要人物多受这类作品的影响。除了早期经典《弗兰肯斯坦》、《R.U.R》（即“Robot”一词的出处）之外，科幻“黄金时代”（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三巨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作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迪克、八九十年代的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作品，以及流行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星际迷航”（Star Trek）等影视系列，都产生了超越于一般文学性作品的深广影响。计算机技术领域的重要专家卡普兰（Jerry Kaplan）就表示，他曾着迷于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的超级智能计算机HAL9000，由此走上了研发之路[28]；尽管由于指令的冲突而选择了谋杀人类，HAL代表着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卡普兰的目标就是创造出HAL（详见《与》：131）。著名计算机学家、图灵奖获得者迪科斯彻（Edsger Dijkstra）则借科幻进行展望，表示相信未来是和平繁荣的“星际迷航”探索，而非机器人灭绝人类的“终结者”世界（详见《人》：15），更不用提诸多以“《XX》（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为题的科普读物了。在人造智能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想象成为了人们可资借鉴的重要术语、形象、背景与事例。
小说《他，她和它》重述了犹太传说中流传已久的人造“魔像”故事[29]，其叙述中出现的16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开普勒、提及的布鲁诺等人，暗示了文艺复兴中人类自然观念的改变、现代科学的发端乃至现代社会的开启——一种对时人而言具有颠覆性的境况的到来，这与小说所面对的后人类处境是相似的。小说的一大主题，就是展现人工智能体如何“越界”而成为“人”的关键环节。在传统上，人类需要保持人与非人（智能体、其他生物等）的明确“边界”，从科幻小说中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生物形象（如可寄生在人体内的“异形”/Alien）可以看出，人类如果被“非人的他者”所侵染，带来的将是巨大的灾祸和恐怖——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一种跨越界限的战争。
人们曾经认为，工业革命后，人类作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中唯一伟大的生命体，人与人造智能体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些区分意见来自各个领域，机器人领域著名专家、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莫拉维克从图灵的视角出发，总结了关于“机器能思考”（类似于人工智能体是否是“类人生命体”）的反对观点：（1）神学角度：机器没有灵魂；（2）意识角度：机器没有内心体验；（3）能力角度：如和蔼、快乐、道德感、创造力等的缺乏；（4）数学角度：计算机的机械推理的局限性；（5）生物角度：计算机固定规模的步骤与生物神经元响应的不同；（6）输出设备角度：计算机只能完成人类编程所要求之事；（7）超感观角度：人类可能对未来有所预见，机器的决策中则无；（8）局限性角度：机器人无法从人类处获得应对所有情况的指导；（9）利益角度：害怕人类的至高地位会被取代。[30]
《他，她和它》便体现了不少前述的观点，尽管小说具有一定的物种平等倾向，但这些否定性的观点仍然被融入进了小说的重要情节之中，尤其是关于人造智能体只能按照设定的程序行事、只会进行功利计算、缺乏道德感与共情能力等观点。在小说的主线之一、希娜的夺子行动中，为了从前夫乔希手中夺回儿子，希娜与尧德偷偷潜入了Y-S；在未能预知的冲突中，尧德为了阻止乔希报警，冷静地杀死了他。事后，希娜对此非常不满；而从尧德的反应来看，其行动只是根据希娜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纯粹功利性计算。尧德虽然能够明白各种道德概念，但却无法对“谋杀”所蕴含的道德意味产生情绪反应，这其实也显示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体的一种基本理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希尔勒（John Searle）的“中文密室”（Chinese Room）所揭示的，它是一种没有自主意识，更没有同情心的“输入—输出”机器。因此，人工智能体虽然时常被设计为人化的外形，但它并不是人，也不能真正威胁人类的优越性。著名数学家、“控制论”（Cybernetics）创始人之一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中指出的，机器是僵化的，“如果我们让这样的机器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就该倒霉了”[31]；机器被认为有害，通常是因为它们太死板、太僵化、不灵活（详见《我》：138）。小说中，尧德的制造者艾维拉姆便持这一观念，他认为尧德和机械武器没有区别，还对其表现隐含的憎恶。显然，这样的理解保证了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类的忧虑之情。
此种边界区划，如拜德明顿在讨论据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魔豆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1956）时所评论的，电影对强占人类身体的外星生命展现出了一种“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立场，体现在四个基本原则上：首先，确信人与非人（inhuman）之间有着绝对差异（absolute difference）；其次，这种差异是等级式的；再次，是对一种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人类本质（essence）的吁求；最后，保持人与非人的他者（aliens）之间的相对性。[32]显然，人类恐惧的正是“大量介于‘人’和他的他者们之间的壁垒就会坍塌下来，以一个瀑布效应的方式打开意想不到的视角。”（《后》：95）人类不断观察着自己创造出的智能体，担忧其将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在《他，她和它》中，在2040年曾出现“反人工智能运动”，机器人被销毁，此后智能体被广泛运用于生活与工作之中，代替人类从事清洁扫除等重复、辛劳的工作，但却不允许被制造成人形，智能体的面貌以猿猴之类“次等”生物或无法移动的智能屋形象出现——私造高级智能体的惩罚乃是死刑，其中的考量并不新奇，早在19世纪晚期，英国小说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1872）中的“机器之书”中便提到，出于对工业文明的非人化、机械化的恐惧，一个曾高度发达的社会完全放弃了机器装置。然而，在现实科技不断突进的境况之下，随着人类对人造智能体展开广泛的讨论，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维持“界限”的内在困境。
四、“生命”创造与形式革命
今日之科幻就是明日之可能的现实。在当下，面对“创造”与“生命”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许多科研实践已经处于人类必须严格加以审视和判断的新阶段。如果人造智能体呈现出的是一种高度集成的、可变的集合体，“假如这台机器既可以自组织，又同时是跨性别者，那么旧的人类有机身体就需要被安置到别处了。……技术调节的参照点既不是有机/无机的、雄性/异性的，也不是白人的”（《后》：142），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人造智能体可以广泛地通过“人”之准入测试（如图灵测试）之后，“人和机器就是两个不同面孔的兄弟”（《我》：66）了吗？原有的“人”之标准与边界失效了，新的标准又如何可能？
伴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的理论浪潮以及人造智能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主体的界线是可变的，可渗透的。一方面，如助听器之于聋哑人、声音合成器之于语言障碍者，心脏起搏器、人造肌体等之于患者，无机物和有机体可以结合在同一“系统”之中，而“人”甚至可以是用连字符加以拼接的复合生物，如“人类—机器”（详见《我》：111-112，152-154）：“人类有机体是个中间存在，被插入到并和各种可能性来源和力量联系起来。”（《后》：206）那么，是否可能给此种复合体划定一个标准，即有机体与无机物融合到何种程度上便不再是“人”了？与之相伴的问题还包括，这是一条终将放弃人类自由意志与能动性的退化道路吗？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的计算处理速度、内存等出现指数级增长、成本相对地巨大下降、包含海量数据的互联网蓬勃发展，人造智能体显现出超越于人类智能的可能性。诚然，“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指出，对机器人与人类的而言，某些行动的难易程度正好相反：在进化历程中，在很长时期里人类都并不擅长算术运算，但对机器而言，计算能力的发展易于推理能力，也比感知和行动能力更容易[33]——如玛尔卡对尧德的教导和性启蒙、希娜让尧德欣赏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Red Rose”）并触摸玫瑰花（被刺）（see He: 87-90），都是在创造的后期阶段培养其感知力——因此人类似乎不必对智能体强大的运算能力过于恐惧，这并不是其是否近似或超越人类的衡量标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智能体通过“深度学习”发展出直觉力并按此行动，能够无需人类专家一点点地编撰和供给知识或告知如何解决问题时（《人》：27，30-31），它开始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人无法明了其内部工作方式，技术对人而言变得封闭了。如玛尔卡对尧德所说，他展示出了她和艾维拉姆从未预见到的、产生新行为的能力（see He: 387），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打开了造物之门，人造智能体成为了一种“非人的生命形式”？这是一种玛丽·雪莱谴责的、人类向“造物主”的僭越了吗？
对此，控制论第二次浪潮中的重要人物，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表示肯定。马图拉纳和合作者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提出的“自创生系统”理论（autopoiesis）认为生命系统以自我生产为目标，生命系统就是在不断地生产其自身的系统，它是环形、循环、自指的；他表示，其理论绝不阻止人造的机器变成自创生的系统。马图拉纳批判了一种界定生命的方式，即生命形式不能或不该由人来制造：“担心如果生命系统不仅可以被复制，甚至可以由人来设计，那么对任何生命的敬畏就会消失。这完全是扯淡。”（转引自《我》：185-186）也许如众多科幻小说所展示，到某个时刻，人造体确实拥有了高超的智能，甚至“生命”。在支持智能体作为平等生命形式的学说中，智能体如果能够进行自主的道德判断并依此行事，他就是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see Posthumanism: 112）。在《他，她和它》中，与尧德互为镜像的“魔像”约瑟夫在执行任务时杀死了无辜的人，他一直祈祷被原谅、被接受，祈祷能获得关爱；而尧德虽然在某些事件中显得机械，但他不仅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还最终发起并完成了最高程度的道德判断和行动：自杀与杀（主）人——难道尧德的高度智能和强烈情感还会被视为“非生命”而不被认可吗？
《他，她和它》描写了三条主线情节：希娜离开恶托邦Y-S前往提克瓦，和尧德重返Y-S的夺子旅程，尧德、希娜和玛尔卡等的意识接入“赛博空间”（cyberspace，网络世界）后的战斗。在后两段情节中，尧德既在人类社会中展现出超凡的体能，还指导希娜等人适应赛博空间，显示出其在网络世界中拥有人类无法望其项背的巨大优势。因此，智能体一旦广泛介入了人类的工业生产、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军事行动等诸领域，其发展既是对人类能力边界的新一轮巨大拓展，却又淘汰了人类的众多技术、智力型工种，并可能编织出监控的“天网”，使曾自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感到自身变得如同一种粗劣的简单生物。如此一来，人造智能体王国不断扩张，似乎成为了“存在巨链”上横亘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下一个明星。令人吃惊却毫无疑问的是，人造智能体还可能创造自身，产生自己的时间线与历史：代际的过去与未来。机器可能不再代表僵化，而是引领了一场由电力驱动的现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详见《人》：47）[34]。卡普兰指出，“生命”在今天专指（有机）生物，但在未来则需扩展到特定的电子和机械实体（人工智能体）上；人和这些实体之间并不是人与车（非生命）的关系，而更接近于人和马（生命）之间的关系（详见《人》：195）。
（尧德）：“ 它们（小猫）害怕我。”
（希娜）：“你是个大块头，它们不认识你，闻不出你的味道。”
（尧德）：“我不是哺乳动物。你有生物纽带，而我没有。……你是家族成员，我不是。”
（希娜）：“这让你很困扰。”
（尧德）：“这让我感觉到疏远。你属于大地，而我不属于它。”
（希娜）：“别瞎想。你和我一样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是由一样的分子、一样的化合物和一样的元素构成的。”（He: 185）
人造智能体侵入并混淆了人类所谓“人”的界限，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与设计“人”与“生命”的未来方案。对秉承物种平等理念（包括动物、植物等）的后人类状况研究者而言，其基本的工作便是对“生命”定义的更新（see Posthumanism: 4），而对所谓“机器”作为生命形式的认定，也应是题中之义。布拉依多蒂认为，后人类“变成了一个被扩展的关系型自我。后人类的关系能力并不局限我们人类，而是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后》：86）。但问题在于，在此前漫长的工业革命时期中，诸多观念也曾变化，各类习俗也曾变迁，许多工种也曾被淘汰，社会结构也曾改变，但无人会认为如火车等的智能已经对人类种群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而人造智能体的出现，则或许意味着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冲击，以及人类在这一星球上建立起的他我等级秩序的一夕剧变，使人担心“人类世”的终结——众多读者从人工智能科幻故事中读出的便是恐怖和灭亡。
五、“人工智能”还是“智能增强”？
与对新生命形式的高度接纳或绝对排斥态度不同，人类的另一思路则仍然对“人”本身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即以各种方式对人类进行“增强”。相对人们早已耳熟能详AI（人工智能），IA（智能增强）的概念较为陌生，后者的基本指向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加强。如果说AI追求的是创造一个全新之物整体性地模仿/代替人类（工作），IA则强调利用计算机或生物技术扩展、加强人类的能力，重在对人类进行身心改造，寻求人机交互共生。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研发界或人文学术界，AI与IA都有着长期的论争，两者之间的分歧一直延续到当下。在研发界，从“人工智能”概念提出者麦卡锡到谷歌机器人帝国最初的构架师鲁宾（Andy Rubin），从鼠标发明者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到苹果Siri的主要设计者格鲁伯（Tom Gruber）等，形成了两种有竞争性的设计路径（详见《人》：前言XI，163-165）。在学术界，关于IA（或称“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主要争议在于认为其指向了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强化（an intensification of humanism）[35]，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现有特质的加强而已，而这种智能和肌体改善是否会带来人类的道德进步也值得怀疑（see Posthumanism: 6-7）；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往往将之归为流行文化对后人类境况的基本态度，并与学术界相对照，用拜德明顿的话来说，这是好莱坞与巴黎的不同[36]。实际上，AI和IA都是人类借以自我理解的镜像，激发人类对自身进行深入思考；而文学作品也以预言和寓言的形式，考察了这两种潮流走向。
一般来说，AI在文学传统中更为主流。科幻小说通常展示的是广阔的AI式前景，却又似乎潜在地认为AI如果受人控制，将成为奴隶般的次级生命，而不可能是人类的朋友或伙伴，如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68，改编为电影即著名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便是典型的例子。出于这种忧患之情，AI在众多科幻小说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她和它》中，人类塑造着AI的自我意识：玛尔卡给尧德讲述“智者创造魔像”的故事，这与她创造尧德的事件本身完全平行，无疑形成了一种自我指涉与揭穿，使尧德理解了自身的被创造，获得了作者认为被压迫者（如女性、人造人）应有的内在独立。但在尧德身处的现实人类社会中，即使在反抗资本主义、维护社区安全，即最具正当性的提克瓦保卫战中，尧德扮演的角色也始终是被艾维拉姆驱使的奴隶。“Yod”之名是希伯来文中“第十号”的意思——“十人”则是正式礼拜仪式所需的人数[37]，然而在践行自由、民主的精英城邦提克瓦，当尧德想以他自视的“犹太人”身份加入到礼拜仪式、摆脱与艾维拉姆的主奴关系时，也引发了巨大的非议，尽管有玛尔卡这样德高望重者的支持，尧德也未能获得公民资格，并被主人作为牺牲品送给了Y-S。提克瓦管理委员会的讨论（以及约瑟夫故事中关于其身份和命运的争论）蕴含了复杂的哲学、道德、法律问题，人们的意见分歧巨大。可以设想，如应希娜的要求行事的尧德，在行动中自主决策并杀死了阻挠他完成任务的乔希，这一行动的责任应由谁承担？人工智能体可以/应当成为“法律人”吗？虽然小说给出了悲剧性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在女性、犹太人之外，又一个未被接受的他者被皮尔斯纳入视野之内，一种新的类人生命模式被引入到关于“人”之标准的细致探讨中来。如果赋权不可避免，那么将如何进行？智能体与传统的有机体人类或赛博格究竟是何种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又如何？[38]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后人类研究者赞成一种新型的公民权，以及对新生命形式的政治赋权，但许多人担忧的是如果人与智能体并非主奴关系，智能体的能力又超过了人类极限，它不会成为忠诚的伙伴，而可能成为人类的对手、敌人，甚至毁灭者。一种近在眼前、已经开始发生的情况便是，智能体代表其所有者赚钱（金融运算、代理投资等），却可能造成灾难[39]；还会形成强大的马太效应，使少数人获得巨大财富、大部分人被抛弃（详见《人》：90）。莫拉维克预言人工智能体发展的几个阶段：初期（2000年）—中期（2050年）—长期（2100以后），他虽然对变化持乐观态度，却也指出在对智能体缺乏管制的放任式发展中，人类将可能遭遇南美有袋动物遇到北美胎盘哺乳动物后同样的命运；人可能退出工作领域，被机器豢养。[40]因此，尽管《他，她和它》中的AI故事带有一种浪漫的感伤情调，但创造智能体仍然显得像是一种错误，小说最终的结局是希娜虽然深爱尧德，且有极佳的机会将其复活，却选择了放弃智能人。
在小说中，马提斯之外的地表残留的辐射和化学污染使人们不敢在安全范围之外活动，人类的生育能力已经丧失殆尽，如希娜一样自然地生下健康婴孩者既被认为是值得颂扬的，又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原始”（see He: 116），因此当代研究者戈曼（Elissa Gurman）在论证小说的保守性时指出，皮尔斯强调和颂扬了传统的女性生育之力、人创造生命的能力；希娜选择了放弃复制尧德，代表的是生育（reproduction）胜过了复制（replication）[41]。确实，希娜将传统的“人”之特性赋予了尧德，即他应该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也不应被复制的生命体，但戈曼显然忽视了小说在其他方面的考量。首先，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伦理之下，人工智能体既无自主权，也无世俗权利，他将心怀怨愤地充当其创造者的奴隶。尧德炸死艾维拉姆的行为便全然违背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伦理，而呼应了从《弗兰肯斯坦》到《莫洛博士岛》所开创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共同毁灭的故事。
“弗兰肯斯坦是谁？”尧德问道。
“他制造了一个怪物”，加迪说：“就像我父亲一样。”
“一个怪物？”
……
“一点都不像”，希娜坚定地说：“加迪是在激怒你，尧德。别在意。”
……
“我（尧德）看了《弗兰肯斯坦》……那个怪物试着和人类交往，他尝试和人一起生活，但他十分暴力——我也是这样。他只会带来仇恨和伤害。”（He: 148-150）
在AI与IA的不同道路中，对人造人尧德的放弃和对智能增强人尼妮（Nili）的赞美、对网络世界的大胆想象和细腻描绘，显示出了作者对IA模式的偏好。研究者海耶斯（Katherine Hayles）在研讨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42]时指出了AI的特性：“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要在机器内部建立可以与人类（智能）相提并论的（机器）智能。人类是衡量标准”（《我》：321）。而IA形式则暗示了一种新形态，即人类通过模拟人造体形态的局部改造而得到强化。小说实际上考量的是学界认为体现了流行文化保守性的问题（see Posthumanism: 6）：在强大的人造智能体面前，人类何以自处？人能否借鉴人造体以保持自身的生存竞争力？在皮尔斯笔下，经过全面身体增强改造的尼妮受到了肯定。玛尔卡表示，“尧德是个错误，你（尼妮）才代表正途。半人半机器要好过制造奴隶式的机器人。”（He: 412）玛尔卡处于肌体衰老的生命晚期，她将强化模式视为未来的理想模式，强化人社区便成为了她的朝圣之所。
更进一步，皮尔斯还发扬了《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的赛博朋克设计，触发了身心二元论、“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难题。[43]《他，她和它》设计了一种全接入的赛博空间：世界范围的连通网络（Network）、局域网（Base）等，人脑通过仪器设备接入电脑网络。在地球自然面貌几乎被毁的情况下，人们乐于在网络中穿梭游荡，在头脑中感受已经不能再亲身体验的景色和事物。小说沿袭了《神经漫游者》的模式，将网络世界中的数据呈现为具象化的物体及地理面貌——数据景观（datascape）被人文化了，人类主体却又计算机化，两者结成了共生的联合；在此背景下，人类的叙事得以展开（《我》：51）。这种全接入的世界是“信息”与物质世界结合的产物，人可能在其中生存、被困或死亡（如玛尔卡差点遭受的脑损伤）。它使人类社会与网络世界逐渐合一，实验性地考察人类脱离肉身束缚后的无穷可能性。而这样深度的人机交互，只有在当代电脑技术不断革新、海量信息网络与全球化相伴、赛博朋克文化逐渐成型后，其探索才可能真正展开。
那么，在AI与IA的未来可能性究竟指向何处？笔者认为，如果说人类是造物主的产物，人造智能体AI是人类的产物，人类也许认为自身是一种造物主的投影、完美理念模型的“缺失”，一种不完满的存在，而人造之物成为了人类追求“完美之人”——“神”的恒久冲动的宣泄造物[44]，它将始终追求对“不完满”的弥补。现实也的确如此，在过去及当下的AI设想中，无论是在智能和体能上，人工智能都蕴含了人类如“更快、更强、更美……”的无尽追求。而理想的IA增强像是对传统之“人”的有限升级，但也将带来更丰富的人类体验、人类主体性的扩展和延伸，如IA所设想的基因改造、从人脑中提取记忆载入电脑、人体“零件”的持续更换等，也同样呼应了人类摆脱肉身局限——对永恒的渴望。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可能导向主体汪洋无际的扩张，并进入一种真正的无限性状态。它似乎预示着一种前景：不再以一种明确的从“生”到“死”、有限线段式的方式看待生命及其价值。当有限性消亡，生命形式失去了“死亡”这一最重要的参考坐标，这将是真正的机遇还是西比尔（Sibyl）的永生困境、浮士德的不可满足？《他，她和它》抛弃了尧德模式的重负，尽管“复制”手段使生命看起来如此轻盈；在阿西莫夫的著名短篇《两百岁之人》（“The Bicentennial Man”，1976）中，主人公选择了从可无限延续的机械身体改造退回到有始有终的有限生命，这不正是对无限性前景最深刻的忧虑？[45]
在当下的现实中，如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曾对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革命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其关于药物、遗传、寿命、尊严和技术管制等的探讨与建议不可谓不中肯，[46]但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他毕竟未能预见人工智能在当今的高速发展。或许，相比AI的无限可能，比起以新的智能体超越、取代人类，一种随技术增强而变化的人类自身，是一种更易接受的范式。当然，它不是仅仅基于一种无条件、无限制的平权理念，而是多少具有狂欢化色彩的后人类模型——如果“后人类”发展成为了一种自助餐式的自主选择，人们总要坐下来吃点什么，而不是就此离席而去。
《他，她和它》中展示了如下的世界画面：被毁灭的自然世界、全接入的网络、近乎消失的民族国家、强大的资本、森严的阶层、分裂的区域。小说中的四个现实世界，马提斯代表着忽视生态环境、机械刻板的现代社会，是典型的恶世界；自由邦如提克瓦是小说情节的主要发生地，它保持着较高的经济水平，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最终也无法独善其身；寄居于肮脏混乱的格落浦的居民早已无种族之分，却不得不穿戴罩衫防止帮派侵扰；神秘的隐匿社区则仅仅出现在人物的只言片语之中。这四个世界虽然被并置，也不乏现实影射意味，[47]但却似乎处于前后相继的历史轨道之中，透露出了作者的理念：马提斯和格落浦代表着冷峻的现代工业社会；提克瓦这样的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自治区，其形态一如古希腊城邦，象征了逝去的古典理想国，其运转依赖于公共政治生活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的高素质。它创造了某些奇迹：马提斯也难以制造和攻破的局域网、超级人造智能体，但在马提斯的虎视眈眈之下，其前景却岌岌可危。因此，无论格落浦与提克瓦的联盟是否成功，犹太女性的隐匿社区看起来才是未来之光。虽然作者并未试图解释这样的社区何以拥有Y-S和提克瓦都未掌握的IA技术，但它成为玛尔卡的归宿地却是一种象征：作者与其化身都在寻找新的资源：前途不在提克瓦代表的过去，而在于另一种未来。
可以看到，在当代的“后人类”境况中，传统人文主义衰落，“对于生活在第三个千年的人类来说，我们事实上居住在以技术中介和全球运行的自然-文化连续统一体内”（《后》：119）。在文学创作中，某些科幻类型降低了对科技展示、科学预言及故事性的追求，而转变为探索人与科技、社会、其它生命等的关系的思索型文本。在这样的潮流中，女性作家的创作颇具特色。与诸多科幻作品的悲观氛围与批判立场不同，其体现出一种自我言说的积极追求。不难发现，“当那些被种族化/性化/殖民化的言说者‘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亦即宣称具有原创权威去代表他们自己”（《猿》：239）时，难免希求以此为契机争取平等权利。她们在借助科幻形式进行着自我探索，因此很少是完全指向解构的。在此背景下，《他，她和它》便具有一种代表性——小说跨越了许多维度，在女性主体、赛博格和人工智能、犹太传统、阶级分化相融合的广阔视野中，作品提示出了一种后人类境况的可能性，一种不同的性别、年龄、阶层、种族甚至生命形态可能再次被拉平到同一维度（“人”）上的境况。它也充分体现了“科幻小说中那些各式各样的乌托邦与恶托邦场景，其目标是对道德、价值和禁忌之间的‘协商’进行监督，他们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变迁的接受……科幻是对各种症候的形象化，这些症候代表的是对被压抑的、多元的后人类可能性的欲求和担忧。”[48]“后人类”世界正是藉由这样的想象而朝向未来世界的——一个机遇巨大又危机四伏的未来世界。在将来，“赛博格不会认得伊甸园：他不是泥土做的，不能梦想回归尘土。”（《猿》：247）而这一切，都已从遥不可及走向了仿佛触手可及，这也形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科幻文学的新语境和新潮流，展现并引发出了与以往非常不同的关切。而对于这样的文化与社会前景，“时已迟矣，善恶抉择之机已经迫在眉睫了。”[49]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See Pramod K. Nayar, Posthuma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 罗西·布拉依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导论第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See Krishan Kumar, Utopqiang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7, p.415.
[5] 详见唐娜&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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