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时我生下了唯一的儿子。在往后的人生中我因此避开了几乎所有试图接近我的男性,一切异性的肢体触碰都让我感到恶心。 十八岁时我从漫长的蛰居中走了出来,在亲戚的安排下成了咖啡馆的女招待,这份工作持续了两年。我对自己的生命力稍微有了信心,开始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游走,不断换工作和辞职。那时我习惯于在书店的科普读物区消磨业余时间,夜晚走出酒吧总要抬头寻找星星,却仍然不相信任何人。 二十五岁时我遇到了导师。我第一次看到他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仿佛我在看一匹马,或是一棵树。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个无性恋。在他的引导下我补习了许多基础理论知识,用多年后导师的话说,“展现了无比的热忱和非凡的天分”。 二十八岁时我第一次走进大学开始念本科。我对导师说,我想和他一起做地外生命的研究。导师严肃地说不要这样,跟着我你注定会毕不了业。我说反正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社会常规所设的时间表,根本不在乎什么时候毕业。 于是导师开始和我分享他的发现。多年以前他曾经接到过一个来自地外的信号,然而它太过单调微弱,而且转瞬即逝,无法证明这信号来自智慧生命。但导师只是义无反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认为也许信号的周期太过漫长,人类错过了过去的信号,却总有一天会等来下一次。 我说不要等了。如果地外生命真的存在,它的问候一定在这颗星球留下过痕迹。 后来我们就去挖石头了。在几亿年前的冰川和岩层中寻找蛛丝马迹,用元素的衰变拼凑出陌生的消息。我们几乎确定了地外生命ーー“它”的存在,只差时间给出关键的证据。 然而导师没能等到那一刻。他到死都没有做出任何得到世人认可的成就,被同事和学生看作一个痴迷外星人的疯子。 我独自完成了关于“它”的论文。“它”是文明程度远超我们的地外生物,只是时间观念和我们大相径庭。我们的一世纪在“它”看来不过是一毫秒,对人类而言比永恒还要漫长的时光,甚至不够“它”看我们一眼。我们会认为按下开关的同时电灯的光亮就照进了我们的眼睛,“它”也因此无法区别恐龙灭绝和相对论诞生的先后顺序。 导师在弥留之际告诉我,他觉得他人生中所有的事件都乱成一团,无法分辨哪一件先发生,哪一件后发生,哪一件比较近,哪一件比较远。那时他突然感到一种释怀。而于“它”也是一样吧。 三十五岁时我站在世界之巅,发表了关于“它”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导师的葬礼。我站在导师的墓前看着刻在墓碑上的年份,生于20XX,死于21XX。时间的流逝必然会引向悲剧,因此逃离绝望的唯一方式就是否认时间的线性和方向性。就像我们打开一本书,先读悲伤的结局,再读喜乐的开篇,甚至是闭上眼睛随机翻开一页。这样一来,线就变成了点,小说就成了诗,出生不是开头,死亡亦不是结尾。 四十二岁时我失去了教职,失去了一切,儿子自杀身亡,我则靠保险度日。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劝我说,也许我还能在地外生命的课题上有更多发现,人生还算不上失败。但我知道,在我有限的生命中不可能等到“它”的下一个信号。很久以后它会攻击我们,掠夺我们,毁灭我们,在“它”的问候结束以后。然而在人类灭亡之前它都甚至无法说完“你好”,我们因此得以安全地沉浸在邂逅的喜悦中。 五十四岁时我结婚了。交换戒指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终于完成了一个人一辈子除去死亡之外的所有任务,虽然全部都发生在错误的时间。 人们常常将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作对比,仿佛一见钟情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日久生情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妥协。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一见”与“日久”?那究竟有多短暂,或是多漫长呢? 山峦下沉成为海洋,星座改变形状,物种诞生又灭绝。无限的时间经由“它”的观照被压缩成刹那,我们因此在虚无之中获得了永恒不变的爱。 我想起六十岁时我第一次亲吻自己所爱之人的事。那一瞬间我仿佛终于理解了“它”ーー一切错了位的过往都被打散重组,失去它们在时间轴上的位置,然后凝结成唯一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