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1828-1905），生于法国南特，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借用詹姆斯•冈恩先生在《科幻之路》第一卷的话来说，19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工程师重新塑造世界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运输的重大变革，无疑使得人类在发明创造、地理发现有了全新的突破。
正因此，对于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儒勒•凡尔纳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浪漫幻想自然而然得以在其童年时期所居住的贸易码头边，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货船扬帆而起时悄然萌发。
11岁的小儒勒果真是天真大胆的。当时一艘名为“科拉利亚”号的三桅远洋帆船恰好准备远航驶往印度。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小儒勒注意，遂使怀有少年探险心的他迅速拟定了一个登船偷渡方案——即通过事先花钱收买一位船上同龄的少年见习水手的雇佣合同后，倚靠协作偷偷登船来个偷梁换柱，继而得以前往印度。然而事与愿违，身为律师的父亲皮埃尔很快发现了小儒勒失踪的消息，便立刻着手开始找寻。几经辗转，才终于有幸搭上一艘火轮船，赶上了“科拉利亚”号，找回了意图“偷渡”南亚的小儒勒，并狠狠地惩戒了一顿。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美妙而神奇的故事并非真实，而是源自身为远亲传记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菲伊根据后来凡尔纳家族流传的传说，再结合自己的丰富想象所加以润色而成的。
这就给了后世更多不明真相却又擅长感性幻想的传记作家以讹传讹虚构夸大事实的机会，以致使后来有了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版本：如小儒勒在被父亲抓到后，狠狠地给揍了一顿屁股；或是被父亲揍完后还被关了禁闭，至此产生了精神障碍，导致父子间从此形成了莫大的隔阂；或是小儒勒在事后哭着答应母亲不再以身涉险：“从今以后只在梦中旅行”……等等至今常见诸于他的作品序言及相关介绍的有趣谬误。
事实上，如此花样百出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一个并不那么“精彩”的真相。在他名为《童年的回忆》的作品中，儒勒·凡尔纳曾这样写道，有一天，他去逃课，独自登上“一艘三桅船，当时船上值班的守卫跑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去了”，他在船上从上到下逛了一遍，还转了转舵。“他觉得船马上就要离开码头，缆绳即将松开，船帆也将扯上桅杆，这就将由他这个8岁的舵手来驾船出大海！”他如此大胆而冒险地登上远航大船，自然遭到严厉的训斥。可是，这次逃课却被家族人的丰富想象力所夸大了，以至于变成了后来更广为流传的“离家出走”一说。①
无论如何，那时天真浪漫的种种想法确实在事后多年被搁置一旁。这期间，向意中人的求爱无果令他心灰意冷，致使父亲皮埃尔做出了给予其离开家乡南特，定居巴黎潜心攻读法学学位的决定。而正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浪漫之都巴黎，20岁左右的青年儒勒迷恋上了文学创作，还有幸结识了当时的文坛名流仲马父子。身在南特的父亲皮埃尔也愈发感觉到了在与儿子往来的书信中不时透露出其更愿成为一名作家而非律师的“背叛信号”，以致父子间的书信一度展开了段有关爱好与学业之间的激烈辩论②。
然而，随着青年儒勒在1849年顺利获取学位后，父子间的辩论亦趋于停息。皮埃尔似乎还默许了儿子继续停留在巴黎试图闯荡文学的某种决定，甚至于仍未间断对他这一时期的费用支持。这显然又与那些善于夸大、充满丰富虚构幻想力的传记作家们所描绘的“事实”迥然不同，由此也可间接看出，皮埃尔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同于他们所说的那般积怨颇深，实质上两人的关系从未因为儒勒的文学梦想而产生什么别样的疏离与隔阂，反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亲密，甚至还增添了些亦父亦友的真挚情感。③
起初的闯荡来自他在剧本方面的创作，然而却并不成功。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他的最大成就基本仅限于那部小有名气的独幕诗体喜剧《折断的麦秆》，而这显然不足以为他带来所向往的名誉、财富乃至理想。幸运的是，同期双线创作于剧本与小说的他，在剧本创作不顺的影响下，正在逐步地将侧重点移向另一文学体裁上——小说创作。
深受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以及瑞士作家维斯的小说（尤其是后两位的冒险题材小说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影响的他，无疑会一边试图结合起坡在作品创作上的浪漫逼真、科学严谨的虚构想象力，一边结合两位“鲁滨逊”的惊险离奇、协作抗争、战胜险境等多味元素，写就至脑海深处就一直期许表达的某种夙愿。
这，就是那搁置十年有余的“旅行冒险梦”。自1851年起，重拾地理学的儒勒·凡尔纳逐步钻研起了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每天清晨五点，他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国立图书馆阅读书籍、做下笔记、创作作品抑或是修改作品，数十年如一日。而这，也正是人们所叹服于其作品内容中科学成分之详实之用心之广博的重要来源。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他本人的说法：
“我积累了成千上万条各方面的笔记。现在我家中还有至少两万条以上尚未使用、可以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利用的笔记。其中有一部分笔记是我在和人们交谈后记录下来的。如果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是他们所熟知的，我乐于倾听之。”④
这真可谓是凡尔纳对后世描写科学与技术这一新文学样式的发展与普及所提供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方法，对于后世科幻、科普文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现如今我们知道，在这位作家生活的年代还未有“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具体概念，有的只是诸如“预测小说”⑤（法语：anticipation）以及“科学传奇”⑥（Scientific Romance）的初代称谓。但实际上，通过知晓其主要作品均收录在一个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以下简称为“奇异旅行”）的系列作品集中，就不难发现，凡尔纳的绝大部分如今我们称之为“科幻”的小说，其实更趋向是一个又一个的冒险旅行记。
在《奇异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系列作品里，若从他1861年同《教育与娱乐杂志》出版商儒勒·赫泽尔正式合作出道算起，直至1886年老赫泽尔去世，晚年作品风格基调均因脱离老出版商束缚而有所转变，其中较为国人熟知的杰作包括：
气球横跨非洲之旅《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
深入地球空洞之旅《地心游记》（1864）
航行北极悲壮之旅《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1866）
炮弹探月纪实之旅《从地球到月球（1865）/环游月球（1870）》
船与潜艇海洋之旅《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海底两万里》（1869）、《神秘岛》（1874）
测量子午线南非之旅《南非洲历险记》（1872）
限时赌局环游世界之旅《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
彗星便车环太阳系之旅《太阳系历险记》（1877）
寻死亡命中国救赎之旅《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1879）
蒸汽大象印度恩仇之旅《蒸汽屋》（1880）
固执烟草商环游黑海之旅《环游黑海历险记》（1883）
飞机飞艇环球较量之旅《征服者罗比尔》（1886）
……
这一切的一切，不但源于作家对于地理学近乎狂热的钻研⑦，更源于那未曾断绝的旅行夙愿。仿佛作家以其博学而坚定的笔触，向着作品里的主人公及诸位读者们发号施令：我们的终点，是星辰，是大海；是已知，是未知……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这句出自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恢弘诗句，即使放在今天用来形容人们阅读凡尔纳众多作品时的“初体验”似乎也毫不为过。而有关凡尔纳之于国人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的1900年⑧。在这之后，相关科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甚至一时间风靡并盛行于晚清直至抗战。种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很可能是，20世纪初，无论是日本近代史上“黑船来航”的威逼还是“明治维新”的促进抑或是我国的“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影响，都不可避免汇流成“西学东渐”这一文化渗透现象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凡尔纳的不少极具科学内涵的作品悉数由西方传到了日本直至我国。早期由梁启超、鲁迅分别转译的《十五小豪杰（两年假期）》（1902）、《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地心游记）》（1903），就是这一时期转译自日文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而日译本不少又转译自英译本）。另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88年）统计，截至1915年，中国出版的凡尔纳译作大约有20种（再版除外），且大多转译自日译本。⑨
这就不禁引起当时的国人对这位作家产生一定的关注，以致之后转而对这类“科学故事”的关注。这是因为正如当时在翻译《月界旅行》时的鲁迅先生所惊叹的“中国人做梦梦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法国人却在幻想征服月球”那样，众多在思想上尚处蒙昧、文明上尚处守旧的本土读者在初次体验这种突破传统东方文学形式而立足于科学的幻想文学后所产生的别样新奇感
那么，为何那时去国赴日的梁启超、鲁迅等人会前仆后继地尝试翻译出这一类科学幻想作品呢？笔者认为，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辩言》中的一句话，便足以道出玄机：
“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简言之，是为了激励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打破陈腐的迷信思想，唤醒尚处蒙昧的中华民族。
很显然，当我们再结合起同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的个人背景及之前所谈到的“西学东渐”之缘由做进一步的思索，就不难得到一个也许有些背离作品创作初衷的推论：其实，凡尔纳作品在东方的大量引入，起先多是带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的。⑩
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翻译、转译，就不可避免地致使作者的本意及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中译、日译本使然，两者所转译的英译本亦然。
英译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当时欧美对凡尔纳的翻译接受程度，以及英译本译者们惯有的娱乐目的性等问题。在19世纪的法国，凡尔纳就如同当代畅销书作家般，为出版商赫泽尔父子所包装定位贴标签，使得大多英译本译者对其作品的认知，就如同赫泽尔父子的那长期刊载其科幻作品的杂志刊名一样，成了极具功利性的“教育与娱乐”（亦即刊名）。这就由此导致了在当时他的英译本几乎没有忠于原作的，更多都是被脱胎换骨，译成“以娱乐为本位的科学冒险小说”。这就足以想象后来由英译本转译的日译、中译本又会出现多少的“再加工”和杜撰成分了。⑪
遗憾的是，正是基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的包装定位以及抱有娱乐目的性的低质量英译本的大行其道，使得好莱坞在改编电影时的态度也相对松散且极具娱乐性，而这又导致了后世包括科幻界等文学界对凡尔纳的作品持有狭隘和富有偏见的观点。例如，开篇提到的著名科幻评论家、作家詹姆斯·冈恩就认为，“凡尔纳的大部分小说并非具有多少特别的创造性……凡尔纳写的故事很简单，故事中的人物也很简单。他小说的创作思想也并不特别有什么创造性等等”。这实际上也是欧美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对他的一种误读。
尽管贯穿整个19-20世纪，大多数英语学者认为他是一名青少年流派作家和持“乐观主义”态度的科技支持者甚至是“预言家”，但如此深入人心的海外观念却并不是这位外界看似“乐观”的作家最为糟心的。儒勒·凡尔纳真正烦恼且憾恨的，是一直未能被本国文学界的殿堂——法兰西学院所认可。
“每当我抱怨自己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不被认可时，小仲马便常常这么对我说：‘你真应该是个美国或是英国的作家。当你的书被翻译成法文后，你便可以凭此在法国获得机构名望的同时被你的同胞视为最伟大的小说大家之一。’但事实上，在法国文坛我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1893年的一次访谈中，年近古稀的凡尔纳如是说。⑫
不仅如此，时年已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作家也为本国评论界对他的装聋作哑、不予承认而感到痛苦。归根到底，当一个作家一度受制于出版商的包装定位以及受众们惯有的狭隘认知之“囹圄”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尝试突破上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
针对于此，儒勒·凡尔纳也曾试图努力将公众印象里对其作品的这种所谓带有“定位标签性”的认知局限进行一番创作上的变革。因而，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步入晚年的他开始努力尝试改变创作风格，相继发表了《喀尔巴阡城堡》（1892）和《特派记者：彭巴拉克》（1893），满怀信心地对读者及评论界人士可能出现的看法改观寄予厚望。世事总是那么难料，垂暮之年的老作家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评论界一如既往的熟视无睹，读者则对这一反常态的风格并不买账。
也许是明白风烛残年的自己已然无法再经受突破自身局限所要承受的压力与风险吧，晚年的凡尔纳逐渐放缓了改变风格的创作势头，转而回归了“描绘全球”的初衷。但是，从他在该时期创作的科幻小说《北冰洋的幻想》（1889）、《机器岛》（1895）、《迎着三色旗》（1896）、《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1898）、《主宰世界的人》（1904）、《大海的入侵》（1905）、《追赶流星》（1901），冒险小说《小把戏》（1893）、《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1894）、《极地司芬克斯》（1897）、《天边灯塔》（1901）、《美丽的黄色多瑙河》（1901）、《金火山》（1902）、以及侦探小说《利沃尼惨案》（1904）等发表作品或有生之年未能发表的遗留手稿中，人们也应当看到的是作家一向的“乐观主义”精神似乎随岁月的流逝而日渐磨平了棱角，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及社会批判力正在日益浓厚地显现。
即便如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依旧从未在作品中融入科学幻想元素的创作道路上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向“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中健步前行。就如同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其作品科学的纯粹性、幻想的预见性那样，凡尔纳也总热衷于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中做出具有实践基础的科学推想。在他看来，科学中是存在幻想的，但这种幻想必须不与科学相悖。这一点无疑继承了爱伦·坡无心插柳的科幻创作理念，也启发了后来者提出“硬科幻”这一经典概念。所以，当19世纪末的科幻作家在对相对空气轻（如当时已成熟的气球、飞艇）和相对空气重的飞行器（如当时尚未成熟的飞机）的应用前景各执一词时，凡尔纳早在1886年发表的作品《征服者罗比尔》中，就借罗比尔之口明确地表达出了他的观点：“航空的未来属于飞机，而不是飞艇。”并将其构想的样机（一种近似现代直升机的飞机）付诸于纸笔。此后，包括发表于其晚年的“罗比尔”系列续作《主宰世界的人》、《机器岛》、《迎着三色旗》等作品都依然饱含着充满预见性的科学幻想成分。
而就是这类带有可预见性质的科幻作品，使其本人获得了公众寄予厚望的“预言家”称号。可事实是凡尔纳并不以此自傲，相反却态度坚决地表明其作品中的科学预想成分仅仅只是基于他个人对科学的合理推想，并不能草率地将其中实现的部分归入他的发明发现乃至预言。这一点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他本人及作品，就不难发现其早期作品如《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等即是在已有的气球、潜水艇等发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推想，而非完全由其率先“预言”后才得以实现。更不必说像《从地球到月球》和《蒸汽屋》里的利用炮弹登月和乘坐蒸汽象游历印度这种与后世科技发展相差甚远的科学幻想了。当然，凡尔纳本身也并不拘泥于——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太过在意于对未来科学发展做出预想。前面说了，“描绘全球”才是他真正的创作初衷，他终其一生创作的“奇异的旅行”作品集可以说就是为了写就一套“网罗全球（甚至太阳系）的游记”。反倒是他的儿子米歇尔·凡尔纳在这类带有预言性的科学幻想上似乎更有企图，只不过国人往往不易直接见识到有关他的想法，基本只能见诸于老作家去世后米歇尔对他遗留手稿加以改写并出版的作品，或是少数独立成篇的短篇作品。
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那篇由米歇尔独自执笔撰写、父子二人联合修改后多次发表的科幻短篇《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界巨子的一天》。
该作品最早于1889年用英文发表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小说剧情时间设定在发表时间后的一千年，可谓是充满了野心与狂想。然而，这部篇幅有限的短篇不仅能令读者们近乎身临其境地领略到2889年文明社会的概貌，两位作者还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番尖酸辛辣的讽刺。而其中可能最最令科幻迷所为之叹服的，是文中那些或则平庸无奇，或则别出心裁，或则已成现实的种种预想：
“关于运输，短距离使用时速600千米的飘行车，远距离使用时速1000千米的无轨气垫车，这种列车可以飘洋过海，但没充气管那么舒适。这种充气管能以每小时1500千米的速度将我们从美洲运到欧洲。由于电话和‘传真器’极为普及，报纸是有声的，购买者可到沿街设置的报亭去听他所需的期号。‘映像传真器’也相当普及，就跟我们今天已经使用的电视屏幕一般，但还没达到我们的电话那样普遍；冬眠和电波催眠术都在实践中应用了。跟电子计算机相仿的电计算器可作最复杂的运算。新闻界的权力至高无上，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还可决定归法院裁判的人的命运，因为在审判前就可对他们进行判决。映在云层中的广告使‘地球使者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该公司的经理弗朗西斯•贝内特依然是一位国家元首。我们发现他将莱茵河的疆界强加给俄国大使，这位大使向他申诉说，俄国人被中国人逼迫，不得不向西扩张，但这种申辩无济于事；贝内特对此将采取补救措施，强令中国人节制生育，否则处以死刑：多生一个孩子吗？就杀掉一位父亲！英国被美利坚合众国所兼并，根据合乎情理的循环，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本身只满足于占有直布罗陀！太阳能贮电器和转换器能使四季气温平衡和使两极的冰雪融化。活动式的人行道、用管道进行食品分配以及通过电的振动使空气发光，这对我们这些后继者无疑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还打算一下子移动整座城市，打算将月球翻转过来哩！然而，贝内特要想歇息一会，还得洗个普通的澡；他一撤按钮，澡盆便自动出现了；但贝内特夫人正好在里面；她比她丈夫预料的更早地回来了！她在‘女性造型大师’那里没呆多久。这位大师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过，‘女人无非是个体型问题。’” ⑬
尽管这些预想着实令人震撼，但必须负责任地说，对于任何科幻作家，我们都不应有将其视为“诺查丹玛斯” ⑭之流的想法。否则，只会使公众对科幻的认识本末倒置，久而久之也无助于科幻的长远发展与繁盛。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纵使米歇尔在科幻及文学创作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独特见解，但学术界中多数的凡尔纳研究者对于儿子米歇尔在父亲去世后对其遗稿的大量删改感到诧异乃至不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仍然很可能在于，米歇尔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继承父亲文学水平及思想上的自信，以及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出于为迎合出版商小赫泽尔及其读者们对老作家作品一直以来的定位包装和根深蒂固的标签式认知，而进行的一种能够使其“获益最大化”的删改。
如此受制于出版商而缺乏责任感的删改势必再度导致作家遗稿中的本意遭受不同程度的篡改，使得那些可能令读者对作家产生新认知的作品难以重见天日。万幸的是，1990年，有那么一部最有可能赢得人们对其印象大为改观的作品被其曾孙让·凡尔纳挖掘了出来。
这，就是那部由写成到出版历经整整一百三十年的科幻小说《二十世纪的巴黎》：
传言，《二十世纪的巴黎》可能创作于1863年，写成于作家刚凭借《气球上的五星期》取得成功的1864年，然而却在当时因遭到出版商兼好友的赫泽尔严厉批评而未能如愿出版。之后的130年间，凡尔纳家族的后人都认为这部作品的手稿早已遗失或被受伤的凡尔纳所遗弃。直到1990年，其曾孙让·凡尔纳在家族中一个被弃置已久的箱子中意外翻出这份手稿。1994年，在经过一系列专家鉴定确认为真迹后，这部“神秘的作品”才交由阿歇特出版社出版，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据传此书一经上市，随即大获成功。而这之中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凡尔纳的最后遗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此书的现世极有可能已经重新改写了科幻史。
从现代科幻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巴黎》对于科幻发展的贡献，本该是超出其之前所出版的许多同类作品的。其中最为瞩目的，当然不只是作家在这本书中所预想出的那些后世已为现实的“未来科技”：例如在1960年的巴黎，随处可见的以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支持基础设施的加油站、沥青公路、高架和地下客运列车、传真机、风力发电乃至于类似互联网的发信系统，而是这部作品在对于科幻发展上被归入“社会科幻”（即“软科幻”的早期定义之一）范畴重要分支之一——“反乌托邦”小说的诞生有着堪称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固然这种说法对于学术界认识有所颠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部小说在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的社会环境书写可谓处处充满了预见力与批判力。
在小说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主人公米歇尔·杜费诺瓦作为曾经的著名音乐家后裔，刚获得了拉丁诗大奖便期望就此一展宏图，然而在科技的高度发展与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面前，他的理想却备受制约。这是因为，在这个未来时代，19世纪的经典文艺名著早已失去其信仰者，书店畅销的都是充满实用主义味道的工具书籍。新音乐家、诗人创作的多是以赞扬机械、歌颂工业文明为主旋律的平凡之作，戏剧编排大肆修改经典并以喜剧、闹剧渐长，悲剧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金融业的高速发展致使政治意义模糊化，反制甚而操控主导着未来社会的政治实体。而与之格格不入的主人公只能在夹缝中挣扎求存，然而即便如此，其先后所就职的金融公司与戏剧单位也皆因他个人的格格不入而屡屡受挫，唯一能使之获得慰藉的是以舅舅、教授以及老同事等一群文艺卫道士组成的沙龙性质的小团体，但社会现实的种种还是以意想不到的压迫将这个小团体摧残得分崩离析，最终他那濒临崩溃的生活亦使得他理想破灭而走向墓园……
不得不说，整部作品的背景早已不再像人们所熟悉的“凡尔纳式小说”，反倒与威尔斯的《当沉睡者醒来》（金融主导）、扎米亚京的《我们》（工业至上）、奥威尔的《1984》（无产非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这些反乌托邦代表作有着诸多相似。尤其是，在书中对于科技盲目发展下反其道制约于社会进步的表现上，流露出了当时的凡尔纳出于对都市生活循规蹈矩、唯利是图的忧虑与不满，也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触下表达出了那种近似于其后辈威尔斯所奠定现代科幻发展的“反乌托邦式悲观主义立场”。虽然，遗憾的是本书的缺点也相当明显，如在叙述上的乏味不足，在名词注解运用上的繁复堆砌以及故作高深，在思想上对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惶惑不安以及认知上的曲解短视等。
但纵览全书，《二十世纪的巴黎》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科幻研究学者们对其作品“初期乐观主义，后期悲观主义”之观点的定式思维与武断式划分，并将这位的作家另一面——即其作品所具有的区别于古典科幻的现代科幻小说之潜在特质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也因此，在该书的英文版出版面世后不久的1996年，有评论家甚至提议将该作品作为当年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的推荐候选名单。只不过，限于写作年份过于久远的问题最终该书未能真的入选。⑮
不论如何，1905年，这位晚年饱受风湿、胃病、左眼眼睑功能衰退、面瘫、视力衰退、脚部中弹⑯等伤病折磨的伟大文学家，终究还是于3月24日早上八点因糖尿病离全世界读者亲友们远去，享年77岁。
而那些曾赞誉的、惊叹的、喜悦的、遗憾的、失望的、忧伤的情感必将随其本人永远尘封于不曾为人所遗忘的历史中，犹如冥冥无界的科幻寰宇，永远有着专属于他的那个维度。
用历险描绘世界，以科技诉说星辰。他不是预言家，他是儒勒·凡尔纳。
注释：
①内容详见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系列丛书《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法】奥利维埃·迪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⑬详见其孙让·凡尔纳所著的《凡尔纳传》相关章节内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1999年再版皆可
④⑫节选自凡尔纳爱好者“黎登布罗克教授”译注的《儒勒·凡尔纳的访谈录》（1893）
⑤此为外界对凡尔纳科幻的一种称谓，而凡尔纳则自称其为“科学小说”
⑥此为18至19世纪对古典科幻小说及类科幻小说的一种说法，“科学传奇”之译名则取自马小悟译亚当·罗伯茨著《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⑦1866年热衷地理学的凡尔纳接替了生命垂危的泰奥菲尔•拉瓦莱的工作，开始投身于卷帙浩繁的《法兰西插图地理》这项颇为艰巨的编写工作，该作品最终于1867年完成，作家在这期间与父亲的书信中形容自己犹如“苦役犯”，由此可见其钻研程度之深，编写程度之难
⑧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最先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经世文社出版）译成中文。
⑨有关樽本照雄统计资料引自《华文文学》2013年3期《“科学诗人”凡尔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⑩⑪相关内容详见【日】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⑭诺查丹玛斯，十六世纪所谓预言家，著有《诸世纪（百诗集）》一书，类似于我国的《推背图》
⑮有关《二十世纪的巴黎》评介，大体来自科幻研究爱好者零始真先生之观点，复述内容均有所修改。
⑯指1886年3月9日，儒勒·凡尔纳在回到家中突遭侄子加斯东枪击，唯一命中的一发子弹命中作家的左脚关节处，该枪伤最终导致凡尔纳从此深居亚眠难以远足，而其侄则被以精神失常为由关入精神病院作为处理这一事件后续，但有关该事件至今依旧在凡尔纳研究学者中仍存在着诸多谜团及争议。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和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这种现状，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但受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限制，前人的种种尝试均因缺乏“科学”的理念等而宣告破产。然而，到了“19世纪前半期，人们看到有若干试创人类新型社会的实验。”即以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改革理念及相关实验，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①
也因此，“空想主义者”们的“唯心主义”身份显然在思考问题时不同于身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使之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将自身所精心制作的社会蓝图付诸实现。这样一来，处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则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之下继续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昂首阔步，其所暴露的社会问题也愈发严重。这个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动者”马克思基于毕生多数时间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1848年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将19世纪中期以后的欧洲乃至世界拖入充满“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洪流之中。
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866年9月21日，威尔斯降生于当时工业发达的伦敦城外东南部的肯特郡。与英伦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是他童年贫困的家境。他的双亲均属于社会的下层人士，按他的说法属于“小资产阶级”。父亲约瑟夫是一位园丁，并同时兼任职业棒球员及教练；母亲莎拉则是一家名为“上花园”宅邸里的贵妇人的侍女，且在威尔斯眼里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后约瑟夫花光了积蓄买下其堂弟的一家名为“阿特拉斯屋”的瓷器店，经营起来却十分不理想。小威尔斯即是在店内阴暗的地下室里长大，自小就感受着底层社会的贫苦生活……
7岁那年，小威尔斯在一位地主家少爷的捉弄下意外跌断了胫骨，不得不在家中休养。然而，身为病人的特殊待遇却让他尝到了难得的甜头——地主家夫人为赔礼道歉送来的好吃好喝不说，还送来了不少文具玩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改变他之后人生方向的——书籍。
就这样，养病期间的小威尔斯在同时受一直以来酷爱阅读的父亲约瑟夫的影响下，开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从人文地理自然史，到期刊文学名人传，只要是图书期刊，不管是地主家送的还是父亲约瑟夫收藏订阅的，他都有兴趣飞快地读完。当然，也不论读完后还记得些什么……
1873年，在英国颁布教育法后的第三年，7岁的小威尔斯在家里有力支付学费后得以进入学校学习。阅读的兴趣也一度伴随着小威尔斯进入接下来的学生时代，以至于到10岁时他就有产生了写小说、画插画的兴趣。但却在他11岁那年，父亲因为在一次修剪葡萄藤的过程中意外跌落梯子，从此成为一个活动不便的跛子。除此之外，这次意外所连带产生的高额医药费还造成本就面临倒闭危机的瓷器店“阿特拉斯屋”境况日益恶化，生活也变得愈发艰难。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威尔斯一家为一贫如洗的生活困境所担忧时，母亲莎拉做侍女时的女主人正因宅邸缺乏一位可靠的管家而找上了她，而父亲则留在瓷器店卖瓦器。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家里的经济状况似乎也不再足以支持孩子们的读书费用，所以没过多久，小威尔斯便在13岁那年早早进入社会谋生。
从这时起一直到1881年，他间断地做了三回学徒，其中两次是在卖布商手下，一次是药剂师，还有一次是到小学里当“小先生”（助教），但都没做多久就被辞退。被辞退后，小威尔斯会跑到母亲担任管家的宅邸“上花园”来投靠，而他就是利用这短短的接触上层社会的时间内，琢磨出了使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方法，一连几个晚上不顾着凉地专心于观察月相。并通过宅邸丰富的藏书，阅读了诸如伏尔泰的散文、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对其后来思想及文学上具有启发作用的名家名著。这之间，他还接受了不系统的教育，在一所中学寄读，以高于同龄人的天赋学习了各种“现代”（基础）科学的知识。
1883年，在最后一次做学徒后没多久，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想重回校园当助教。寄读时中学的校长拜特出于看重主动给他提供了职位，以此打消了母亲的顾虑。期间，他既是教员，又做学生。在校长的热心协助下，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利用业余时间修习了文学、数学、地质学、初等无机化学、物理学、天文学、人类生理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并以通过参加考试获得奖学金的方式来报答校长。
福有双至。当努力的学习换来奖金的回报之时，英国教育部突然下发了一则通告：将集合各地科学教员，统一组织到科学师范学校（后来的英国皇家学院）的“教师训练班”进行培训，以提高各地科教教员素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所学校恰好有一定的免费生份额，且每人每星期还可得到生活补助，这对于一直处在贫困中挣扎的威尔斯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次从下层社会翻身的绝佳契机。
1884年，18岁的威尔斯顺利进入了科学师范学校学习，这一年最令他兴奋的即是他的生物教师由大名鼎鼎的“达尔文斗士”托马斯·赫胥黎任教。在自传中，威尔斯曾饱含钦佩地回忆道：“他用一种清晰坚定的声音讲解着，不慌不忙，也不踌躇，不时转身在后边黑板上画些图解。在他继续讲之前，常常要把他手指间的粉笔灰拂得干干净净，他是颇有洁癖的……这由赫胥黎担任的生物学课程，在性质上是纯粹而精确地属于科学的。他除了充实，研究，完成在他范围内的知识以外，没有其他的（如经济利益上的）目的……”②
不久，生物学课程由于赫胥黎的生病不得不由平时在旁制图的教师G.B.豪斯代课。对于代课老师，威尔斯同样报以十分的尊敬渴求知识，最终以甲等分数完成了当年的课业，而优异的成绩也使他得以在第二年继续留在师资训练班中继续深造。
然而，之后两年所修的物理学、地质学课程由于讲师授课的枯燥乏味，一度让威尔斯的学习热情逐步消耗殆尽，使之将这种热情逐步转移到了创作上。在一次学生辩论会上，威尔斯偶然听到一个关于四维空间的宇宙理论的新观念，这对于当时的物理学宇宙观可谓是一种新见解。于是他把握住了这种思想，在将其作为后来成名作《时间机器》的理论设定基础之前，尝试着写成了一篇题为《刚性宇宙》(Rigid Universe)的思辨性论文。在大学期间，他还创办并主编了名为《科学学派杂志》的大学刊物。但在1887年的学年测验中，因地质学成绩的不及格，使他没能在当年拿到学位，于是只好离开学校回头教书。
教书期间，威尔斯曾试图锻炼一直以来瘦弱的身体，但却伤病不断。在一次踢球的过程中意外压伤了左肾，直到察觉便血后的第二天，才被请来的医生诊断出来。没多久，可能是受工业化日益加剧的伦敦污浊空气的影响，他又咳出血痰，并被诊断为得了痨病（当时还没有对肺结核症的认知）。
1888年，受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红字》的影响，威尔斯在自己的《科学学派杂志》连载了成名作《时间机器》的前身，一部名为《时空长河中的寻金羊毛者》（The Chronic Argonauts）的小说。只是在此之后他曾一度停笔，直到1893年后才在修改后扩大篇幅，将小说定名为《时间旅行者》。
在1890年顺利取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大学函授院教书，并尝试着给期刊与报纸投稿。不久，在又一次生病休养的期间，他在“上花园”写下了《单一性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Unique） 一文，很快经由一个名叫弗兰克·赫里斯的编辑发表到了《两周评论》。文章被采纳立刻鼓舞了威尔斯，于是他又乘胜追击地将前面所提到的《刚性宇宙》一文寄出。然而，四维时空的概念对于当时的赫里斯编辑的认知而言着实过于超前，以至于他主动约见威尔斯并训问了一通后，就此销毁了这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底稿。这样直到1894年，当赫里斯成为了《礼拜六评论》主编后才回忆起那篇稿件的价值，又悔不当初地向威尔斯约稿，并使其作为期刊的常期撰稿人之一。
1891年，向来反抗传统道德约束与伦理观念的威尔斯同表妹伊莎贝尔结了婚。然而到了第二年，他却又在学校的授课中开始对学生艾米·凯瑟琳·罗宾斯产生了好感。1893年，威尔斯在工作的压力下又一次的咳血，不得不又在病床上休养数周。这期间，他与女学生艾米的通信日趋频繁，也是在这时，他反抗传统道德约束与伦理观念的秉性悄然发挥了作用——他同艾米相恋了。不久后，他在出版的第一部专著《生物学读本》中，将该书献给了艾米，并在扉页画了一只兔子正在解剖一个人的图案。同年12月，他离开了妻子，与性情更为相投的艾米同居。1895年，在与伊莎贝尔离婚后，威尔斯最终同艾米结婚。
这一阶段威尔斯的工作除了教师的身份外，还成了伦敦的一名记者。在那时，他似乎担任的是类似于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各领域中的问题都有发表看法，甚至对通灵术都有其见解。可以感受的是，那时的他力图通过他独到的理解力将科学知识以通俗化表达，通过敏锐的察觉将社会问题以深刻化呈现。③
1893年起，在做新闻记者的同时，威尔斯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幻想作品。其中最具野心的早期作品是在《蓓尔美尔街公报》发表的短篇——《公元100万年之人》（1893）。这篇小说“大胆地描述了一种在自然选择下最终重塑的人类：一种因为太阳冷却后才被迫撤离地下的生物体，他们有着硕大的头颅，巨大的眼睛，双手十分纤细，身体部分则占其中的小部分，且最终这种人类只能永久沉浸在营养液中。”这种新人类的设定很容易令人再度联想起《时间机器》中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人和生活在地上的艾洛伊人的部分特征。其他的作品还有《飞人现世》（1893）、《人的灭绝》（1894）、《浅游太阳》（1894），其中，《浅游太阳》讨论了硅基生命的可能性。而除此之外他早期（1894）集中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被盗的芽孢杆菌及其他事件》（1894）中收录的《被盗的芽孢杆菌》、《奇兰花开》、《怪物大闹天文台》等作品在历险程度上虽然不如前述的短篇作品，却也对于后世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克拉克的短篇作品《扭捏的兰花》就提到了《奇兰花开》）。④
尽管如此，伴随着世纪末的临近，威尔斯在短篇主题创作上的想象力也愈发大胆。这在其1895年以后的短篇《刀下》（1896）、《星》（1897）、《一个石器时代故事》（1897）、《可显神迹的人》（1898）足以见得。其中，《一个石器时代的故事》可以说是史前科幻作品中的一次伟大尝试，作品以兽性的人类祖先的进化侧面表达了其坚定的进化论信仰；而《星》这部作品则被詹姆斯·冈恩选入《科幻之路》系列第一卷，讲述的是不明天体向地球逼近的宇宙灾难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情节在1906年的长篇作品《彗星来临》亦有体现，相信两者之间在创作上也联系匪浅。
即使到了新世纪（20世纪），威尔斯的短篇幻想作品同样不乏佳作。1901年的《新加速剂》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构思方式对科技新发明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1904年的《盲人国》被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是其最好的短篇小说，尽管这篇小说并不描述未来，而是描述遥远的山谷，但它具备了科幻小说的全部要素，使读者动摇对传统的信心，并引发人们去思考事物的本来面貌”；⑤1936年的《槌球手》是他又一篇可归类史前科幻的作品，它被学者亚当·罗伯茨认为是“再度呈现了长篇作品《莫洛博士岛》的某些主题，表达了作者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中对人类黯淡前景的忧虑的作品——具体表现在小说中提出‘尼安德特人’的兽性、贪婪、嫉妒等特征在遗传学上可能仍然存在于智人中，且即将在现代人中爆发，以返祖的野蛮摧毁人类文明。”⑥
纵观威尔斯的长篇科幻作品——当时还称作SR的那些“科学传奇”作品⑦，应是从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作为起点的。当时他与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关系甚好，因此虽然这部作品最后只获得了亨利支付的一百英镑稿酬，但却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小说里，威尔斯利用早在《刚性宇宙》就以阐述的观点，借“时间旅行者”之口为读者解释四维时空的概念以及探讨时间旅行的可能性等桥段，无疑会令众多将此书作为科幻启蒙的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而在后续的时间旅行者的旅程经历中，威尔斯继承了斯威夫特的讽喻风格，利用艾洛伊人与莫洛克人的共生关系尖锐地揭示了进化论对人类历史演进即将面对的冷酷现实以及阶级暴力对于社会分工最终分化的某种恶性循环。
随后其具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分别是1896年的《莫洛博士岛》和1897年的《隐身人》，两部作品均展现了这个生活在“雾都”伦敦的小个子男人对科技新发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深深的忧虑和对滥用科技所将带来的后果的反思及预想，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两部作品与同时代的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和更早之前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似乎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结。
1898年的《世界大战》及1908年的《大空战》分别呈现出两种极为不同“末日”即视感。在《世界大战》中，入侵者并非敌国，而是地球以外的火星人。火星人被叙述成狰狞的怪物，且依靠吸食人类的血液维生，降落后在英国进行大肆破坏，伦敦刹那间仿佛变为人间地狱。而威尔斯却从一个寻常之极的市民视角，以荒芜萧索的笔触营造一种凄凉之美的绝望，在平淡与挣扎中呈现世界由人间堕入地狱的恐怖末日……故事的收尾亦实在耐人寻味，相比今天美国科幻电影的各种个人英雄主义救世，《世界大战》的结局却将末日的转折交给了为人所忽略的细微之物，着实再令人眼界大开（以至于后来据此作改编的电影《独立日》沿用了许多类似的老梗，却无法像同期上映的《火星人玩转地球》那般翻出花样）。到了《大空战》中，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威尔斯再度通过小人物的视角预想出他想象中的空中战场。故事讲述了身为社会中下阶层的主角在意外中卷入了德国空袭美国的战争，随之引发了一场飞艇对飞艇、飞机战飞机的世界性战争（有趣的是，威尔斯在《大空战》里受“黄祸论”影响下所描写的中日联军以丝绸竹子为原材料制成的空中战机与欧美国家的激战桥段，不难令人联想到时下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所推动的“丝绸朋克”运动，而晚清-民国受“科学救国”影响下的部分“沙文主义”向科幻作品又或可与之形成呼应）。这样的战争无疑最终将可能把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末日之境，然而在《大空战》中关于“废土世界”的结局书写却与《时间机器》一般开放悲凉。
1899年的《昏睡百年》是一部出彩的作品，其对宗教的讽刺与近乎反乌托邦的故事架构也相当引人入胜。小说讲述的是一个19世纪的主人公格雷汉姆在长期失眠后终于昏睡过去，却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两百年后的世界。由于存款复利的神秘增长使他牢牢控制世界经济从而“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世界之主，且有12名受托人以他的名义组成管理团体。只不过，管理团体对格雷汉姆的苏醒原来毫无准备，以至于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管理团体试图隐瞒和控制格雷汉姆的行动。然而东窗事发，格雷汉姆最终还是成为了反抗管理团体统治的人民领袖，与管理团体决一死战。故事的结局，作为首领的格雷汉姆亲自架机阻击敌军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书写实在令人可歌可泣——“尽管他不敢向下看，但骤然意识到大地离他已近在咫尺。”
1901年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或许可以称之为威尔斯版的《真实的故事》（卢奇安的这部作品对他影响匪浅）。故事幻想了一位天才科学家卡沃尔研制出了一种“反重力”金属，在制成飞行舱后卡沃尔便携朋友柏德福进行了一番惊险的登月实验。其中，两位冒险者在成功登月后所遭遇的“月球人”是一种近似蚂蚁的“虫族”生物，却十分脆弱且不堪一击。而威尔斯对于月球人扼杀个人自由的分工明确、细致入微等管理体制，则似乎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分工的一种剖析。同年的《从机械和科学的进化过程预测人类生活及思想的反应》倒不像是科幻小说，反而像是严肃的预想作品，该文的发表直接导致了威尔斯在1903年受邀加入费边社，参与进英国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与萧伯纳等人结为好友并最终因政见分歧而又分道扬镳。
1904年的《神食》乍看之下很容易被误认作《莫洛博士岛》和《隐身人》的延续，从而被认为都是对科技盲目发展和滥用下的警示寓言作品，实则不然。故事讲述的是一种新的营养品“神食”能让食用者生长加速且变得巨大——鸡吃了后大得能食人，虫子和老鼠吃了后也能大得攻击人，婴儿吃了后则很快长成了巨婴乃至于巨人。然而就在读者们眼看着故事中的世界即将陷入一场恐怖的危机时，威尔斯却笔锋一转，转而着笔于描绘起被排挤的巨人们。这些巨人们在人类的压迫下组成了一种“新人类”团体，为了突破传统人类蛮横无理的各种约束壁垒，他们最终决定奋起反抗，为自由而战。这种剧情上的转变与威尔斯那段时间世界观的转变是有联系的，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威尔斯由前期悲观主义向后期乐观主义的转变，笔者则认为值得商榷，毕竟这种转变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是渐进式且还有所穿插的。关于这一点，如果把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和1906年的《彗星来临》两部作品与之前提到的1908年《大空战》稍作对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前所述，1906年的《彗星来临》可以看作是1897年短篇作品《星》的延续，其以一种“散文式”的记述缓慢推进着危机剧情，却在关键节点上再次反转成了一部令人咋舌的乌托邦故事。其故事背景是一颗彗星即将接近地球的消息不断在剧情中跟进，而情节上则讲述的是一位四处碰壁的主人公，在接连的失败与对刚刚分手不久的女友立马寻获归宿的妒意之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定谋杀前女友及其情夫。但就在决定下手杀人的当晚，一颗彗星的尾巴扫过地球，其通过与空气中的氮气反应所产生的“绿色烟雾”，给予世间人心以光明、友爱等良善品质。于是，世界成了个乌托邦，故事变成了个大团圆。
1908年后一直到1914年，威尔斯开始着重于在主流（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先后写下了《托诺·邦盖》这样的半自传小说，《安·维罗妮卡》这种疑似倡导性解放及女权和塑造新女性形象的作品⑧，《波利先生》这样的幽默小说和《婚姻》这样的婚情小说。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陈腐的社会观念与传统思想。
1914年，《获得自由的世界》的发表以其在预想核武器的使用及其应对管控等方面的先见之明而显得格外的不同寻常。故事中描绘了近未来人类掌握了利用核能的相关技术进行生产生活，人类由此步入核能时代。但不久后在伴随而来的战争中人类却研制出了一种名为“原子弹”（Atomic bomb）的核武器，“原子弹”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就在人类即将因滥用核武器而走向无从挽回的深渊时，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像当时各国发起建议并成立起世界国管控核武器，局面发生了扭转——人类于是走向了大同。这部作品展现了威尔斯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也充满对反战思想及世界主义的说教。而正是这种饱含感染力的说教在看似精明的同时也弱化了小说的阅读性，这又恰恰体现其中后期幻想作品的一个明显特质——小说更像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福音书”般的说教传播思想。这种特质的典型例子还有1923年的《神秘世界的人》和1937年的《新人来自火星》。
一战爆发后，威尔斯暂时放下乌托邦的梦幻转而全力支持英国参战，期望以此能结束一切战争，以促成“世界国”的建立。战争结束后，威尔斯四处奔走宣扬其理念，而当时美国的部分资产阶级和平团体也主张建立一个调解国际纠纷的机构。这一主张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赞同，于是在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后不断的努力且同时基于英法两国的操纵下，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于1920年得以最终成立。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威尔斯编写出了他那闻名遐尔的大部头历史著作《世界史纲》。之所以说是编写，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完成实际上是由其先头起草，打印成多份后，分送给他认为可能给予帮助的人（其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请教的是傅斯年），再请这些人在起草文章上批评指正并提出修改建议，最后收集回来重新编写。这部历史著作的一经问世，使得威尔斯的名气更加大增，它的畅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数十年都位列前茅，以至于《世界史纲》这一书名即便对今天的不少国人来说或许都并不会感到陌生。⑨
依靠《世界史纲》一举成名后的威尔斯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四处走访结识各式人物，一面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道路，一面继续着在反抗传统道德约束与伦理观念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期间，他访问了苏联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0年）；这期间，他采访了华盛顿会议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1921年）；这期间，他的婚外情也错综复杂。在与妻子艾米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又和情人同居，过上了双重生活。而据说“性情思想开放程度”不亚于威尔斯的艾米甚至能够欣然容忍他的“出轨”行为，还十分和谐的与其情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1927年艾米因患癌症去世后，威尔斯才真正意识到艾米对自己的重要性，不久后便患上抑郁症，还有过自杀的倾向。⑩
其实，如果非要在探求威尔斯的爱情观中下一个定论，在笔者看来，或许布莱恩·奥尔迪思在《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中所总结的一句话便可作为一个不错的参考答案，“对于他（威尔斯）来说，变化是所有事物中的必然因素，包括相爱的伴侣。”⑪
同样诚如奥尔迪思所言，“到了30年代，小说家威尔斯让位于世界名人威尔斯。他成了一个大名人，忙于规划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同高尔基交谈。与乔治·萧伯纳斗嘴，飞往白宫与罗斯福会谈，或者飞往克林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谈”。确实，关于这一点早在前十年就已然能够想见。但在这个时期威尔斯同样没有停止科幻作品的创作，如1933年取得一定成功的《未来世界》，尽管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小说且依旧充满说教意味。⑫
1934年以两卷本出版的《自传实验（韦尔斯自传）》可谓是关于威尔斯个人最具研究价值的作品之一，该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本作关于威尔斯的生平部分就多取于此书。但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不时透露出了对当时刚刚上台的德国元首希特勒执政的深深忧虑。很快，二战的爆发肯定了威尔斯的这方面忧虑，当时的威尔斯刚从美国返回故土，眼看着自己曾经一度为之努力的国联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阻止又一次的世界大战，他毅然再度跳入政治的漩涡——与罗斯福夫人为首的人权委员会成员、法律顾问、学者等协助起草了后来著名的联合国基本法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的草案。
除此之外，古稀之年的威尔斯还有另外一个一直以来难以平复的心结，即至今未能进入科学的殿堂——英国皇家学会。尽管他在1936年得到了皇家学会成员朱利安·赫胥黎（威尔斯恩师托马斯赫胥黎之孙）的斡旋引荐，尽管他在年过七十向伦敦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尽管他创作生涯的科普作品著述颇丰且常刊登于今天近乎人人皆知的《自然》科学杂志，但最终这个“科学殿堂”之门仍旧没有为他打开。究其原因，恐怕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其一，皇家学会当时只接受从事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士为成员，而威尔当时所取得成就并不在此范围之列；其二，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自然》杂志在英国学界眼中还只是一份普通的大众科学读物，当时甚至还发表有其晚年有关‘通灵术’的论述文章，因而也并不为皇家学会所认可。⑬
1945年8月，两枚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造成了两地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核武器真正可怕的威力在那时揭露无疑，这大大超出了威尔斯当初在《获得自由的世界》的预想。而事实上，虽然威尔斯确确实实在该作品中使用的是“原子弹”（Atomic bomb）一词，但按照作品中的描述，他想象的“原子弹”倒是更像一种能够加速核物质衰变引发“连锁反应”（这一用语在这里特别用来区分核裂变之链式反应）的持续性燃烧弹，本质上还是区别于现代原子弹的一种局限于当时科学认知的核武器推想。（按亚当·罗伯茨引用的帕特里克·帕林德的说法，威尔斯关于核战争的想法可能来自弗雷德里克·索迪1908的作品《镭的介绍》）尽管如此，核武器超乎寻常的威力不由得让人看到《时间机器》中人类可能的未来，这在冷战时期以其改编电影《时空大挪移》（1960）中仍有所表现。1945年出版的《穷途末路的心灵》再回到老作家创作早期的对人性的悲观倾向，而在此之前（据说是73岁时）他甚至已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既充满恶趣味而又引人深思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尽管我警告过你们。
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刻，这一点威尔斯自然也清楚。因此即便是到了将要踏上人生归途的1946年，他却也没有完全陷入对人类的彻底绝望，仍旧热心于参与公共事务。那年8月13日，威尔斯最终因患肝癌逝世，享年79岁。在隆重的葬礼举办完后，他生前的情人、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与其子安东尼一起将他的骨灰洒向了茫茫大海。
个人之于宇宙犹如一粟之于沧海。威尔斯知道，无论走访多少个国家，途经多少座城市，结交多少位名人，其所能带来的影响、留下的印迹与书籍传播的力量相比无论如何都将是微不足道的。书籍作为那个时代的最佳思想载体有着无可比拟的“延展性”，而思想对于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意义诚如科幻对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意义一般不可或缺。
当幻想的乌托邦还未曾从其思想中迸发于现实之际，现实的敌托邦却已跳脱出其思想悄然在我们身边埋下了种子。就这样，科幻之中最晦涩最具价值的一股力量就此显现，无数诡妙深沉的未来世界也将依此展开。
他是社会科幻的领路人，更是现代科幻的奠基者，他是H.G.威尔斯。
注释：
①引号内容分别节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第7次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等译校；以及H.G.威尔斯1970年修订版《世界史纲》，译林出版社出版，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译。
② 引述自《韦尔斯自传》（1933）相关章节内容，上海光明书局民国25年版，林淡秋、方土人译。
③⑬引述自《新发现》2014年第6期江晓原的《威尔斯为何无法成为皇家学会会员？》，有删改。
④部分转述自西方《科幻百科全书》官网H.G.Wells词条，相关短篇的译名为笔者粗浅理解下自译或沿用国内现有之译名，英文原名读者可到链接内自查：http://sf-encyclopedia.com/entry/wells_h_g，其出版作品则可以参照本人自制的威尔斯作品中英年表（见附录章节）
⑤引述自詹姆斯•冈恩的《科幻之路》第五卷相关章节内容，郭建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引述自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此为18至19世纪对古典科幻小说及类科幻小说的一种说法，而威尔斯本人也常对自己的科幻作品沿用该说法，“科学传奇”之译名则引述自马小悟译亚当•罗伯茨著《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⑧⑩部分内容转述自杨澜主编的《差距在哪里II：全球财富精英的传奇历程》“科幻大师：威尔斯”之章节，蓝天出版社。
⑨部分内容引述自1971年增订版《世界史纲》一书中沿用的1930年修订版导言《编著的经过和宗旨》，选用译本为2015年译林出版社再版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译之译本。
⑪⑫部分引述自布莱恩•奥尔迪思的《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说明
由于凡尔纳作品年表在中文网络中已足够详尽，而国内却鲜见足够详尽的威尔斯作品年表，因此在2015年创作《威尔斯本纪》时，为自身及他人研究便利遂自制作品年表。限于个人精力及水平，该年表尚待进一步增添、整理与完善，这里仅供读者参考。
本自制年表统计来源，主要取自《科幻之路》和豆瓣相关网站以及2015年7月译林再版冰心、吴文藻译《世界史纲》附录“韦尔斯的主要作品”，如有错漏还请读者见谅。
珍品的重视 1891
生物学读本（TEXT-BOOK OF BIOLOGY）1892-1893
向自然地理学致敬（HONOURS PHYSIOGRAPHY） 1893
百万年的人 1893
不知疲倦的先生 （THE LORD OF THE DYNAMOS）1894
人类的毁灭 1894
杆状菌遭窃及其他故事（THE STOLEN BACILLUS AND OTHER STORIES）1895
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 【1960年被改编为电影，导演为George Pal】
神奇之旅（THE WONDERFUL VISIT） 1895
与一位叔叔的对话 （SELECT CONVERSATIONS WITH AN UNCLE）1895
杆状菌遭窃及其他事件（THE STOLEN BACILLUS AND OTHER INCIDENTS）1895
红屋（THE RED ROOM） 1896
变化之轮（THE WHEELS OF CHANGE） 1896
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1896【曾多次改编为电影：1932年，导演为Erle C. Kenton；1977年，导演为 Don Taylor；1996年，导演为John Frankenheimer, starring Burt Lancaster, Michael York, Nigel Davenport】
墙上的门 1896
帕拉特涅和其他故事
戴维森的双眼的奇妙变化 1897
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 【1934年被改编为电影，导演为James Whale starring Claude Rains】
蜘蛛之谷（THE VALLEY OF SPIDERS） 1897
普拉特纳故事 （THE PLATTNER STORY）1897
三十个奇怪的故事（THIRTY STRANGE STORIES） 1897
某些个人事务（CERTAIN PERSONAL MATTERS） 1897
A Story of the Days to Come
水晶蛋 1897（THE CRYSTAL EGG)一说1899）
世界大战( 1953年首次改编为电影，导演为Byron Haskin，Haskin承认，虽然没有战争场面，但这部电影仍是一部战争片。1996年Roland Emmerich的电影《独立日》借用了此书中的情节) 1898
时空故事（TALES OF SPACE AND TIME） 1899
昏睡百年（WHEN THE SLEEPER WAKES）1899
爱的对策（A CURE FOR LOVE） 1899
荒国（THE VACANT COUNTRY） 1899
爱与刘易斯先生（LOVE AND MR. LEWISHAM） 1900
预测（ANTICIPATIONS） 1901
第一批月球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
机械和科学发展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S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1901
未来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FUTURE） 1902
海上女王（THE SEA LADY） 1902
十二个故事与一个梦 1903
形成中的人（TWELVE STORIES AND A DREAM） 1903
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 1903
形成中的人（MANKIND IN THE MAKING） 1903
盲人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1904 短
神食（THE FOOD OF GODS） 1904
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 1905
客栈(KIPPS: THE STORY OF A SIMPLE SOUL）1905 【1912年与人合作改编为剧本；194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为Carol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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