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5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两弹一星元勋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成功，21时48分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5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

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它至今仍在轨道上。

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人们习惯称它为501部，在501部的楼道里，有一排纪念墙，墙上展示着那些为中国航天立下不朽功勋的开创者，但是有一个名字对于公众来说却有点陌生，他就是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钱骥。

从“东方红一号”到后来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空间技术正在沿着钱骥当年的规划稳步前行。

在中国科学界，钱姓的科学家撑起了一片天，“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誉为中国”三钱”，相比较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钱骥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1917年12月27日，钱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清贫家庭，1930年，聪明好学的钱骥考入了江苏省立中学，但是家里根本交不起学杂费，父亲咬牙卖了几亩地来维持他的求学费用。

在校期间，钱骥铭记父亲的告诫，一切以学业为重。因为家庭贫寒，钱骥放弃了继续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去了食宿全免的无锡师范院校。

钱骥关心民族的生存与兴亡，同情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行为表示愤慨。他在师范学院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当看到共产党抗日的消息，回到宿舍总是滔滔不绝地说给同学们听。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无锡师范学校被敌机炸毁，学校被迫停课。钱骥只好和其他同学前往武汉，希望那里可以成为保家卫国、挽救民族的中心。

钱骥在自传中写到那段难忘的国仇家恨的历史：“一刹那爆炸声起，百姓们扶老携幼，啼哭奔跑，那悲痛的情景实在令人怒火满腔。我们当时年轻气盛，风华正茂，虽都抱有报国雪耻的雄心，但却不知哪年哪月，祖国才能富强起来，报仇雪恨，讨回这笔血债。当时，个人的选择没有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青年学生的首选目标。”

钱骥后来回忆时说道：“我心目中崇拜的人物，只有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物理学家，认为他们发现宇宙的奥妙，才真正伟大，对人类有益处，不像帝王将相，靠着牺牲了无数生灵以成名成功。自己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以这些大物理学家作目标。”

1938年12月，钱骥怀着“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热忱来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求学。1943年7月，钱骥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毕业。由于刻苦钻研，成绩优秀，钱骥被留在理化系当助教。

日本投降后钱骥被分配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负责筹建普通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听到了嘉陵江船夫悲痛的吼声，艰难的生活刺痛了他的心。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看到船工们拉着纤绳，在过险滩时爬伏挣扎前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对他们感到同情怜悯。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苦，是因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缘故。一旦科学发达，中国工业化，江上行驶的都是轮船，他们就不必再这样吃苦了。”

1949年国民党要撤离大陆时，钱骥在国民政府担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很多人来劝他，希望他能够到台湾去。但是，他和另外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赵九章先生，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他们要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浪潮中，实践自己科学强国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属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负责承担的第一项国防任务是研制一台水银气压表，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对气象仪器制造还缺乏实际的经验，钱骥和同事们不畏艰难，制造出中国的第一支水银气压表，解了燃眉之急。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消息震惊全世界，也让钱骥等一批科学家深受震动。他们明显地预感到空间科学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领域，当时国内没有人研究这个领域。钱骥主动找领导谈话，明确表示了自己愿意放弃从事多年的地球物理专业，转入人造卫星事业。

1958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倡议，随后，中国科学院以58年一号任务命名，成立了581小组，负责卫星研制工作，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此时的钱骥是赵九章的业务秘书，主要负责协助赵九章同志，在卫星的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

1959年到1964年底，钱骥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全面推动卫星预研项目进展。他先后组织和完善了6个研究室，在火箭探空、卫星总体等8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研究进展，为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5年，中科院组建了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和分系统技术设计，拟定了各个系统的设计指标。为了落实这些指标和要求，他还率领各个组到各研究单位，协调各方工作要求和进度，安排落实了200多个预研和试制的项目，组成了一个中国的卫星研制协作网。

之后他正式向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的报告并一同上报了之前所撰写的《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设想》，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8年，钱骥受到影响，从领导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普通员工。1970年4月24日。随着一声巨响，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了，当时的钱骥坐在家里的小小阳台上，掩饰不住幸福的泪光，透过楼前的树梢，在天穹上搜索着那再熟悉不过的轨道。当听到从太空传回的《东方红》乐曲，看到多年的心血结出硕果，多年的奋斗与梦想变为了现实，钱骥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1974年，钱骥主持修订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

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相继担任了中国宇宙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返回是卫星等科学实验卫星的研制工作，组织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实验卫星，并论证提出了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的重要建议，充分发挥实验卫星的经济效益。

1983年。钱骥罹患胆囊癌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挂念着的他那魂牵梦萦的卫星事业。床头堆满各种技术资料和刊物，每当有人来看他时，他总是询问卫星研制和技术攻关之类的问题。

在妻子史丽君的印象中，钱骥就是一个百分百的老实人，他不向这个世界提出任何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要求，也从不让这个世界来给自己确定什么地位。在工作中，他总是百般忍让，与世无争。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生病躺倒了，他不吭气；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有人请他帮忙指导完善的科学报告，钱骥总是一字一字推敲，大段大段地补充，而不留自己的名字。如果署名中有钱骥的名字，他总是一笔勾掉，从不愿意抢别人的功劳。

国家没有忘记钱骥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1999年9月他被追授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骥和苍穹中的东方红一号一样，将永远留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