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生物钟的性别歧视

利维坦按：

即便我们都知道精子和卵子活力（生育能力和概率）同样会随着时间而衰退的事实，某种固有的偏见依旧会引导公众进入一个认知误区。那句“不以结婚（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婚育）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论出自男性还是女性的嘴中，都是荒谬而可悲的。当然，美剧《真探》中拉斯特认为人类“能够做到的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停止繁衍，携手走向灭亡”的愿景只能是极少数人的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育是一种本能。然而，当这种生物本能诉诸于不同时代，其社会文化、科学均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只要生育/着床的生物基础还是落在女性（子宫）身上的话，那么有关男女不平等的话题就会永远地争论下去。

“我在这个傻X身上浪费了好几年的青春！”我从未听过有男人（尤其是直男）这样说过。但若是一个女人分手后说出这种话，每个人都能立刻理解她的言下之意。

我们逐渐相信女人的身体就是颗定时炸弹。任何一段不成功的关系——比如，承诺与她养儿育女的男人若未能让女方怀孕——会让女性的生育价值逐渐降低。随着年华逝去，卵子渐失活力。

一直以来，许多地方的女性都对生育问题倍感焦虑。但是生物钟的说法却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该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在都市版面的首页上发文：“职业女性的生育钟正在滴答作响”（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he Career Woman）。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尚未意识到他所提出的这个主题将会引发怎样的社会热议。

他的文章始于一场与一位“女性典型代表”的午餐，这位女人被认为代表了27到35岁之间的女性。“她来了，正走进餐厅”，科恩开始说道，“她很漂亮，中等身高，深色头发，穿着精致。现在她脱下了外套，身材很好”。这位“女性代表”也有着很好的性格：“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但随后她垂下了眼帘。

“出什么事了吗？”她的午餐对象问道。

她回答：“我希望有个孩子。”

科恩坚称，无论处在一种怎样的恋爱关系中，所有他认识的女人几乎都想要孩子。

他写道：“我像一只忙碌的蜜蜂一般，采访一个个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说她们可以听到像时钟滴答一般的催促声。“无论结婚与否，女性们都有类似的遭遇。可怕的是有时都没有合适的对象，但时钟在滴答作响的感觉却如影随形。

数月间，“生物钟”的概念不断地逼近各地的职业女性。《波士顿环球报》的撰稿人安·基希海默（Ann Kirchheimer）撰文：“妇女运动的受益者是第一代被解放的年轻女性，她们更倾向于工作、旅行、独立，而非丈夫、家庭和孩子。她们现在美人迟暮，却突然听到生物钟的滴答声愈来愈响。”一名女性精神病医生在接受他的采访时，开玩笑地将她和她的单身朋友所遭受的痛苦诊断为“子宫萎缩综合征”。

此时，美国人已开始准备面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出生率急剧下降。1957年，平均每位美国女性生育3.5个孩子；197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5。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有效口服避孕药的出现，宫内节育器的发展以及堕胎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追求教育和事业而推迟了结婚与生育。

即使是想要生育孩子的女性也推迟了生育时间。截至1977年，36%的母亲直到30岁或更晚才生育第一个孩子。现在看来，似乎有许多女性可能会选择放弃生育。这将是世界终结的方式吗？不是用炸弹而是通过避孕药。

关于生物钟的大量报道有时会浮光掠影地提到宏观意义上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关注个人层面。媒体对那些决定追求事业又兼顾生育的职业女性大加赞赏，并警告那些推迟生育的女性以后可能会后悔万分（在任何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产生不想成为母亲的想法）。

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男性精子的数量（在生育巅峰期后）会逐年减少。

1982年2月，电视连续剧《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的主演之一——女演员贾克林·史密斯（Jaclyn Smith）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身着一件宽松的蓝色连衣裙，因怀孕而隆起的肚子被勾勒而出。封面上写着“新生命的绽放”。职业女性选择在怀孕的同时也不忘保持时髦。在书中，作者约翰·里德（John Reed）重申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预兆。

里德写道：“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她们的生育生物钟已经接近尾声。从更新世伊始（亦称为“洪积世”迄今约180万至1万年前的地质时间段，此时现代人开始出现。译者注），那种对月亮的感应，深入骨髓，以及潜藏在文化和反文化层面下染色体深处的基因编码的召唤，正在让成功的女性商人、专业人士甚至是子女业已成年的母亲停下来重新思考。”

之后对于生物钟概念的隐喻甚至更加富丽堂皇，但它们表现出一样的本质。里德援引了生物钟的存在作为证据，证明女性不能完全远离她们的传统角色。他按照是否成为母亲来定义女性的生活。

这些文章暗示，即使现在女性可以与男性竞争高薪工作、发生婚外性行为，自由恋爱和女权运动也仍未改变她们的本质。女性可以随心所欲地穿长裤套装，但最终她们的身体仍会渴望生孩子。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描述。但它是基因深处发出的指令。

生物钟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性别歧视的故事。它说明了关于性别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了科学研究的优先顺序，科学发现可以为性别歧视服务。我们习惯了“生物钟”这种比喻，仿佛这根本不是比喻，而是对于人体事实的客观描述。然而，如果我们探究这个词的来源及其使用，就会发现“生物钟”的概念不仅与自然有关，还与文化有关。它在文化方面的作用是抵消妇女解放的影响。

首先，关于“生物钟”的讨论促使女性完成向母亲的转变，这意味着即使有一些有关性别的双重标准正在消失，也总会有这样的区别存在：女性必须提前规划自己的爱情生活，以便在“年纪太晚”之前完成生育。其次，这种比喻表明，既要努力在职场上与男性竞争又要生育的女性会自然而然地处于劣势。

“母性是一种弱点”这种观念根植于“生物钟”一词。这个词最初由科学家创造，用于描述昼夜节律，即告诉我们的身体何时应该起床、吃饭和睡觉。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开始资助一项研究以探究生物钟如何工作。很快研究者就开始竞相开发能够消除休息需求的药物。这个想法是，我们如果足够了解人体，就可以克服这些局限。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物钟”的含义转变为如今的含义：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描述。但是母性是职业女性需要克服的弱点吗？

在一个社会和经济高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谈论生物钟的方式强化了性别差异的旧有思维。实际上，生物钟一词夸大了性别的差异，创造出这样一种感觉——男性和女性伴侣（的差异）甚至比20世纪50年代传统从业者想象的更加不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之前由男性主导的高薪工作领域。尽管如此，关于生物钟的讨论暗示了生育是只会让女性担忧的事情。

“生物钟”在文化层面上抵消了妇女解放的影响。

科恩和基希海默等评论人士提醒女性读者，如果推迟怀孕的时间过久，她们会愈发焦虑。与此同时，他们又另辟蹊径提出了一套关于男子气概的所谓永恒“真理”。他们说，男性的基因决定了他们不想要长久的关系和后代。女性面对的时间压力并不会困扰男性，他们已经进化到了只想要一夜欢愉而不负任何责任的地步（大约同一时期，进化心理学的新领域解释说，异性恋中人类的配对传统是渴望性的男性和寻求保护的女性之间的妥协——而且必须靠他们的裸体才能实现）。
尽管调查显示，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婚姻和家庭是个人幸福的基石。但20世纪80年代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约会时注定有着截然相反的目标和完全不同的特权。单身汉鲜有年龄压力，但如果职业女性希望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她必须得精心规划自己的生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婴儿潮（主要是指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800万人）时期出生的女性已经成为一支“生物钟守望者”大军，这是记者莫莉·麦考恩（Molly McKaughan）对她们的称呼。

莫莉在1987年的畅销书《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中写道，在其他话题上各执己见的女性们却纷纷都在“婚育”话题的围城里撞得焦头烂额。有些人因为自己等了太久才开始寻找（孩子的）父亲而表示后悔。但是，大多数女性很早就意识到，她们必须有策略地约会。“如果一个女人等得太久，时间真的会从她的身边溜走，”麦考恩写道，“没有相关资料告诉她们的真命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直到今天，未有证据证明女性生育能力随年龄下降的确切程度。正如心理学家让·特温吉（Jean Twenge）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经常被引用来评估女性生育能力的统计学数据具有误导性。2013年，特温吉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揭露了许多“事实”的不可靠基础，这些“事实”往往被当作警世箴言传播给女性。她在搜索医学研究数据库后发现，经常被引用的统计学数据，例如35-39岁的女性需要经过一年的努力才能成功怀孕，其实是基于法国从1670年到1830年的出生记录。“换句话说，人们统计出数百万女性的怀孕时间实际来源于一段没有电、抗生素或生育护理时期的数据。”

关于生育能力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信息来源于那些存在生育问题而去看医生的病人。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很难评估整个群体的情况。有多少对夫妇是因为丁克而没有怀孕？有多少人在采取避孕措施？要控制所有这些变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们的知识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但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女性卵子的数量和质量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很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而推迟生育的女性，在发现自己无法怀孕后都饱尝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生物钟守望者”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但在大量关于他们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当然，也有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外，例如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人在70多岁时仍生下了孩子。但认为男性生育能力不会受时间影响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增多的大量研究表明，精子的数量和质量也会逐年下降。年长父亲的孩子比年轻父亲的孩子患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要高得多。一般情况下，“年老体衰”的精子只能徒劳在待受孕的卵子周围胡乱摆动、直至被清除。

这些事实只是偶尔被报导——几乎都是作为“男性生物钟”的新闻。在“生物钟”一词前加上“男性”这一形容词的必要性，暗示了这些数据被忽视的原因：社会普遍认为“生物钟”一词似乎专属于女性。

援引美国生殖医学会的数据，在美国治疗不孕不育的夫妇中，在造成生育力低下的原因中，约有40%是由于“男性因素”导致的，有40%是由于“女性因素”导致的，而剩下20%则是由不明原因导致的。男性和女性遭遇生育问题的几率旗鼓相当。但大多数媒体对此类信息视而不见。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生育是女性的责任。生育相关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一定是女方的问题。

然而女性的生殖系统并不像挂在墙上的钟，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身体以月，而非小时或日为周期发生变化。激素节律也很少能像秒针那样精准运行。而与女性一样，男性的生殖力在巅峰之后也随年龄逐年衰减。所以为何总有这样的陈词滥调——女性且只有女性才不得不直面岁月的摧残呢？为何关于生物钟的讨论如此广泛？

答案可能比女性身体自从更新世就开始的召唤更加平淡乏味。在生物钟的概念刚刚声名鹊起的时候，经济社会的转型正在改变工作形式以及时间安排方式。女性感到岁月催人老的原因并不在于某种神秘的生物力量，而是因为她们开始走向工作领域，同时还得继续为家务劳动无偿付出。换句话说，她们更忙了——她们与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了更多自由时间。

朝九晚五的工作在20世纪变得愈发常见，生活也被分为两部分：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人们认为按时工作的主要是男性。女性的天地被囿于家中——一个被社会定义为“下班”的空间，并与传统的经济生活绝缘。家庭妇女们在家中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无私奉献，倒不如说是因为爱情。

男人用于养家糊口的薪水理应足够补贴妻子的无偿劳动。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缓慢增长的工资让越来越多单职工的家庭捉襟见肘，社会福利的减少也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权主义者为女性获得在男性劳动力市场中披荆斩棘的新机会而欢呼雀跃，身居偏远郊区的女性迫于生计和对自由的希冀也开始走出家门。

工作场合并不会为助力女性成功而做出些许改变。最终结果就是，一旦女性想要像男性一样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就得夙夜不懈，难有喘息之机。她们不得不殚精竭虑、来回协调来自家庭与公司的大事小事，以及这种切换所带来的 “倒时差”的感觉。更让她们绝望的是时间永远都不够用，总感觉有时钟在耳边滴答作响。

1989年，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为职业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的现象创造了一个表达，即“第二轮班”（指女性在公司进行有酬劳动的同时还负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译者注）。大约10年后，她发现许多女性还要承担额外的“第三班”。这是指管理第一次和第二次轮班时所引发的情绪问题——当女性意识到“工作家庭两不误”往往意味着“事必躬亲，含辛茹苦”时，她们开始感到强烈的懊恼和怨恨。

关于生物钟的无休止的讨论，使得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难题听起来像是折磨个别女性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回想一下那位患有“子宫萎缩综合症”的精神病医生和朋友。）

这掩盖了涉及社会优先级及其矛盾的真相。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没有规定产假，也不为儿童保育提供支持，这使得那些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生物钟带来的歇斯底里症，仿佛是塞进每一位女性子宫中的定时炸弹，却让每位女性独自承受。

很多职业女性都默默承受了这一切。至少，她们并没有组织起来以要求更多的产假或由国家补贴托儿服务。相反，她们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专家们总是对女性说：你有严重的问题！但幸运的是，你也可以买一些昂贵而新奇的东西来解决问题。

就在媒体大声鼓噪生物钟概念的数月之前，医生们就已经在体外受精（IVF）领域有了初步进展。在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降生于英国奥尔德姆总医院。路易斯小朋友曾一度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一个营销团队试图策划一场推销活动向更多的女性宣传体外受精技术，他们很难比理查德·科恩做得更好，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关于生物钟的文章，引发了大量后续关注。

体外受精技术旨在解决不孕不育的医疗难题。路易斯·布朗的母亲由于输卵管堵塞而无法怀孕，所以成为了这项技术的受益者。然而，到了1981年，研究人员发现了使用激素刺激女性卵巢一次性大量排卵的方法。医生们便不再依赖自然的月经周期，而是尽可能多地从患者身上提取卵细胞（增加受孕几率，也为了筛选出最优秀的胚胎）。很快，完全没有输卵管问题的妇女也开始对这项技术跃跃欲试。

1983年，华盛顿特区疾控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的医生塞夫吉·阿拉尔（Sevgi Aral）和威拉德·凯茨（Willard Cates）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了“不孕不育流行病”的开始。该文被广泛阅读和引用。随着担忧情绪的蔓延，辅助生殖技术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各地都开设了提供试管婴儿服务的诊所。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之而来的是提供卵子捐赠和代孕机构，以及ICSI技术（胞浆内精子注射，一种将精子直接注射到卵子中使其受精的方法）的产生。

体外受精技术虽然帮助女性成功受孕，但是代价高昂。在美国，截至 2015年，一次“新鲜”的体外受精周期（使用新采集的卵子的周期）的平均花费为12400美元，还需额外3000-5000美元的药物治疗费用。许多患者在尝试怀孕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以上的周期，而几乎没有医疗保险计划会覆盖所有的周期。

在英国，每个周期的平均花费在4000到8000英镑之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享受国民保健服务。此外，体外受精也是一种侵入性的过程。它伴随着巨大的身体伤害和情绪问题的风险。有无数的研究详细说明了许多女性是如何饱受痛苦的。

然而鲜有研究表明体外受精技术使用的激素刺激方法对于女性身体的长期影响。2015年10月，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25.5万名1991年至2010年间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英国女性，并发现这些女性患卵巢癌的几率比对照组高出37%。是否因为体外受精而导致了癌症，还是她们的生育问题来自于某种未被诊断的疾病，这些都已无从得知。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然而，我们的文化如此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怀孕，女性就得忍受痛苦，而这些方法又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致几无研究人员投身于探索替代方法。即使一对夫妇因为“男性因素”的问题而无法怀孕，女性伴侣仍然要接受试管受精。

生殖技术常被描述为突破人体生理限制的一种手段。但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若使用体外受精治疗，在经历了生理痛苦与经济损失之后，很有可能一无所获。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在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任何一个试管技术周期的成功率都很低。对于42岁以上的女性来说，在一个周期内怀孕的几率是3.9%。

如果女性依赖于这些手段来期冀为家庭增添新丁，当她未能如愿时，所遭受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由于神奇技术的过度崇拜，可能让女性在面临治疗失败时将原因都归咎于自己。

与任何行业一样，辅助生殖技术在成熟后也开始寻求扩张、占据新的市场。研究表明，自世纪之交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育能力。2002年，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报告称，在美国，接受生育问题治疗的22岁至29岁的人口数量在过去7年里翻了一番，达到23%。2006年，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怀孕》杂志发现，46%的读者不到30岁。该杂志的口号是“我们是孕育专家”。

在过去10年，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继续开疆拓土，为越来越多本不需要的人群提供昂贵的生殖干预措施。尤其是卵子冷冻技术瞄准了职业女性，将其作为潜在的消费对象。2014年，生育权威公司（FertilityAuthority）启动了一家名为Eggbanxx的初创公司，该公司提供一个由医生提供卵子冷冻服务的对接平台。它的目标是扩大市场，吸引尚未出现生育问题的女性。

2015年春天，该公司执行总裁吉娜·巴尔塔西（Gina Bartasi）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我们会像优步（Uber）一样，提供平台以帮助有需要的人群与服务提供者对接，但这里的需求是冻卵。”

当我们讨论捐精或者捐卵时，都会将其视为“股票”或“礼物”。与之相反，“保险”一词在冻卵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提供冻卵服务的诊所在其广告中经常使用高级融资技术这样的语言。他们笑称这就是“冻结资产”，并且煞有其事地介绍其中所蕴含的“对冲风险”的智慧。

他们用模仿华尔街交易员的口气进行宣传，冻卵仿佛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必要手段。当女性冷冻卵子时，她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在美国，这一费用起价约为1.5万美元，外加每年的储存费用——以便日后取回卵子。

与体外受精技术一样，冻卵技术最初也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开发的：需要接受化疗的年轻女性癌症患者往往选择先冷冻卵子再进行化疗。但近年来，这些诊所也开始为健康女性提供试验性治疗。事实上，他们鼓励女性应该尽早冷冻卵子。

让女性为无关紧要的手术支付昂贵的费用，尤其是这项手术在多年前就被视为试验性的，这听起来并不像是可靠的商业提案。然而，冻卵的噱头却说服了一些美国最成功的公司。

2012年，当谷歌、Facebook和花旗银行宣布，它们正在考虑为女性员工提供最高2万美元的卵子冷冻福利时，许多人将这一举措吹捧为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性别不平等问题仍在困扰着企业。《时代》杂志上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封面文章称，“冷冻卵子将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器”。

在媒体上，接受冻卵的女性往往会说，这样做让她们感到“被赋予了力量”。然而，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在生物钟的滴答声愈加响亮之际，更担心的似乎是真爱何时降临，而非事业上的升迁。

2011年，《时尚》杂志报道了一位冷冻了卵子的“35岁、身材苗条的传媒公司高管”。她强调了这在约会时所带给自己的好处。莉娅知道，她已经到了危险的年龄，令她心动男人可能会在她的眼睛里搜寻到某种尽快出嫁的急切，那种不体面的“我的生物钟在滴答作响”的感觉。“冻卵是我的小秘密，”她说，"我希望我能为未来留有余地。"

2013年，记者萨拉·伊丽莎白·理查兹（Sarah Elizabeth Richards）出版了《母性：重新安排》（Motherhood: Rescheduled）一书。这本书讲述了5位女性的冻卵经历。作者说，她对此感觉欣喜不已，因为这样做让她摆脱了年龄压力，重拾追寻爱情的勇气。“冷冻卵子……抚平了我20多岁时、将时间浪费在一个我不想与之抚养孩子的男人身上的悔恨，也抚平了我30多岁时、浪费在一个连自己是否想要孩子都不确定的男人身上的岁月。它带走了寻找新伴侣的沉重压力，帮助我在42岁时重新觅得真爱。”这使得冷冻卵子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昂贵的手段，以延长寻找白马王子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促进职场性别平等的工具。

那些为冻卵技术摇旗呐喊的女强人们经常使用“自我选择”以及“自我赋权”这样的字眼。然而在实践中，冻卵技术迫使女性接受关于爱情与生育方面的性别化期望。这一程序越正常化，就越会强化女性应担负生育职责及相关经济负担的观念。不难想象冻卵服务让机会变成了义务：在一家把冷冻卵子作为福利的公司里，不愿意冷冻卵子的女性会被认为对自己的工作不够专注。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授权形式：花费数万美元让你的约会对象感觉更舒服。或许，这样你就能爬上一条职业阶梯，而这一阶梯永远不会为育龄女性妥协，一丁点儿也不会。

目前，美国的劳动力人口中超过一半是女性。在英国，超过67%的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全职工作。如果要在政策变化（比如更好的医疗保健和产假政策）和“时间冻结”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真的认为“冻结时间”是解决女性遭遇的职场沉疴更现实的方法吗？

理解一名女性为何会想要冻卵十分容易，但是这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相反，这会让问题延续下去。

生物钟的角色使得生育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女性身上，这似乎是很自然的——现实生活中很难避免此种影响。这一观点既有道德上的含义，也有现实上的含义：如果你没有正确规划你的生活，你就不得不孤老终生。

这种认为生育是女性天性的谎言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它使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更加紧张。渴望性的男人和渴望浪漫关系的女人天生就相悖，这种想法并无益处。简单地承认男人和女人都有那个年龄的生理欲望，不是更直接吗？承认大多数人都渴望爱、亲密和尊重不是更直接吗?

文/Moira Weigel

译/药师

校对/Yord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may/10/foul-reign-of-the-biological-clock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药师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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