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现代社会的永恒议题。曾以为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踩着前人的脚步走，就可以不那么害怕，不用去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到了29岁，枣枣（化名）发现，前人的经验不一定是对的。她旁观四周，按照社会标准时间表生活的人，得到的还可能是拖累与伤害。
身体机能下降，一段感情结束，即将跨入而立之年。空前焦虑的枣枣希望能抓住点什么，能实实在在抓在手里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婚姻不行，孩子也不行。枣枣认为将情感寄托在他人身上，没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她选择了卵子。
个人生活中的反抗
卵母细胞冷冻保存（oocyte cryopreservation），俗称冻卵，是一种用深低温保存技术来保存女性卵子的方法。简单来说，冻卵就是将母体健康时取出的卵子进行冷冻保存，防止卵子随着人体衰老，以保存女性的生育能力。
对于枣枣来说，冻卵之所以能缓解焦虑，在于通过冻卵，能将生育的选择权把握在自己手里。枣枣明确地说，关于生孩子，最好是“现阶段不用我想，我肯定现在也不想，但要给以后再留一个选项，让我多一个机会。”
现在的生活让枣枣操心的事儿不少：要不要转行？要不要再去学点什么？要不要换个城市生活？要不要工作两年出国留学？她不希望再增加一项——要不要生孩子？
图 | Nick Knight form Vogue
查了不少资料，枣枣知道根据国内相关规定，除非罹患癌症，单身女性在国内不能冻卵。可同时她也注意到，大家都是听说不可以，但是具体怎么不可以，不可以到什么程度，医生会不会给患者私底下的一些暗示和建议，没有人知道。工作经验告诉枣枣，规范与实际操作之间，总有距离。去现场问问或许就有办法。
她想自己走一遭，试一试。
枣枣最初打算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挂号咨询。打电话咨询得知，北医三院的生殖科只能现场挂号，且在挂号前需要确认患者的已婚状态。又打了两三个电话咨询其他医院，都是类似的结果。直到联系上北京妇产医院，对方表示没听说有类似的规定。枣枣在“京医通”上挂了一个一百块钱的专家号，去医院当天取号排队也没遇到障碍。
在诊室外等待叫号，枣枣和旁边的姑娘攀谈起来，像普通病友一样交流排队等号的经验。姑娘问枣枣“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枣枣说是，回问“你也是一个人吗？”姑娘说不是，她老公上厕所去了。环顾四周，不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就是母亲带着女儿来的，只有枣枣独自一人。
一走进诊室，嘈杂的人声和开得十足的暖气把人顶得头昏脑胀。三张并排的桌子，每张桌子前都有患者在排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枣枣能清楚听到邻桌医生和准妈妈们熟络的对话，“你怎么样啊？有没有按时吃药？”、“没事，不疼，你别担心”、“回去跟你老公好好说说”。
轮到枣枣，她有点怯，但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状况，工作比较重要、也许以后会想生、希望能冻卵。
枣枣的医生态度不差，“客客气气、文文明明，很温柔”地拒绝了枣枣，并开导枣枣要早结婚、早生孩子，还用自己举例，说她生得晚特别后悔，带孩子体力跟不上、产后恢复慢。身前是劝婚劝生的医生，身后是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准妈妈们。枣枣当时感到“很不舒服，可这种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事后回想起来，枣枣认为，自己当时感受到的是愤怒。愤怒中掺杂了无力、绝望，还有恐惧。“我是为了跟我的焦虑对抗，所以做出了这个选择，也为此而努力。它背后其实是我整个生活里面悬在空中、悬在头顶的一个事儿，是我挺大的一个焦虑的来源。可别人又在告诉你，说你的这个选择很傻，你现在就应该接受大多数人想要走、让你走的路。”
图丨 Rhiane Kirkby 2018
这种愤怒无处安放，一直郁结在心里，找不到出口。
再加上那段时间枣枣读了许多关于冻卵和单身生育的文章，包括一些人口学家的发言和社论。主旨都是出生率太低了，男人没老婆，就业人口老龄化，缺乏劳动力，要赶紧想办法让女人生孩子。其潜台词用枣枣的话说是“把你当工具，替你做决定，然后告诉你，你就跟其他人一样就行了。”
“被现实打趴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枣枣这么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
直到听了天津师范大学王向贤老师的讲座，枣枣才缓过来，觉得自己“又是个人了”。在讲座中，王向贤老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阐述了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和生育文化的变迁。枣枣记不得王老师当时举的那些机智的例子，只记得自己当时笑得很开心。枣枣说：“听完就觉得表面上女性处于被支配的角色，没有子宫的使用权，但个人生活中有许多反抗。”
在一个类似的女性主义活动上，枣枣听到一批法学院的学生在讨论2002年吉林出台的准许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法规。有人感慨，如果当时吉林能有一个当事人去医院做检查，再通过法律程序做点事情，或许当时就能打开个口子。
当年媒体的报道 | 新浪新闻
听到这里，枣枣来了灵感：前面的步骤她都已经做了，就差最后一步。“不能说扼住命运的咽喉，但是你能跟命运掰个腕子，”枣枣说，“你不会没有选择。”
跟命运掰腕子
33岁那一年是于丽颖颇感焦虑的一年。生活中的变动——母亲患病，令她的人生重点从事业转向了家庭，也让她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怕自己以后会后悔，她曾动过冻卵的念头。于丽颖来自于一个传统的家庭，所谓传统，指的是“在外边做了再多的事儿、做了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回到家，不结婚、不生孩子，你就有问题” 。
于丽颖是“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因在普通列车上遭遇二手烟，一大学生起诉哈尔滨铁路局）的原告代理律师、秋白因高校教材“恐同”诉教育部一案的原告代理律师。这次，她是枣枣的代理律师。
于律师是秋白案的代理律师，一直以来为弱势群体发声丨zhihu
在于律师之前，枣枣曾聘请过另外一位律师。2019年4月，她和那位律师一起去东城区（被告医院的注册地）申请立案。案由是医疗合同纠纷。东城区立案庭的法官收下了材料，说有一个类似的案子在申请立案，如果那个案子能立成功，枣枣的案子也能立案，让枣枣先回去等通知。
等了一个月，结果是不行。法官提到的案子是一位已婚丧偶的女性申请使用冷冻的胚胎，而枣枣未婚。
陪同枣枣一起来法院的朋友阿烂（化名）想拍摄视频记录下这段经历。由于违反法院规定，工作人员制止了她，还叫来法院内部的技术人员进行监督，以确保视频被彻底删除。
枣枣猜测，或许是这一举动激怒了立案庭的法官。那位法官特意从窗口出来，把枣枣和阿烂带到一间空的法庭“训了一顿”。这位经验老道的男性法官用抑扬顿挫的北京话说，“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来判案，所以这个肯定立不了、”“冻卵那些东西都是国外传过来的，你要冻上国外冻去。”
据阿烂回忆，枣枣当时手都在发抖。
东城区不行，律师提议去枣枣的居住证地址所在的海淀区试一试。海淀法院直接拒绝接受枣枣的材料，告诉枣枣得去医院的注册地东城区申请立案。“你只是想拿起法律武器，却发现法律武器不太好拿，”枣枣说。
2019年9月，通过朋友介绍，枣枣联系上了于丽颖律师。于律师起初有些犹豫。目前国内实行立案登记制度。虽然枣枣的案子没有立案成功，但法院收了材料系统里会存有相应的记录。除非能拓展出一个新法院，否则枣枣的案子连立案都成问题。不过，由于枣枣态度非常坚决，再加上于律师也曾面临同样的选择，她还是接下了案子。
和同事商议后，于律师干脆将一般人格权列成了备选案由。
2003年原卫生部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针对的是医疗机构，医院不能给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但是《民法》或者是任何法条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过，女性不能去冻卵。法无禁止即自由。“我一开始以为是有法律法规规定说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后来发现不是，”枣枣娴熟地解释道，“有的东西很tricky。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冻，只是医院不能给我们冻。它侵犯的生育权是里边‘生育方式的选择权’这一块。”
枣枣和于律师一起接受采访丨chinadaily
生育权属于包含在一般人格权里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侵权纠纷，侵权行为地也可以起诉。北京妇产医院有两个院区，注册地址是医院的西院区，在东城区；枣枣去的东院区在朝阳区。
由于朝阳区法院的案子比较多，先要去窗口让工作人员审核基本材料，看诉状是不是写得清晰明确、证据材料是不是充分等。通过人工审核之后，才能拿到排队申请立案的号码。有的案子在这个阶段就会被拒掉，连号都拿不到。
于律师把材料交给审核窗口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看，拿出一本特别厚的白色封皮的书开始翻。翻了一会，又说让于律师等一下，他要去问问领导。等了十多分钟，工作人员拿着书回来了，给于律师写了号。工作人员解释说，朝阳区由于案子多，好多案件都是专属管辖（打个比方，离婚的案件可能专门由亚运村法庭管辖；交通事故可能专门由奥运村法庭管辖）。因此，有的案子可能从立案的时候就由基层法庭立。工作人员去咨询领导的是，一般人格权到底是由本院立还是下边的基层法庭立？两人讨论一番，确定一般人格权由本院立。
这次碰到的立案庭法官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女性。于律师回忆，当时法官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检查都合格，为什么医院不给她提供冻卵服务？”于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们也不清楚”。
立案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对诉状的修改。一开始的诉状以事实、理由为主，看上去像一个权利倡导的案件。于律师尽量把诉状的重点放到个人经历上，把案子写成一件个人的事儿。
这一修改和于律师的执业经历有关。早些年，于律师接手的案子多是环保议题，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利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来支持。但近些年接触性少数群体的议题之后，于律师发现，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可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来保护，整个大环境又对少数群体不友好，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成长经历，你才真正地能知道性少数群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一个人的经历，能反映整个群体的需求”。
于律师曾帮助六位跨性别者成功修改学历上的性别。目前，跨性别者做完手术，修改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性别没有任何障碍，反而不少人卡在了学校那里，修改学位证、毕业证上的性别成了难题。有的跨性别者甚至会因此放弃上大学的念头。“有的小朋友会想，‘反正大学毕业了也改不了，那我干嘛要去念大学？’这会导致边缘群体更加边缘化，” 于律师说，“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可能会改变许多人的整个人生。”
耻辱的单亲妈妈
立案成功后，又等待了一个多月，开庭信息来了。2019年12月23日，徐枣枣诉北京妇产医院侵犯一般人格权案于朝阳法院开庭审理。
在开庭的前一周，“多元家庭网络”的公众号和微博公开发布了枣枣案子的开庭信息，并邀请媒体旁听。这个成立于2018年8月的组织，核心成员有包括展滢滢（化名）、阿烂在内的三人，志愿者有二十几人。
枣枣参加的王向贤老师的讲座，便是“多元家庭网络”举办的；也是展滢滢将于律师介绍给了枣枣。展滢滢告诉果壳，“生育没必要和婚姻捆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倡导点。我们倡导的是女性的独立自主。”
“多元家庭网络”出品的《单身女性/拉拉生育宝典》丨多元家庭网络公众号
展滢滢曾在2016年和一起做公益的伙伴们联合撰写《女性生育要自由——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调查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在为报告做调研找个案期间，她结识了不少单身妈妈和几对出国怀孕生子的女同性恋伴侣。
展滢滢觉得，相对于同性恋群体，让单身妈妈讲述她们的生育故事要难得多，“一般生孩子的同性恋都已经出柜了，也非常骄傲有这种家庭，自我认同非常好，很愿意分享；单身妈妈反而不行，她们会觉得污名太大了。她们甚至不知道压在身上的东西是什么。”
为给“多元家庭网络”撰写文章，阿烂也曾接触过单身妈妈、女同性恋伴侣。阿烂认为，对于同性伴侣而言，到生育这一步之前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取向认同的压力、出柜的压力、和父母关系的压力等等。虽然非常辛苦，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压力慢慢被释放、消化了。而对于异性恋的单身妈妈来说，性取向的压力是没有的，她们最大的压力来自未婚先孕的羞耻，来自家庭的、文化的耻感。阿烂说：“对许多家庭而言，单身妈妈的孩子，粗暴地说就是‘野种’。为了有个交代，有的人会谎称结过婚又离了。”
展滢滢曾经是不婚不育主义者，差不多在29岁的年纪改变了想法。她想要一个女儿。她给自己画了一道线，如果35岁还没生孩子，就会选择冻卵，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展滢滢曾跟家人提起自己非婚生育的打算。根据工作经验，她知道对单身妈妈来说，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极其有限，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单身女性/拉拉生育宝典》插图丨多元家庭网络
展滢滢来自位于天津郊区的一个 “走五百米能遇到三个认识人”的小镇。小镇风气保守，展滢滢的家庭也是。大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著名性与性别学者方刚副教授的研究生。爸爸得知此事，说了一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师是干什么的”。
第一次提，家人非常反对，“觉得我是神经病，当然现在也觉得我是神经病。”展滢滢曾以为，她清楚地表达出她的想法，家人就会慢慢接受，然而事与愿违。她和妈妈说，自己将来可能生个混血宝宝，妈妈说：“我抱着一个混血宝宝走在街上，人家问我孩子哪来的，我怎么说？”爸爸说她“太自私了，就是六亲不认”，奶奶说“你让我们的面子太难看了。”
在法庭上，医院方的律师也提到了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认为单亲家庭面对的社会压力大、抗风险能力低等等。也曾有医学伦理学家指出，我国相关规定禁止为单身妇女使用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是出于保护后代的考虑。孩子的出生是被选择的，女性有选择冻卵、未婚生育的权利，但这并不一定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孩子不一定愿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对此，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向贤老师告诉果壳，这种思维是异性恋婚姻生育霸权的体现。所谓的异性恋婚姻霸权家庭，指的是一夫一妻，婚姻内生育，孩子与父母之间是生物血缘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亲生孩子）。之所以指称这种家庭模式是霸权，是因为它将其它家庭形式边缘化和污名化了，认为只有这种三位一体的家庭才是唯一正常的家庭模式，但在这样的家庭内，父母对子女的暴力层出不穷。儿童幸福成长的最根本要素在于至少有一位成人持续稳定、有效地提供抚养和关爱，而不在于家庭形式。
《单身女性/拉拉生育宝典》插图丨多元家庭网络
对于孩子，没有任何人的出生是自己选择，即，是否出生、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从来没有人能够选择。所以，保障儿童最佳利益，根本不在于赋予儿童选择权（人类或所有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拥有这个权利），而在于：基于人生而平等，对所有的怀孕、分娩和成长，都提供当代社会公认的能够为新生命提供适当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条件。
单身女性生育权
“主要是来气，你知道吗？”提到社会对单身妈妈的刻板印象，枣枣直白地说。电视剧里、新闻报道里的单身妈妈，要么是特别无知、要么是自食恶果，“反正是在一个被道德谴责的位置上”。
枣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起诉，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单身妈妈不都是无奈的、凄惨的弱者或者受害者。“我是理智的，甚至是睿智的，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规划，是在为自己的以后做‘投资’。”
在许多媒体报道中，对冻卵权益的争取等同于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争取。这确实也是枣枣和一直在背后支持她的朋友们希望看到的。在第一次开庭后，枣枣曾在一个类似于小型新闻发布会的场合上表示，“医院应该把单身女性生育权还给我们。”
“多元家庭网络”的第一篇推送提到，“多元家庭网络”目前主要关注的议题是非婚女性的生育权，其现实意义在于“直接向父权制的、异性恋的婚姻制度发起挑战，也赋权给予亲密关系中的个人。”
发布与单身妈妈、同性恋家庭有关的个人故事，组织线上线下关于相关议题的讨论，都是“多元家庭网络”的常规操作。还有一项常规操作是：为了让单身女性生育权这个议题不断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号召大家给人大代表寄信。
2017年年初，展滢滢陪同一对在生育过程中遭受颇多挫折的女同性恋伴侣给全国六百多名女性人大代表寄信，希望她们能够关注非婚女性的生育权。
2017年底，卫健委官网公开了一份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开放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限制的答复函。
展滢滢给吉林省人大代表寄信的照片 | 搜狐新闻
2018年年初，展滢滢以个人名义向64位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希望他们能够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或建议，为单身女性合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呼吁。当时，也曾引发国内外媒体的轮番报道。
从号召关注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到号召对单身女性开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展滢滢告诉果壳，“为了媒体的效果，让议题能够被看到，就要采取一些折中的方法。在给人大代表的提案信里边还是会列的比较清楚，但在故事的讲述上，聚焦到一个具体的技术，更有利于传播。”
冻卵，是在生活中单身女性实现生育权的场景之一。与之类似的，还有单身女性使用精子库的权利。2019年年初，阿烂向吉林省64位全国人大代表寄去了提案建议信，希望将吉林允许单身生育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先进规定推广到两会，并确认单身女性可以申请精子库的权利。
阿烂给吉林省人大代表寄信的照片 | 多元家庭网络微博
还有单身女性领取生育保险的权利。根据相关规定，到社保局申领生育保险需要出示计划生育证明，办理计划生育证明需要申请人向街道出示婚姻证明。上海未婚妈妈张萌（化名）因申领不到生育保险，向当地社保部门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初，张萌败诉。
2019年8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了张萌的再审申请。这起案子被称为“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展滢滢、阿烂和“多元家庭网络”的其他志愿者都在背后支持者张萌。就像这次她们在背后支持枣枣一样。(2020年2月11日，张萌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再审申请的行政裁定书。上海高院认为原一审、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均无不当、应予维持，并驳回了张萌的再审申请。）
张萌给上海152位两会代表寄信 | 多元家庭网络微博
一步一步地铺垫，终于等来了爆发。在2019年后半年，依靠核心成员只有三个人的小团队，“多元家庭网络”将与单身女性生育权有关的两起事件送上了微博热搜。一次是张萌的“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一次是枣枣的“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
开庭当天，北京的天气有些阴冷。穿着羽绒服在室外待上十几分钟，就能被东北风吹得透心凉。在法院门前等待枣枣的，除了各家媒体的记者，还有几位未成年的女学生。她们自发前来声援枣枣。一位在妈妈群里的女律师将开庭信息发到的群里，某位妈妈又将信息告诉了女儿。同时自发到场支持枣枣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的几位学生。
由于法院的规定，只有阿烂和另一位朋友陪枣枣出席了庭审。枣枣本希望能邀请更多的朋友或者有单身生育意愿的女性来旁听。她想让多一些女性和她一起去见证这个时刻，“我们开始能给自己的身体做一点决定的这个时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挺有意义的。”
在法院门口等待开庭的枣枣丨界面新闻
作者：雪竹，Edan
编辑：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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