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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受害者心态吗?

利维坦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微博:利维坦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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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这几天刚好看到“上海杀妻藏尸案”的罪犯朱某在上个月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有关案件的详情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搜索相关报道。我感兴趣的是,如果朱做以下“人际受害倾向”的问答,他会得几分——其实从媒体报道和其供述中不难看出,缺乏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同理心)在朱某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而朱某母亲在案发后为其儿子辩护的双标逻辑,亦让人无语又震惊。

本文中的“受害者心态”,其实往往是那些对他人施加伤害而不自知的人,非但如此,他们还常常觉得其“善举”不被理解,从而生出“他人亏欠我”的感受。这种焦虑依附型人格的表征是充满矛盾的,但其内在逻辑中却是个自洽闭环——从而,变成了一个“不可说服的人”。
快问快答:在1(表示“完全不同意”)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等级来评价你对这些问题的同意程度。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伤害我的人能够意识到一个事实——我已经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我觉得在他人的相处中,我对待他人比他人对待我更有良知和道德。
·当我身边的人觉得我的行为对他们造成伤害时,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我才是对的。
·我常常回想起别人对我的不公。

如果你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得了高分(4分或5分),你就可能有心理学家所说的“人际受害者倾向”(tendency for interpersonal victimhood)。

社会的模糊性

社会生活总是模糊不清。约会对象不一定会回复你的短信;当你对朋友微笑时,他们也不一定会对你微笑;而陌生人有时脸上也会有不高兴的表情。问题是:你如何解读这些情况?你会把所有这些都看作是冲着你来的?还是会考虑更有可能的情况,比如你的朋友只是今天心情不好,你的新约会对象仍然对你有兴趣,但想表现得酷一点,而街上的陌生人正因为某些事情而生气,甚至没有注意到你的存在?

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够比较轻松地克服这些社交中模糊不清的情况,他们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并承认这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有些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永久的受害者。

拉哈夫·加贝(Rahav Gabay)和她的同事将这种人际受害倾向定义为“一种持续的自我是受害者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多种关系中被普遍化。因此,受害成为个人身份的核心部分”。那些具有永久受害心态的人往往具有 "外部控制中心"(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完全受制于自我以外的力量,如命运、运气或他人的怜悯。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1548585_The_Tendency_for_Interpersonal_Victimhood_The_Personality_Construct_and_its_Consequences)

通过临床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际受害者倾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a)不断寻求对自己受害者身份的认同;

(b)道德精英主义;

(c)对他人的痛苦缺乏同理心;

(d)频繁反思过去的受害者经历。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员并不把经历创伤与具有受害心态等同起来。他们指出,受害者心态可以在没有经历过严重创伤或伤害的情况下发展。反之亦然,经历过严重的创伤或受害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会养成受害者心态。然而,受害者心态和受害行为有相似的心理过程和结果。

另外,专家确定的受害心态的四个特征是处于个人层面上的(研究结果出自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样本研究)。因此,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于群体层面。但有文献表明,在集体层面上,两种受害者心态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将在下文指出)。

说完了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永久受害心态的主要特征。

受害者心态

不断寻求对自己受害者身份的认同。

在这一方面得分高的人,永远需要让自己的痛苦得到承认。一般来说,这是对创伤的正常心理反应。经历创伤往往需要打破我们对“世界是一个公正和道德的地方的假设"。承认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是对创伤的正常反应,这有助于一个人重新建立对世界是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生活场所的信心。

此外,受害者希望施暴者为他们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并表达负罪感也是很正常的。对患者和治疗师的证词所进行的研究发现,确认病人具有创伤,这一点对进行创伤和受害的恢复治疗很重要。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15034528_Guilt_An_Interpersonal_Approach)

道德精英主义。

那些在这个维度得分高的人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而其他人都是不道德的。道德精英主义可以通过指责他人不道德、不公平或自私来控制他人,同时将自己视为“道德帝”。

(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533316414545707)

道德精英主义往往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而发展起来的,以抵御深刻的痛苦情绪,并成为了保持积极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因此,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否认自己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并将其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人”被视为威胁,而自我则被视为受迫害、易受伤害和道德上的优越。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533316414545843)

虽然把世界分成“圣人”与“恶魔”的人,可能会保护自己不受痛苦,避免损害自我形象,但这种心态终会阻碍成长和发展,并忽略了洞悉自我和社会复杂性的能力。

对他人的痛苦和折磨缺乏同情心。

在这一层面得分高的人太专注于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以至于对他人的痛苦和折磨视而不见。研究表明,刚刚受到委屈的人,或者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委屈的人,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做出攻击性和自私的行为,无视他人的痛苦,将一切归于己有,让他人无路可走。艾米丽·齐特克(Emily Zitek)和她的同事认为,这类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受的苦已经够多了,所以他们不再觉得有义务去关心别人的痛苦和折磨。因此,他们放弃了帮助同类人的机会。

(pdfs.semanticscholar.org/34ae/fcaa1b7f3c7ca7c968bbe5294bdf8d2e951d.pdf)

而在群体层面,研究表明,对群体内受害者的关注度增加,会降低对对手群体以及无关对手的同情心。甚至仅仅是对受害行为的暗示也会增加持续的冲突。这种心态会导致对对手的同情心降低。人们不愿意接受大幅度的对当前伤害的集体内疚。事实上,关于“竞争性受害”(competitive victimhood)的研究表明,参与暴力冲突的群体成员倾向于把他们的受害者视为排他性的,并且倾向于最小化、贬低或完全否认对手的痛苦和痛苦。

(www.jstor.org/stable/20447126)(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088868312440048)

一个群体如果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痛苦,就会形成心理学家所说的 "受害者的利己主义"(egoism of victimhood),即成员不能从对手群体的角度看问题,不能或不愿意同情对手群体的痛苦,不愿意为自己群体造成的伤害承担任何责任。

经常反思过去的受害经历。

那些在这方面得分高的人,会不断地反思和谈论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所犯的过错以及其原因和后果,而不是思考或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可能包括,在过去发生的攻击行为的基础上,预期未来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表明,受害者倾向于反复思考他们经历的人际过错,这种反复思考会增加寻求报复的动力,从而减少寻求宽恕的动力。

在群体层面的分析中,受害群体倾向于经常反思他们的创伤事件。例如,多年来,以色列犹太人学校课程、文化产品和政治话语中广泛存在的大屠杀材料有所增加。虽然现代的以色列犹太人通常不是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但以色列人越来越关注大屠杀,担心它可能再次发生。

(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882.1430&rep=rep1&type=pdf)

受害者心态的后果

在人际冲突中,各方都有保持积极的道德自我形象的动机。因此,不同的当事人很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观现实。犯罪者倾向于淡化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而受害者则倾向于认为犯罪者的动机是专横、愚蠢和不道德的,而且更为严重。

因此,一个人作为受害者或作恶者所形成的心态,对人们感知和记忆情境的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加贝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了三种主要的认知偏见,它们是人际受害者倾向的特征:解释偏见、归因偏见和记忆偏见。所有这三种偏见都会让人们不愿意原谅他人。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偏见。

解释偏见

第一种解释偏见涉及对社会情境的冒犯性感知。研究人员发现,人际受害倾向较高的人认为,低严重程度的冒犯行为(如缺乏帮助)和高严重程度的冒犯行为(如对其诚信和人格的冒犯性言论)都比较严重。

第二种解释偏见涉及到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对伤害的预期。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在人际关系中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更容易认为,他们部门的新经理在与他们见面之前不会那么关心他们,也不会那么愿意帮助他们。

伤害性行为的归因

那些有人际受害倾向的人也更有可能将犯罪者的消极意图归咎于犯罪者,也更有可能在伤害事件后感受到更大的消极情绪强度,持续时间也更长。

这些发现与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人们对一场人际交往是否有害的认知,往往与他们对伤害性行为是主动性的感知有关。相较于那些在人际受害者倾向中得分较低的人,有人际受害者倾向的人更容易觉得自己遭受冒犯,因为他们认为冒犯者更有恶意。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93650205277319)

人们发现这种偏见在集体层面也存在。社会心理学家诺亚·肖里·艾尔(Noa Schori-Eyal)及其同事发现,那些在“永久群体内受害取向”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人,即衡量一个人在群体内感到在不同时期不断受到不同敌人的伤害和迫害的信念,更倾向于将其他群体归类为对本群体有敌意的群体,并对这种归类作出更快的反应(表明这种归类更自动)。在这一量表上得分高的人也更有可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将恶意意图归结为其他群体成员。当用历史上的群体创伤提醒他们时,他们更有可能将恶之意图归结为其他群体。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7777288_Perpetual_ingroup_victimhood_as_a_distorted_lens_Effects_on_attribution_and_categorization)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尽管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以色列犹太人,但人们对群体内受害者倾向的认同程度仍有很大差异。这进一步证明,仅仅因为某人是受害者,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受害者心态与真正经历过集体或人际创伤的人是不同的,有很多人经历过同样的创伤,但拒绝将自己视为永久的群体内受害者。

记忆偏见

人际受害倾向较强的人也有较大的负面记忆偏见。他们会回忆起更多代表攻击性行为和伤害感的词汇(如“背叛”、“愤怒”、“失望”),也更容易回忆起负面情绪。人际受害倾向与积极的解释、归因或积极情绪词的回忆无关,更具体的说法是消极刺激激活了受害心态。这些发现与之前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心理情境中,反省会增加对事件的负面回忆和认识。

(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336.1616&rep=rep1&type=pdf)

在群体层面,群体很可能承认并记住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件,包括本群体受到另一群体伤害的事件。

宽恕

研究人员还发现,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成为受害者的人,在受到伤害后,不太愿意原谅施暴者,在逃避之余,表达了更强烈的报复欲望,实际上更有可能采取报复的方式。研究人员认为,回避倾向低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人际受害倾向中得分较高的人对认可的需求较高。重要的是,这一影响是通过认知视角来调节的,而认知视角与人际受害者倾向呈负相关。

在群体层面也有类似的发现。强烈的集体受害感与较低的原谅意愿和较强的报复欲望有关。这一结论在不同的背景下都得到了证实,包括对大屠杀、北爱尔兰冲突和巴以冲突的思考。

心态的起源

受害心态从何而来?在个人层面,肯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起到了作用,包括一个人过去真正的受害经历。然而,研究人员发现,焦虑的依恋人格是人际受害倾向的一个特别强烈的前因。

焦虑依附型的人往往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和持续的肯定。出于对自身社会价值的怀疑,他们会不断寻求安慰。这导致焦虑依赖的人以一种高度矛盾的方式看待他人。

一方面,焦虑型依恋的人预感到会遭到他人的拒绝。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依赖他人来验证自己的自尊和价值。至于焦虑依恋与人际受害倾向之间的直接联系,研究者指出,“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人际受害倾向似乎为焦虑依恋的个体提供了一个构建其与他人非稳定关系的有效框架,这包括争取他人的关注、同情和评价,同时在人际关系中体验到困难的负面情绪并加以表达。”

在群体层面上,加贝和她的同事指出了社会化过程在发展集体受害者心理中的潜在作用。他们指出,就像人类的信仰一样,受害者心态是可以学习的。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比如教育、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群体成员可以了解到,受害者心理可以被用作一种权力游戏,即便一方遭受了伤害,侵犯行为也可以是合法和公平的。人们可能会了解到,将受害者心理内在化可以赋予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并保护他们免受在线骚扰和羞辱的任何后果,这些后果可能会强加于被感知的外群体成员。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088868315607800)

从受害者走向成长

事实是,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许多政治和文化团体和个人都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并一起参加 "受害者奥运会"。《受害者的国家:美国性格的衰败》(A Nation of Victims: The Decay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的作者查尔斯·赛克斯(Charles Sykes)指出,这种现象部分源于群体和个人追求幸福和满足的权利。在赛克斯的基础上,加贝和她的同事们指出:"当这些权利感与个人层面的高度受害倾向结合在一起时,社会变革斗争更有可能采取攻击性、贬低性和居高临下的形式。"

但问题是:如果社会化过程能给个人灌输一种受害者心态,那么同样的过程肯定也能给人们灌输一种个人成长心态。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创伤不一定要定义我们呢?经历过创伤,受害者身份不构成我们身份的核心?我们是否甚至会有可能从创伤中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利用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努力向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其他人灌输希望和可能性?如果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可以在不仇恨他人的情况下保持对一个群体的自豪感,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认识到,期待别人的善意,那么自己也要友善一点呢?如果我们认识到,没有人有资格得到任何东西,但我们应被当作人来对待呢?

这将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式转变,但它将与最新的社会科学一致,即永久的受害者心态使我们用滤镜看待世界。一旦剥除滤镜,我们就能看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对的,我们群体中的每个人也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人,都有同样的潜在需求,即归属感、被人看到、被人听到、有人生意义。

尽可能清楚地看清现实,是实现持久变革的重要一步,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摆脱永久的受害者心态,做出更有成效、更有建设性、更有希望、更愿意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事情。

文/Scott Barry Kaufman

译/Sue

校对/boomchacha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unraveling-the-mindset-of-victimhoo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Sue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