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上的鬼魂之声

利维坦按：

如果有人想撰写一部有关人类的“声音史”，这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声音依赖的媒介，不论留声机、录音机还是其他，都仅仅是晚近的工业产物，而那些历史上浩繁的声音均已随亡灵消逝，以一种我们捕捉不到的方式散布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既不知道秦始皇的口音，也不清楚苏格拉底说话时的语调——即便是在电话兴起之后的那个年代，它也只是我们人类技术史上很短暂的一个刻度而已。

本文作者用一种略带伤感的语调，描述了一段试图寻找逝去声音的旅程，当然，这注定是徒劳的。那些昔日的电线杆，如同罗伯特·德尼罗电影《Everybody's Fine》中的象征，曾让无数声音通过电流汇聚，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充满爱意、阴谋、噩耗、生意，无迹可寻的声音。 “每一种新媒介都是制造鬼魂的机器。” 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the Air）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概述了1999年以来传播学晦明交错的奇特历史，其核心是以辩证的、预言性的方式来表明我们对无过错的主体间接触的渴望已经掩盖了某种对立境况：“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交流中，我们渴望彼此、渴望自我、渴望（探索）不同的世界。只要将技术应用到“通信”服务中，最终的设备就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光谱孤独、寂静和拦截的矛盾状态。在本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实验中，朱利安·切赫里安（Julian Chehirian）去寻找电信的历史，他坐在一根“避雷针”的孤影下，倾听来自坟墓之外的声音。——系列编辑D.格雷厄姆·伯内特（D. Graham Burnett）在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漂泊在外，乘坐廉价的州际巴士去往四处。我继续在小型学院和公共场所向一些可能走错了地方的听众（包括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军事和海洋历史学家以及短波无线电维修工）介绍我关于电信技术史（特别是在断线情况下）的专题论文。

终于，一段时间后，我在新泽西州中部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州档案保存专家。

该职位受州农业发展委员会（SADC）监督官员的领导（SADC位于新泽西州农业部，但不隶属于新泽西州农业部）。岗位职责包括：给农场的内部文件中找到的所需记录进行整理、分类、扫描、索引和永久保存；按照指示给纸质副本和电子副本进行编码并保存；按要求完成其他相关工作。发布日期：2020年4月6日 种类：03 步骤：01 薪资范围：基于经验 公告编号：13-20因为迫切地想摆脱漂泊不定的演讲生活，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搬到兰伯特维尔的新住所时（一个小房间，位于一家兜售中本世纪中叶物品的古董店上方），除了一封通知我报到地点的简短信件和一份工作职责概述外，我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带上的。

职位描述中写着“根据需要，在全州范围内工作”，但我却被安排在镇上一栋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办公楼里，那里曾经是一家洪水保险公司的理赔中心。从我的办公桌，可以交替看到需要审查和归档的买卖契约以及一条空旷得不能再空旷的河流；没有码头，没有船只，仅仅空留一座废桥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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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喜欢听从教堂旧货商店收集来的磁带。我以这种方式度过了许多夜晚：早早地吃过晚饭，凝视着灰白的墙壁，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盘新的磁带上。其中一盘磁带给出了精明的婚姻建议，另外一盘播放着喧闹的蒙特利尔军乐队乐曲，还有一盘是“心理声学”，我已经开始相信其中包含了航海的声音。缆绳绷紧，船体上的水向前掠去，还有布料来回拍打的声音。我静静地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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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下旬，我的上司给我打电话，一反常态地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任务涉及到新泽西州劳伦斯维尔的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地归县政府所有，建有一座公园，但它曾经是一处电信设施。他说，之前的土地所有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曾提出要求，希望从这块土地上收回一些未指明的东西，后来县里把这块土地变成了生态保护区——稀有草甸栖息地。

他告诉我，从1929年到60年代末，从美国打出的越洋电话都要经由短波无线电信号通过这片800英亩的农场，该农场曾被称为“美国电报电话国际无线电话传输站”。农场上伫立着数百个85+英尺高的电线杆，这些电线杆呈菱形排列。每根天线都会将芝加哥、奥尔巴尼或华盛顿的声音传到伦敦、丹吉尔、大马士革或布宜诺斯艾利斯。

20世纪60年代，每天大约有16000通电话经由这里。到1975年，这个设施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海底电缆和卫星通信。AT&T停用该设施时，仅有一根天线仍在使用，连接着美国大陆和古巴关塔那摩湾。今天仍有最后一根电线杆存在。尽管电线杆通常由AT＆T回收，但购买这块土地的农民查尔斯·布莱恩（Charles Bryan）要求保留一根。

这根电线杆曾经是连接特拉维夫的跨时空桥梁，但在1975年至1998年之间却充当了避雷针。

我的上司说，这个问题很难轻易解决，但你最好“能给州政府提交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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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驱车前往该地。虽然道路纵横，但都很狭窄，且能通到目的地的路少之又少。许多路都是通向更窄小的道路或者碎石路，然后就此截断。

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一块牌子，写着“默瑟草甸郡公园”。

我用车在公园周围划定界限，参照着这块土地的航拍影像，描绘了我要勘测的地块的外部边界。

公园的地形多种多样。有些入口可以在荆棘丛生的林间小径上通过，有一些则蔓延到长满青草、连绵起伏的广阔区域。周边是破败的农村房屋。其中一栋房子的视野被一个用油布覆盖的凸起水池挡住了，油布起伏不定，像是从人的胸腔里发出声声叹息。另一栋房子无人居住，房顶有缺口，风从缺口灌入，像是打着哈欠把房子向内压向地面。我注意到一个小标牌，指明布莱恩农场的方向，我在一片小碎石场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步行前往，视线中只剩下前方的小路和周围的树木，沿路偶尔会出现电动助行器和婴儿推车。我注意到这个由通信农场改造而来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许多导引指示牌，呈现着AT&T曾经使用过的天线技术说明以及该设施的历史年表。

但我的目光却被另外的东西吸引了：

照相机的镜头正对着人群以外的事物，而照片中两个人的视线也是同样的朝向。我自己的视线越过人群，而后就看不见他们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电线杆占据了——那些电线杆仿佛深色的切口，渐渐消失在灰白的边际。我知道，就在那一瞬间，有上千股声音通过这个设备在交换着，就像一团有着固定航向的蚊虫，像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交换，了无痕迹，但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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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历史经验提醒我，对这样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言，可知的信息只能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存在，否则就没有严肃讨论的必要。

我记得有位教授反复对我们强调：“有迹可循，方成历史”，他的下唇因愤慨而颤抖。但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有无所顾忌的时刻，就是思考那些不确定性想法的时刻，哪怕很短暂。我回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曾出现在我沉闷的研究生学习中。我回想起沉浸在电信论文中的那些夜晚。在一篇论文中，涉及到了专利申请、官方机构、联邦监管机构、美国军方、战时协议、工程师、科学家、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新兴技术和新兴的经验形式，毕竟，总有人在打电话。

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一直想把电话作为一部“亲密关系的社会史”来写，同时也想写一部技术本身的历史。但最终，迫于专业因素的考量，我只能选择一个。可想而知，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被认为几乎没有意义，而且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我依稀记得导师发来的一条短信，紧张地向我反复确认是否理解了他的担忧。）

夕阳西下，我驱车回家，沿着一连串狭窄的道路向西前行，道路两旁都是玉米地和破败的房屋，我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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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的上司又发来一条消息。今天“我的日程表”上标明要打电话给伊丽莎白·道恩（Elizabeth Dawn）询问那块土地的记录。

几次占线后，我拨通了道恩的电话。

我率先打招呼：“道恩女士，你好。我从森林公园打来电话，想了解一些关于贵公司以前投放在新泽西州劳伦斯维尔冷土路111-167号的设施信息。”

“能具体点吗？”

现在所有的重点都在我的下一步行动上，我必须让她感兴趣并且信任我。

"嗯，我想知道您是否有公司出售房产时留下的记录。"我暗示性地说了一句，表明意图后迅速停住，以示尊重。

“哦，当然。”

道恩令人感觉尚可。但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到明显地压抑着的不耐烦，如果我出错了，她会立刻表现出来。我能听到盘绕着的固定电话线在办公桌边缘滑动的声音，就像她脑子里伺机而动、企图给我施加一定压力的想法。

“你有信息授权书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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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去了县档案馆，而不是在州政府查询书面记录。档案馆里全是像我一样被上级派去查询记录的普通民众。我被指引到一处档案柜，在那里我只发现了一张1967年向那片农场运送超大型货物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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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又回到农场，寻找AT&T遗留下来的东西。

我清点了灌木丛、树桩和树上所剩无几的东西。有12个电线杆张紧器，它们看起来像瓷器，摸上去像胶木，如上图右下角所示。约三十五英尺长的金属编织电缆连接在张紧器上。我还在别处发现了瓷把手，有些不太完整，如上图左上角所示。我用手指在凹槽上摸了摸，发现附近有三根倒下的电线杆，上面有把手和脚踏板。我感觉我已经找遍了整个空间，如果还有什么东西，那只能是在某个遥远的边界。在地下，或者在天上，或者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我开始将这块土地本身当成一份“档案”——但是它能回忆起什么呢（如果有的话）？它还记得流经它身体的第一通电话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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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伦顿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里，我等待着雨过天晴，随手翻阅着《电话史》（A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看到了第一通跨大西洋的电话记录。1927年1月7日，位于纽约东河河岸的AT&T总裁向英国邮政总局秘书长宣布：“两个城市的人可以跨越三千英里的海洋，通过电话即时交换意见，进行业务往来，就像面对面一样。”

权力首先发声，但卡里·奥戴尔（Cary O’Dell）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只是粘贴了前一天的测试电话。更准确地说，前一天的测试电话才是首次信号传输。

在记录之外，奥戴尔指出：

美国演讲者说：“距离不再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人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耗尽自己的生命，他们不必活得那么长。” 或许略带沮丧，但一语成谶。第二天总裁剪彩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档案馆中没有任何相关记录。但是，如果说这些最初的涓涓细流创造了传播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就是声音的洪流：来自远方的交流，令人不快的消息，被延长的友情、爱情、商务和交易。

我想到这片土地现在的样子，除了乌鸦和沙沙作响的灌木外，一片寂静。我思考着存在与缺席的交替、欲望以及交流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奇怪的是，即使在该设施运行的时候，从这里传输到其他地方的对话也很少甚至是从未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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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农场，我对自己专业的历史学训练失去了些许信心。

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地理位置中蕴藏的智慧》（Wisdom Sits in Places）。人类学家基思·巴索（Keith Basso）在书中研究了地方和记忆对西阿帕奇人的意义。他指出，记忆及其生存和传承的可能性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因此，随着土著人从祖先的土地上迁出，他们也将过去从居住地被剥离了出去。

这个公园的故事比我知道的要长，它被荷兰人从伦尼莱纳佩人（是北美洲东北林地的土著民族，居住在加拿大、美国两地，译者注）手中夺走，然后卖给大英帝国，卖给贵格会教徒，卖给英国农民，再卖给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最后变为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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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我认为仍有协调一致的倾听空间。脱离历史，我开始倾听周围的一切。我还没有听够。

我沿着木板路的拐弯处，走到一条长椅前，长椅上坐了几个人。

我停了下来，从他们手里接过一支烟。我问他们今天过得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克里斯·巴拉诺夫斯基（Chris Baranowski）已经去世了，他的名字就印在长椅上。他死于戒毒时芬太尼（一种安定镇痛剂，译者注）使用过量。他的朋友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克里斯的父母把这条长椅放在这里，让那些认识他的人在此纪念他，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他是个伟大的音乐家，音乐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坐在左边的那个人告诉我。“他的葬礼是在附近的劳伦斯维尔长老会教堂举行的。我们都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这些家伙有从华盛顿过来的，也有从纽约来的，而我从费城来。教堂里满是人。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在交谈。虽然他不在那里，但周围的每个人都是爱他的。等所有人都说完话后，他的家人把一台立体声音响搬到了祭坛上。他们放了一盘克里斯录制的单轨磁带。他独自一人呆在这世界的一个房间里。”他说着就看向了其他地方。右边的那个人提出：“我们可以为你播放那段录音。”

在录音中，克里斯诠释了罗比·巴索（Robbie Basho）的这首歌。

我感觉有些奇怪。我和他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听着放在草地上的小巧扬声器——通过这个无线电金属网罩，他的声音在周围扩散开来。我虽然看不见他，却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处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的房间里，而那里和此刻这个地方之间的脆弱屏障已经开裂、软化。

克里斯的长椅面对山谷，远处是仅存的最后一根电线杆，就是那根被农夫查尔斯当做避雷针的杆子。这根电线杆曾指向特拉维夫，但现在它也可以指向其他地方。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思考着那些电线杆，思考它们能索引什么，不能索引什么。在草丛、溪流和倒下的电线杆之间。

我想到了前来聆听的朋友们，也想到了一家人的悲痛。克里斯的声音绕着这些电线杆，轻轻地传播着，似乎是传给周围能听到的人。

我没有找到汇入这些天线中的其他话语。但我不怀疑它们的存在。在空中，在那个地方，在我倾听和等待时出现。

文/Julian Chehirian

译/Amanda

校对/药师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last-pol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manda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