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史奇谈——故宫文物南迁

文物史奇谈——故宫文物南迁

张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专委会委员

吕埴

迁还是不迁？这是一个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骤惊国人，随着东北沦陷，北平城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无数珍贵文物，也危在旦夕。早在1894年，日本就制定了一个抢夺中国文物的计划，而这次日军更是有备而来。眼看北平无险可守，如果侵华日军入关，文物逃不开被抢走的命运。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虎视眈眈，北平城人心惶惶。还记得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的大火付之一炬，无数文物或被烧毁，或被抢夺，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如今，历史即将重演，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故宫里的文物，是迁还是留？

文物的迁留关乎着国家的未来，这件事太大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召集领导层商议，但他们都默不作声，谁也不敢拿主意。关键时刻，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打破沉默，提议将故宫里的文物迁去南方。在马衡心里，国宝留在北平，虽然能稳定民心，但文物会增加被日本人抢走的风险。将它们迁出北平，即使易散难聚，至少文物还留在中国。

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老百姓们群情激愤，大敌当前，只想着古董会不会被抢走，却不想怎样抗日：国家都亡了，留着那些古董还有什么用！

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

日本人此时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称：“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北强迫中国小孩学习日本历史，讲日本话，意图在根本上灭掉中国的精神。

这一次，能打赢他们的，只有故宫里的文物。因为这些文物是中国的瑰宝，承载着民族精神，见证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序，它们完好无损，中国的文脉才会永远延续。必须要保护好它们。

一天，马衡又找到了故宫院长易培基，请他给南京政府发封电报，说明故宫里的文物不能当做赌注，中国赌不起。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

在等待南京政府回复的这段时间里，马衡和易培基决定早做准备，两人召集了故宫的职工，秘密清点故宫馆藏，希望抢在日军打进北平之前，将所有文物打包封箱。这样的话，即使有一天日本人打到了北平，故宫人也能立刻带着文物转移。

封箱大法

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移即将开始。

清点馆藏之前，故宫职工专门去了一趟琉璃厂，在那儿的古玩商店里学会了文物装箱的方法，又结合了自己的方法，创造出一套适合文物的封箱方法。他们用绳子扎紧棉花包裹的文物，再用油纸将文物裹好放进厚木箱里，使棉花和稻草把箱子的缝隙全部填死，最终用钢条箍住四边封箱。为了测试效果，他们试着把箱子在城墙上扔下，里面的文物果然毫发无伤。

从1932的11月到1933年开春，故宫职工装好了数不清的木箱。这些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中国的文脉。

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徙

1933年新年第一天，中国军队布置的长城防线崩溃，2天后山海关失守，北平顿陷巨大危机。故宫文物南迁刻不容缓，马衡提议不能再拖延，立刻进行迁移。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1933年2月5日晚，趁着夜色的掩护，故宫文物大迁徙开始。晚上9点钟，故宫大门打开，十几辆汽车和数百辆人力车在午门鱼贯而出。13491箱文物（此次南迁共有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分成了5批，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睡梦中的北平市民不知道，有一群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就匆匆告别家人，毅然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一场关乎中国文化存续与否的大事悄然发生。

马衡亲自押运了数目最大的一批。路上，日军的飞机呼啸着来去，有好几次，日军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爆炸的余波甚至震裂了玻璃。万幸，文物没有受到损伤。

文物抵达上海不久，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又和同事们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朝天宫抢建库房。1936年底南京文物保存库建成后，文物再分5批转运。随着文物陆续搬进库房，陪着文物南下的故宫人松了一口气，马衡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从北平离开后，马衡没有睡过一天的踏实觉，他时不时就会惊醒，然后起床把所有文物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艰苦卓绝的第二次文物迁移

只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夜之间，整个华北平原陷入火海，马衡的心再次揪了起来。

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

朝天宫库房里的文物再次装箱，开启艰苦卓绝的第二次迁移，这次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这次文物西迁共分三路：首批80大箱文物走南线，先经船运至汉口，再乘火车到长沙，经贵阳后密藏贵州安顺华严洞6年，1944年12月独山陷落当天再迁四川巴县；走中线的9369箱文物分两批经水路至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后到四川乐山，密藏乐山安谷镇7年；走北线的文物共7286箱，走铁路经宝鸡、汉中、南郑、成都最终到四川峨眉山，密藏7年。三条线路沿途均得到军政负责人、地方政府及百姓的全力支持与护卫。

1937年12月9日，马衡和同事乘船从水路离开南京。4天后，南京沦陷。

首批去安顺的80箱文物珍贵异常，有无价的甲骨文、青铜器、碑拓，以及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名家字画。这些文物中途曾临时存放在湖南省著名的岳麓书院中，马衡赶到长沙后，立刻带人在岳麓山中凿洞。他知道，日本想要断绝中国文脉，一定不会放过岳麓书院，把文物藏在山里更安全。果不其然，在山洞凿好的当天，马衡接到了密电：日军将在近期轰炸长沙，速撤务留。马衡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组织文物装车向贵州转移。车队离开不久，日军飞机就俯冲下来，岳麓书院在一声巨响中陷入火海。如果再晚一刻，那80箱文物的命运就将改写。

日军的飞机、坦克不断逼近长江，走中线的9369箱文物的转移越来越困难，押运队伍能走的路线也越来越少。1938年5月，这批文物抵达“陪都”重庆，其中的3694箱存放于安达森洋行。洋行的主人安达森是中立国瑞典人，据说当年文物存放期间，他就把瑞典国旗升起来，文物就这样幸免于一次又一次重庆大轰炸。1939年夏，文物从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能雇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星夜不停地忙碌。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布置装运，曙色微茫，舱中昏暗，朱学侃并未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抵达乐山后，当地的村民、僧人、道士得知了马衡的难处，立刻将宗祠、庙宇无偿让出，用来给故宫人存放宝物。每当天气晴朗，没有日军飞机的时候，故宫人会把文物拿出来晒晒太阳，这个时候是故宫人最开心的时候。

走北线的7287箱文物，一路也不太平。日寇一路穷追不舍，狂轰滥炸，押运队伍只能昼夜不停地赶路，为了避开日寇，押运队伍的路线一变再变，最终一头扎进了秦岭。大雪封山，押运队伍一边挖雪开路，一边艰难地推动汽车，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山路塌方，押运队员纷纷徒手搬石，靠着煮雪取水和野菜野果，押运队伍艰难地走出了秦岭，而有些同事却永远地留在了山里。可他们没有时间悲伤，因为日军还在追击。

护宝壮举，全民参与

文物南迁中有无数“朱学侃”，或死于天灾，或死于日军的炮火之下，但故宫人没有放弃，依然在颠沛流离中为文物寻找着生机。因为他们曾向国家庄严宣誓，誓与文物共存亡。漫长的黑夜里，故宫人坚定地守护着文物，苦苦等待天明。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的上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9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收到消息的马衡忍不住热泪盈眶，离开北平后，他和故宫人陪着文物走了十几个省份，2万余里路，熬过了14年的光阴，终于等来了日本投降。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故宫人得到消息，纷纷带着文物启程，踏上回家的路。

1946年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在中和殿举行交接大会，北归的英雄们和留守北平保护故宫的职工们，一同唱响了大气磅礴的《故宫守护队队歌》。歌词“惟吾队士”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为十余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贴上了无悔的标签。

当年被故宫人带出去的文物无一损毁，无一遗失，这场“文化长征”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马衡与一众故宫人捍卫中国文脉的同时，也缔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的背后，有故宫人的坚持，也有政府、军队和老百姓的影子，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护宝壮举，是中华民族反抗文化侵略的伟大胜利。

庆功宴上，人们为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唏嘘不已，每当有人提起南迁时的惊险遭遇，作为亲历者的马衡和一众故宫人表情平静，只是说：“文物有灵。”

回家之路行路难

抗日胜利后，文物“回家”的道路也充满波折。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文物最终分藏多个机构。

1947年，古物陈列所的5400余箱文物全部移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8至1949年，故宫博物院的2900余箱文物分三批迁往台湾；

1950至1958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处6200余箱文物分三次北返紫禁城。

此外，故宫博物院2500余箱南迁档案等文物移交国家档案局，2000余箱文物留存南京朝天宫保存库。

2021年6月，重庆安达森洋行由建筑师张永和与团队进行建筑修复、改造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安达森洋行始建于1891年。这一年，重庆设立海关，正式开埠。洋行主营土特产进出口贸易，为了办公和仓储，它在长江南岸陆续建造了8栋房子。在之后的百年中，这些房子又经历了多次加建、改建。不同时代的细节，留存其间。2017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带着团队，沿着故宫文物南迁路线一路走访考察，准备在西南地区建立一座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当一行人来到安达森洋行旧址，看到保存尚好的老房子，及当年存放过文物的仓库外墙上的“不拆”两个大字，十分动容。一个远在山城的故宫分支机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由此诞生。此外，乐山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也即将开馆。

留下的文物今安在？结局让人意难平

倘若故宫文物不南迁，会有什么后果呢？

据史料记载，抗日时期包括故宫和长城在内的北京文物，都未能幸免被日寇劫掠破坏的命运。

故宫文物部分南迁后，来不及运走的文物损失惨重。古文物馆损失191箱、文献馆损失1734箱、前秘书处损失826箱、颐和园损失89箱、古物陈列所损失113箱，总计损失2953箱。另损失明代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一尊，统统用来炼铜，以补军用不足。日伪宪警曾两度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共抢走图书216种，计314册；杂志305种，计655册。撕毁书籍26种计26册；杂志64种计4131册，焚毁杂志5896册。

1938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命令被抓来的中国劳工拆古北口长城，并将完整的城砖，有长方砖，还有三角形砖都装上了火车。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龙山上，东从第一座五眼楼起西到古北口关门，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约有5华里。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伪满洲国方向开去。共运走三车皮。据统计，抗日时期日军共损毁长城45公里，敌楼197座，瓮城2座。

此外，日军在所占区均采取强盗式古墓挖掘，破坏北魏平城、北平周口店遗址、齐国故城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

大量珍贵文物因成功的南迁而幸免于难，那是一段艰苦的历史，更是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