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时期的爱、死亡与友谊

利维坦按：

前几天还和朋友聊起，我们或许正在经历少有的、波及全世界范围的重大历史事件。只不过，身处事件中的我们，似乎并未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回望这段历史，人们将重新审视这段特殊时期——虽然得益于医疗水准的发展，使得这次疫情的死亡人数无法同欧洲黑死病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到目前为止，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约为56万，而后者则是7500万（存争议）】，但这仍旧是和平时期的一个惊人数字。

诗人彼特拉克生逢黑死病大流行时期，这无疑使得他加深了对于死亡、爱和友谊的感受与反思。即便是当今我们对于病毒有了比几百年前更多的认知，但这仍旧无法阻止新型病毒的迅速蔓延：这或许也是一种隐喻，比我们更早存在于这个星球的病毒，正在用一种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规模浩大的物种洗牌，而这，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意大利诗人、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致命的瘟疫大流行——14世纪的黑死病。这场瘟疫横扫欧亚大陆和北非，导致多达两亿人死亡。通过探索彼特拉克留给我们的信件和其他作品的独特记录，保拉·芬德伦发现了他如何记录、纪念和哀悼那些他所爱的逝者，以及在今天，他也许能教给我们什么。
关于今年的新冠肺炎，我们会记住什么，未来又会如何回忆它呢？

1374年——这是他漫长而有趣的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观察到，他所在的社会已经与“这场在所有的世纪里都不曾有过同类的瘟疫”共存了25年多。他的许多朋友和亲人都死于这场毁灭性的疫病，而他活得比他们更长久，这对他来说既是幸运也是不幸。

彼特拉克是他那个时代最能言善道的人之一，他的所言所写代表了1346-1353年瘟疫大流行及其时不时的卷土重来之下的整整一代幸存者。他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笔，以最私人和最有意义的方式传达了所处社会的集体悲痛，坦承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损失所造成的影响。1348年是灾难性的一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这之后，他的好朋友乔万尼·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描绘了一幅难以磨灭的画面：年轻的佛罗伦萨人逃离瘟疫肆虐的城市，通过讲述一百个故事来熬过这场风暴。至于彼特拉克，他记录下几十年来的瘟疫经历，探索瘟疫对他心灵造成的变化影响。在面对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的疾病大流行时，黑死病让他愈发感受到生命之甜蜜和脆弱。他产生了很多重大的问题，并不断寻找答案。

“1348年让我们孤独无助”，彼特拉克在他的《日常熟事书信集》（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的开头如此宣称道；在这部卓越的作品中，他精心挑选了与友人的通信来往。在如此多的死亡之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死亡是否让他——或者说任何人——变得更好了？爱和友谊能在瘟疫中幸存吗？彼特拉克提出这些疑问，使他的读者也得以探索他们自身对这些事情的感受。他允许他们表达此类情感，在实际上担起了表达时代精神的责任，而这同时也是他的文学机遇。

彼特拉克出名的一点是他自称流浪者，很少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他时而在乡村自我封闭，时而完全沉浸在城市生活中，哪怕在瘟疫爆发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如此。这种流动性使他成为了一个格外独特的观察者，他得以观察瘟疫是如何演变成大流行的。

1347年11月底，也就是热那亚船只将疫病传播到墨西拿的一个月后，彼特拉克来到了热那亚。疾病沿陆路和海路迅速传播——其媒介是老鼠和跳蚤，不过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空气腐败的产物。在1348年4月7日写于维罗纳的一封信中，彼特拉克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场大流行的扩散过程，他在信中拒绝了一位佛罗伦萨亲戚的邀请，不打算回他的家乡托斯卡纳，原话是“今年的瘟疫践踏并摧毁了整个世界，特别是沿海地区”。

几天后，彼特拉克回到仍是无鼠疫区的帕尔马（Parma），得知他的亲戚，诗人弗朗切斯基诺·德利·阿尔比齐（Franceschino degli Albizzi）在从法国回来的路上死在了利古里亚大区的萨沃纳港。彼特拉克诅咒这“瘟疫之年”正在索取的无数死亡。他知道瘟疫正在蔓延，但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不断加剧的死亡率。“我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死去。”现在，鼠疫在他周围现身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特拉克越发感到自己被恐惧、悲伤和惊惶所包围。死亡一次又一次地突然降临。六月，一个朋友来吃过晚饭，第二天一早就去世了，又过了几天，其家人也先后逝世。彼特拉克在诗歌《致他自己》（To Himself）中刻画了这种奇异的经历，他想象出一种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人们不会理解生活在“一个满是葬礼的城市”和空荡荡的家里是多么可怕的事。

彼特拉克谈到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一起从瘟疫肆虐的城市撤离。在他们从法国前往意大利的途中，强盗袭击了其中两人，谋杀了其中一人，最终，他们放弃了这次行动。也许幸存者们认识到了理想主义计划的愚蠢之处，这个计划根本不适合他们分散的现状。1348年7月，彼特拉克最重要的资助人，枢机主教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死于鼠疫，他所效力的科隆纳家族是阿维尼翁的罗马家族，声名显赫，家中许多成员也于同一时期病逝。这下，这位诗人没了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躁不安、心绪不宁。

彼特拉克深切哀悼“友人的别离”。友谊是他的欢乐，也是他的悲苦。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他给生者写下动人的书信，又重读他给死者写过的最爱的信札，打算将其中最好的那些集结出版。在一个几乎能够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社交媒体实现即时沟通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通信作为一种跨越社会距离的技术曾经有多么重要。正如彼特拉克崇拜的古罗马文人西塞罗所说的那样，书信使不在之人与我们同在。

当然，通信也会带来痛苦。如果朋友们不迅速回信，彼特拉克就担心他们是否还活着。1348年9月，彼特拉克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绰号“苏格拉底”的弗拉芒本笃会修士、领唱路德维希·范·肯彭（Ludwig van Kempen），请他“尽快用你的信件将我从这恐惧中解脱出来”。他恐怕“卷土重来的瘟疫的蔓延以及不健康的空气”可能致使另一场过早的死亡。对方的回信或许并不迅捷，但终究是送到了他手里，其内容也让他安下了心。

在这坏透了的一年结束时，彼特拉克预言，每个逃过第一波大流行的人都应该准备好面对瘟疫的暴虐回归。这是一个敏锐的判断，最终也再准确不过。第二年，彼特拉克继续列数鼠疫病逝者，以及检疫隔离和人口减少所累积带来的影响。

他曾在法国南部认识并爱上了一位名为劳拉的女性，在她死后，他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场悲剧，并寄给了托斯卡纳诗人塞努乔·德尔贝内（Sennuccio del Bene），结果却发现他后来也死于瘟疫，这使得彼特拉克怀疑他的字句也带有传染性。他得再写一首十四行诗了。写作这一行为，起初是极其痛苦的，现在却开始振奋他的精神。生活变得残酷，死亡则永不止歇，但他提笔弥补这一切——这是他除了祈祷以外唯一有用的武器，也是他偏好的武器。其他人建议逃跑，并提议采取诸如隔离检疫这样的临时公共卫生措施，但彼特拉克似乎觉得，他也许能够借助思考和写作熬过这场大流行。

无论彼特拉克旅行到哪里，他都注意到城市里空旷无人，乡村则田地废耕，这个“痛苦而几近荒芜的世界”充满了不安。1349年3月，他来到了帕多瓦（Padua）。一天晚上，他正和主教一起用餐，这时两名僧侣前来汇报，内容有关一座鼠疫肆虐的法国修道院。院长已经无耻地逃走了，剩下的三十五名僧侣中只有一人幸免于难。彼特拉克这才发现，他的弟弟盖拉尔多（Gherardo）是这场瘟疫浩劫的唯一幸存者。1347年，彼特拉克曾来到这处位于梅乌讷-莱蒙特里约（Méounes-lès-Montrieux）的隐居之所，并在他的著作《论宗教休闲》（On Religious Leisure）中提到了这里，它直到今天仍然伫立。他立即写信给盖拉尔多，表达自己身为兄弟所感到的骄傲，因为家里出了一个“抗疫英雄”。

1350年10月，彼特拉克前往佛罗伦萨，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薄伽丘。这个时候，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鼠疫大流行的中心地区，但是它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一个绽裂的伤口，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处尚未痊愈的淋巴囊肿。薄伽丘正在创作《十日谈》的草稿。尽管没有记录显示两位作家曾就如何书写瘟疫进行过讨论，我们确实知道，薄伽丘热衷于阅读彼得拉克的诗歌和散文，在他们维持一生的漫长友谊中（直到他们间隔一年先后逝世），他曾于许多不同的时刻将彼特拉克的作品大段摘抄进笔记。正是彼特拉克早期关于瘟疫的作品激励薄伽丘完成了《十日谈》，有关1348年如何成为了他们世界天翻地覆的一年，薄伽丘在其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大约在1351年，彼特拉克开始纪念那些他失去了的所爱之人，他把自己对他们的回忆题写在一件他极为珍视的物品上——他的维吉尔作品集，上面有锡耶纳画家西蒙尼·马蒂尼（Simone Martini）绘制的精美卷首插画。早从三年前的1348年起，他就开始通过记录心爱的劳拉之死来纪念她，这也是他许多诗歌的主题。彼特拉克决心用他所有的修辞本领使她永远存在于他的诗歌中，也长存在他的维吉尔集里。

在它的扉页上，他题下了这些令人难忘的字句：“我决定写下这段痛失所爱的残酷记忆，我想，当我把它记在视线如此经常停留的地方时，心中是有一种苦涩的甜蜜的。”他不想忘却此刻灼热的痛苦，这痛苦唤醒了他的灵魂，磨砺了他对时间流逝的意识。彼特拉克的有些朋友怀疑劳拉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只存在于彼特拉克的诗歌想象之内，薄伽丘也是其中之一，但他从未质疑彼特拉克将那一年视作让自己脱胎换骨的一年并深刻铭记的决心。

在彼特拉克的维吉尔集里的其他题字中（现存于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图书馆），有一条提到了他24岁的儿子乔瓦尼（Giovanni）于1361年7月10日在米兰去世，“（他逝于）那场对公众而言极具灾难性但不寻常的瘟疫爆发，瘟疫寻到了米兰，降临于此，在这之前，这座城市始终不曾受到此等邪恶的祸害”。自1353年起，彼特拉克一直居住在米兰。米兰躲过了第一波瘟疫的破坏，却于1359年至1363年成为了第二波大流行的重灾区。1361年时，彼特拉克已前往帕多瓦，但他的儿子却顽固地选择了留下。

1361年，儿子去世后，彼特拉克再次拿起了他的笔。他给佛罗伦萨友人弗朗切斯科·奈利（Francesco Nelli）写了一封信，信中哀叹他在那一年失去了挚友“苏格拉底”；他以此封信作为他第二册书信集《老年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的开篇。劳拉去世时，是苏格拉底告知了彼特拉克这个消息，而在苏格拉底也去世后，彼特拉克在他的维吉尔集里加了一条笔记，说这场病逝刺穿了他的心脏。

在《老年书信集》中，他写道：“我曾抱怨说，由于我的朋友们的死去，我们这时代的1348年几乎夺走了我生命中所有的慰藉。眼下，在本世纪的第六十一年里，我该做些什么呢？”彼特拉克观察到，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更加严重，几乎让米兰和其他许多城市断绝了人烟。这次，他决心用不同的声音写作，不再悲叹，而是积极地与命运的逆境作斗争。

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彼特拉克对占星家在解释疫病回归和预测其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他们所谓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碰巧正确的：“为什么你在事后伪作无用的预言，或是将偶然称为真理？”他责备那些重提星象预测的友人和资助者，认为它们是基于误用天文数据的伪科学。

随着瘟疫在城市中心蔓延，一位医师朋友鼓励诗人逃到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畔的乡村空气中，但彼特拉克拒绝向恐惧屈服。他留在城市，开始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之间来回。当疫病蔓延到威尼斯共和国时，朋友们再次恳求他离开，彼得拉克如此回复道：“逃离死亡就是逃向死亡，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薄伽丘来探望他，决定不告诉他两人共同的朋友内利的死讯，直到彼得拉克收到了未拆封而原路退回的信件，他才发现这件事。

1363年夏天，鼠疫气势汹汹地回到了佛罗伦萨。在再次高涨的焦虑情绪下，彼特拉克对占星家倍加批评，盖因他们通过预言这场大流行何时结束来欺骗生者。忧虑的民众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侧耳细听。“我们不清楚天上发生了什么”，他在九月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说，“但这群无耻而鲁莽的人，他们声称自己清楚得很。”

对于那些向“干瘪的头脑和饥渴的耳朵”兜售自己言论的占星家来说，大流行是一个商机。彼特拉克绝不是唯一一个指出占星家们的结论毫无天文数据基础，也不符合疾病散播情况的人。他们在市场上兜售虚假的希望和确信。彼特拉克渴望用比星象科学更好的工具对大流行作出更合理的回应。

那么医学呢？彼特拉克对那些发言过于确凿、太过强调自身权威性的医生一向持怀疑态度，这是出了名的。他认为，医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了解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无知本身就是一种“疫病”——即使没有疫苗，也要将这种疾病根除消灭。尽管他声称自己非常尊重治疗的艺术，但实际上却对其并无耐心，他在《对医生的斥责》（Invectives against the Physician）中将之狡黠地称为“瘟疫般讨人厌的无能”。仅鼠疫本身并未揭示出医学的失败，但它凸显出了医学的局限性。

彼特拉克结交了同时代最著名的几位医生，随着年岁渐长，他们对他的健康提出建议，而他固执地与他们争论。“如今，到处都能看见年轻健康的医生生病、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让别人指望什么呢？”1370年，在得知佛罗伦萨医生托马索·德尔嘉宝（Tommaso del Garbo）早逝的消息后，彼特拉克写信给著名的帕多瓦医生、发明家乔瓦尼·唐迪（Giovanni Dondi），发出如此感慨。德尔嘉宝著有十四世纪最重要的瘟疫主题论文之一，他致力于用自己在第一次大流行中的经验来保护他的佛罗伦萨同胞的健康和幸福。他终究死于这种疾病。

说到底，医生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人类；他们的学识并不会赐予他们或他们的病人不朽的生命。彼特拉克继续生活下去，对于收到的医学建议，他并未全盘接受，而是采纳了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疥疮所带来的不适的那些：他形容这种皮肤病与鼠疫这类“短暂而致命的疾病”完全相反——“我恐怕这是一种漫长而让人疲累的疾病”。尽管他并不相信医学有任何特殊的救赎力量，但他尊重学识、阅历、关怀和谦逊的结合，而这正是最善医者的特征。诚实的好医生也是他心目中的抗疫英雄，他们和他的兄弟盖拉尔多一样（只不过他关注的是信仰而非医学），与操纵数据来“实现”预言的占星家则全然不同。

在1363年12月发自威尼斯的一封信中，彼特拉克提到他所在地方的疫情曲线变平缓了，但他并不认为瘟疫在其他地方业已结束。他写道：“它仍然广泛而可怕地肆虐着。”他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无法安葬死者、无法好生哀悼的城市，目睹了最近的这场悲剧，但不再公开展露悲痛。看来他正在学习如何与瘟疫共存。

1366年，彼特拉克给《幸运与背运的救治》（Remedies for Fortune Fair and Foul）收了尾，其中有一段关于瘟疫的对话。“我害怕瘟疫”，“恐惧”宣称，用腹语表达了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危险”不断加深的焦虑。彼特拉克的理性实事求是地指出，对瘟疫的恐惧“只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

他曾发挥黑色幽默玩笑说，在大流行期间和那么多亲友相伴去世，可比孤单死去更好。至于幸存者，彼特拉克忍不住指出，他们中有多少人不配拥有这样的好运气。善良的人死去了，而“这群害虫如此顽强，以至于瘟疫乃至死亡本身也不能消灭他们”，他们得以偷生。没人说过瘟疫是依据正义来判处死刑的。

一年后，也就是1367年，彼特拉克回到了维罗纳——多年之前，在快活得多的日子里，他曾在此处某所修道院图书馆里高兴地发现了西塞罗的失落信件；同样在多年之前，他在这里听闻了劳拉的死讯。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间，这座城市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但是复兴的迹象正在显现。尽管如此，他没法说维罗纳——或是他了解的任何一座城市——还像1348年以前那样辉煌繁荣。中世纪的意大利市镇是经济中心，其商业交易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但这种繁荣如今却岌岌可危。

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开始思考他的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不仅仅是因为瘟疫。战争、政治、商业衰退、教会的悲惨状况、地震、严寒的冬天以及对法律的普遍无视也是招致变化的恶因。他看到了中世纪晚期的经济萎缩，观察到了远远超出他自己所在世界的涟漪效应。正如他在一封回顾1348年疫情爆发以来20年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清楚印度人和中国人正在经历什么，但埃及、叙利亚和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的财富增长并不比我们多，生活状况也不比我们好。”

彼特拉克知道“瘟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但他认为“一场差点扫空世界的全面瘟疫”是一种全新的、无人曾预见的经历。他还意识到瘟疫“在哪里都没有真正消失”。这是一场为期廿载的苦难。他写这封周年纪念信给他仅存的几个童年好友之一，当时的热那亚大主教吉多·塞特（Guido Sette）。当信使到达热那亚的时候，塞特已经没法活着读他的信了。彼特拉克手中之笔似乎又一次预示着另一个人生篇章的结束。

1371年的春夏，瘟疫重返威尼斯共和国。彼特拉克拒绝了进一步逃离疫病漩涡的邀请。彼得拉克承认，在“瘟疫肆虐、遍及四方的险境”中，城市再次变得危险起来，但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宜人、健康的地方”，不愿意离开那里。那时彼得拉克已经躲到了他自己建造的宅子里，它位于帕多瓦南部，风景如画的山城阿尔夸【Arquà，今天被称为阿尔夸彼特拉卡（Arquà Petrarca），距离新冠肺炎重灾区威尼托不远】。就连迫在眉睫的战事也没能阻止他留在家中的决心，他在此地和家人度过了余生，给朋友写信，完善自己的诗集，诗集名义上是为了纪念劳拉，但其中也探讨了时间和有限生命的本质。

在这种乡村风光的背景下，彼特拉克仍旧不断从瘟疫肆虐的意大利收到不幸的消息。他的另一位儿时朋友，教皇使节菲利普·德·卡巴索尔斯（Philippe de Cabassoles），在与他互致信件重申他们长年友谊的力量后不久去世。彼特拉克再一次在他的维吉尔集里记录了这一痛失。1372年10月，他给他的医生朋友唐迪写了一封信，就“你家人的病情和逝世”向他表示慰问。

1373年，彼特拉克终于承认，他读过他亲爱的朋友薄伽丘的《十日谈》（成书于20年前），但从未解释是什么让他承认了此事。他声称有一本《十日谈》神秘地出现在他家门口，然而我们几乎不可能相信他直到那时才了解到这部作品。彼特拉克宣称，他不曾仔细详读《十日谈》，只是粗粗翻阅：“如果我说我读过，那是在撒谎，因为它篇幅很长，是为普通民众写的，也并非诗体。”但对于他所属世代的这部奠定性作品的故作不屑，我们不应相信。这是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个玩笑。

彼特拉克原谅了作者在大多数淫猥故事中的道德失检，因为他欣赏其要旨寓意的严肃性，它们反应了人类的缺陷——贪婪、欲望、傲慢以及教会和国家的腐败——如何帮助孕育出了一个满是瘟疫的世界。他特别赞扬了这本书的开头，其中薄伽丘生动地描绘了“瘟疫肆虐时期”遭遇封城的佛罗伦萨，他的语言宏伟完美，让彼特拉克十分赞赏。彼特拉克对他的朋友最大的赞美是把最后一个故事【其中讲述了一位名叫格里塞尔达（Griselda）的年轻农妇的耐心和坚忍，她嫁给了一个用尽各种方式考验她的傲慢贵族】从托斯卡纳语译成了拉丁语，以便不熟悉作者母语的读者也能广泛阅读：“我用我自己的语言讲述你的故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彼特拉克自1348年以来就一直在这样做；他收集起自己的瘟疫故事，寻找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疾病所激起的一切情绪。

1374年，当鼠疫重现于博洛尼亚时（彼特拉克年轻时曾在那里学习），他鼓励他的朋友皮埃特罗·达莫里奥（Pietro da Moglio）逃到阿尔夸与他会合。这位著名的修辞学教授拒绝了邀请，称正是彼特拉克本人（的经历）激励他留在原处。彼得拉克在回复中评价：

“许多人在逃跑，每个人都害怕，而你二者皆非——辉煌，壮丽呵！因为还有什么比害怕用任何策略都无法避免，甚至会因恐惧而加重的事情更愚蠢的呢？无论你逃到哪里，你都会遇到它——对于这样的事物，还有什么比逃避更无用的呢？”

尽管如此，彼特拉克还是希望他的朋友能在阿尔夸那“有益健康的空气”中与他作伴，但他并未保证此地会一直是个避难所。当时的主流见解认为鼠疫是由元素腐败所产生的疫病瘴气传播开来的，彼特拉克在信中呼应这种观点，称空气是“一种不可信任、并不稳定的元素”。

彼特拉克于1374年7月逝世，但并非死于瘟疫，而是屈服于人生最后几年里折磨他的各种疾病。在遗嘱中，他给他的医生朋友唐迪留下50个金弗罗林，让他买一枚“戴来纪念我的小指环”，给薄伽丘也留下50个金弗罗林，“给他买一件做研究和夜间学者工作时穿的冬季外套”。薄伽丘比他的朋友多活了一年多一点，死于1375年12月，死因可能是心脏和肝脏衰竭。

彼特拉克的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15、16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历史和哲学以及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有些人将他描述为“文艺复兴之父”，因为他用雄辩的口才阐明了为什么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如此重要）。今天，在另一场大流行期间，他对瘟疫影响的关注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在14世纪以来其他疫病肆虐的时期，当读者们重新发掘出彼特拉克的瘟疫书信、对话和诗歌时，或许也曾产生同样的共鸣。

这几个月里，在重读彼特拉克后，我不禁在想，我们会如何铭记2020年？在这一年里，疾病再次将世界许多不同地区联系在一起。确实，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构建起了一种古怪、私人的大流行景观，但我们同时也见证了创造这一时刻的更庞大的力量。将由谁来书写它的故事呢？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是第一个详细记录一场改变了自身世界的疾病的社会。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的描述只占了一个段落的篇幅，但也让人心生恐惧。彼特拉克不仅让我们了解人们对疾病的认知，也让我们了解人们对疾病的态度。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进行这种公开对话的重要性；通过记录自己的反思，并引发他人进行思考，他留下了丰富的书面记载，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中受益。我很好奇我们这次会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记录。我们的档案记载无疑会是大量而全面的，但它不太可能记录下我们如何私下互动、交流（比如在Zoom软件上的那种），而彼特拉克的信件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在今天做得更好。总的来说，我们比彼特拉克时代的人们抵抗力更强——这是更健康的饮食、更完善的卫生生活条件，以及现代卫生和医疗创新的直接结果。尽管如此，新冠肺炎在不同地区的悬殊疫情暴露了我们长期忽视的脆弱性，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这种疾病的残酷性在于它痛击特定的地区、特定的家庭、特定的朋友圈和社群，而医疗行业照料他们时尤其艰难。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应对这种突然的失却。我们需要正视它对我们所有人的“区别对待”。我们也许应该准备好面对更多丧痛。彼特拉克可能会注意到，前现代的疾病经历从未完全消失。

有许多人与彼特拉克关系密切，他们定义了彼特拉克内心世界的基础，却死于一波又一波的瘟疫。对人类生命之有限的认识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意识之中，今天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深切认知——至少，那些有幸享受相对健康和繁荣的人不会有这种认知，他们在一生中只会接触到最低限度的暴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彼特拉克用他横溢的文学才华捕捉到了这种体验的精髓。由于瘟疫，他对爱和友谊之价值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丰富、透彻，因为万事万物都处于危险之中。只要他让死者继续活下去，他们就不会消失。与他的朋友薄伽丘相比，他以一种更加个人化、更加感人的方式，将瘟疫肆意带给朋友和家人的丧痛变换为至今仍能激励读者的艺术作品。如果彼特拉克经历过艾滋病危机，他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有这样一代人通过创作艺术、电影、诗歌和小说作为回应，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并确保死者不被遗忘。

随着第一波新冠肺炎的平息，彼特拉克留下的信息中有一种道德弹性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他从未保证事情会好转。相反，他创造性地、深思熟虑地应对意想不到的挑战，认为它们既不会迅速、也不会轻易地结束。他的字句横跨600多年的距离回荡着，继续寻找着听众。在我们自己焦虑于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时，他的声音自过去而来，传到后来人耳中，激励我们以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应对这场大流行。

文/Paula Findlen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petrarchs-plagu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