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生物安全

作者：安阳工学院 薛元彬

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延续过程中，无疑要面对诸多来自外部、内部的威胁，而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威胁，在文明史上多次给人类带来过毁灭。

生物安全是指全球化时代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及生物技术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传染病的巨大危害以及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等领域。

全球化下的传染病，与人类零距离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也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全球正处在史上疾病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空前速度出现。

21世纪以来，全球多地新发、再发或突发的各类传染病不断发生，波及范围和扩散速度持续升级。2009-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宣布过5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RIC），例如：2009 年 H1N1 猪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 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2018—2020 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等。大多数的新发和烈性传染病为人畜共患疾病，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

2019 年12月底暴发的新冠肺炎（世卫组织定名为 COVID-19）疫情，暴发时间恰遇春运而快速蔓延全国及周边国家，被世界卫生组织于 1月30日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7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近56万人死亡和全球经济撕裂，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这充分说明，在卫生安全领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之中。事实上，“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跨国传染病威胁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生物海洋。

传染病的全球化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传染病的全球化传播以及全球化对传染病的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的人口国际流动率使病原体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增大。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使人员流动程度较之前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国际之间的旅游开放、商业交往也日益频繁。加上大多传染病潜伏期长（几乎都长于36个小时），这容易使得病毒携带者在出现临床症状之前通过海关检疫，从而将病原体带到任何地方，国界线已经很难阻止这类传染病的跨国传播。

全球化影响传染病传播，传染病也会反作用于全球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经济的影响。传染病往往先影响到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旅游、餐饮、交通等服务业，然后慢慢与其他行业形成连锁反应，导致国家失业状况恶化，阻碍国家经济增长。如据世界银行统计，受2003年SARS影响，全球直接经济损失总损失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损失约179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3%。同样地，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减半，并导致一些国家经济衰退。

全球化下的生物入侵，越过边界的物种

生物入侵，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早在1958年，英国的动物生态学之父查尔斯·埃尔顿就撰写了有关动植物入侵的生态学专著，遗憾的是生物入侵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生物入侵不仅是生态学概念，科学家更关心的是生物入侵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给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损失。因此，比较全面，合理的生物入侵的定义是：当非土著种进入一个过去不曾分布的地区，并能存活，繁殖，其种群进一步扩散已经或即将造成明显的环境和经济后果，这一过程称为生物入侵，而导致生物入侵的物种称为外来入侵物种。

人类历史上某些重要的事件对生物入侵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再回过头去审视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例如欧洲人在温带地区对当地居民的征服，往往会发现金戈铁马、坚船利炮的背后，殖民者随意携带的粮食作物和驯化的动物，乃至长筒靴底缝隙夹杂的杂草种子都有可能彻底改变当地的动植物体系，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另外，全球一体化和技术的革新，一方面加速了物种的交换速率，另一方面增加了物种交换的数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生物入侵正是全球化惹的祸。

有害生物在自然界受到地理隔离、进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和贸易往来正不断打破有害生物原有的地理分布格局，加速有害物种的空间扩散，引发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物入侵问题。对全球化和生物入侵的关系来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会引起能够导致生态和经济成本不断增长的生物入侵问题的加剧。 例如，在美国的五大湖地区，约 1/3 的外来物种是随着货运的压舱水传入的。

不断加剧的生物入侵现象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全球化。 2009年，我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人员从某公司于加拿大进口的 512.93吨亚麻籽中抽检出野燕麦，这一有害杂草能严重危害其他植物生长，随即对整批进口产品进行了销毁处理。在国家质检总局定期发布的入境不合格产品信息中也可看出，由于抽检出违禁的外来生物而对进口产品依法做出退货、销毁或改作他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外来生物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负作用。

全球化下的生物恐怖，难以防控的生物武器

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发生的美国炭疽事件，导致22人受到致命性炭疽孢子的感染，其中5人死亡，另需对有潜在暴露危险的32000人进行紧急治疗。2003-2004年美国政府为此耗费了17亿美元。这一事件再次使得人们认真考虑生物恐怖活动的潜在威胁。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武器，我们发现它们的防扩散难度是不同的。如果从核武器开始画一条线，经过化学、生物武器，最后到信息武器，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防扩散难度依次递增。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技术相对简单，原料也更易获得。大规模制造生物制剂所使用的发酵物质广泛存在于医药、生物技术甚至食品行业。而且，科学家在合法的研究中也能获得致命的生物制剂。同时，自然爆发的疾病也可能成为生物制剂的来源。

最近，以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为代表的两用生物技术被美国相关部门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2002年，Cello等提供组装正链和负链的极性寡苷核酸首次实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人工合成，证实了利用生化手段体外合成感染制剂的可能性。近年来，国际社会认为生物恐怖的威胁在增加，主要原因是生物武器及技术的扩散增大了生物恐怖的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生物制剂的流通量在增大，流通方式呈现多样化，生物技术人员的流动性也在加快，这些都增大了恐怖组织获取生物战剂的可能性。

总之，生物安全涉及问题多样，有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问题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人口城市化的趋势、旅游业的发达 、商业的繁荣以及各国之间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更加快了国际传播的速度。所有这些原因都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物安全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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