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高风险地区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

孔锋

中国农业大学

摘 要：近百年的气候变化已经给全球与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重要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长远而巨大的，许多影响是负面的或者不利的。因此，从现在起就必须考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克服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本文从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的紧迫性入手，简要阐述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风险加剧，以及提出中国高风险区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的工程与非工程性措施，并就东中西部综合风险防范提出建议。

关键词：高风险；气候变化；综合风险防范；区域差异；中国

1 引言

防灾减灾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永恒话题。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频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生命安全和生态系统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巨大危害，对灾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已成为全球和区域灾害与环境风险的重要因素，综合防灾减灾和风险防范越来越受到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3]。

2016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防灾减灾工作，特别强调综合防灾减灾。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强调，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特别强调必须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和综合减灾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防灾减灾应该摆在重要位置。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是灾害发生、环境风险形成的两大根本原因[3]。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是历史罕见。同时，随着人类影响力的扩张，当前生存环境的恶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全球气象灾害以及由此触发的自然灾害形成机理、发生规律、时空特征、损失程度和影响深度广度出现新特点和新变化，各类灾害的突发性、并发性、异常性、难以预见性日显突出[4]。中国高灾害风险等级区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汾渭平原地区、两湖平原地区、淮河流域、四川盆地及其西部边缘山区、云南高原地区、东北平原地区、河西走廊和天山北坡地区等，集中来看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高风险区域[5]。这些地区综合气候变化风险等级高值区比例相对较高，一方面显示其自然致灾因子的种类多、频次高、相对强度大；另一方面也显示由于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和地均财富相对较高，如果对自然灾害设防水平不高，则因灾造成的遇难人数较多或直接经济损失量较大[6,7]。

综上所述，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高风险区开展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之一。

2 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的紧迫性

自然灾害风险是指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综合气候变化风险则是自然和人为干扰（人类活动）所形成气候系统的变化，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可能损害程度。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地区对自然灾害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灾害发生的风险程度也有高有低，其防灾救灾的能力也各不相同，经济越发达地区一旦遭受重大自然灾害，虽然灾后恢复能力强、速度快，但其损失也越大[8,9]；不发达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灾后恢复的能力和速度也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脆弱性相结合，灾害风险也随着增加[10]。因此，在不同风险程度的地区应该部署不同的风险防范技术和措施。

中国幅员辽阔，东部南部临海，西部深入内陆，国土空间自然条件复杂，呈现季风气候明显、大陆性气候强烈、高原山地气候显著和气候类型多样化的典型特征。由于气候条件和地理状况复杂，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1]；随着未来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密集度的增加，中国自然灾害承载的脆弱性也在增加，自然灾害的破坏效应将更加广泛，在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增加的同时，人口压力和资源、环境负荷将进一步加重，淡水、土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形势在短期内难以缓解，陆地生态环境与海洋生态环境恶化[12]，这些问题进一步与频发的自然灾害相互交织在一起，将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深刻又深远的影响，对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威胁[13]。

未来一段时期正值中国发展经济、深化改革、实现宏伟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安全稳定的保障，因此，在中国气候变化高风险地区发展综合风险防范技术，对于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开展对自然灾害高风险地区的综合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技术措施的开发，可以进一步探讨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模式和预防措施，有针对性地控制灾害、规范对高风险地区的开发和利用。

3 气候变化导致灾害风险加剧

3.1 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系统的很多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并处于IPCC预估范围的较高上限。气候系统许多关键指标的变化正在超过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所经历的自然变率的范围。这些指标包括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平均海平面、全球海洋温度、北极海冰范围、海洋酸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随着不加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的很多趋势将有可能加速，这将导致气候转型的突变或不可逆转的环境风险性增加。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引致全球环境风险在增加，气候变化将导致天气和气候异常频率增加，进而加剧灾害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发生。IPCCAR5指出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所产生诸如气候异常、灾害性天气现象的频发等影响[2]，包括干旱频率与范围的扩大，暴雨频次的增加，以及部分地区强热带气旋频率的增加等等，足以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造成巨大的环境风险[1]。气候变化的异常亦成为灾害造成的损失增加的重要原因。

3.2 未来中国气候变化的预估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6]。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①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②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③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④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⑤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⑥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3.3 气候变化导致灾害风险加剧

目前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14]。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异常天气和气候的频繁发生，可以在全球范围造成一些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使生产事故风险加大。一些缺少电力的地区，由于夏季高温，使室内空调用电明显增加，结果导致电力负荷超标，出现电网断连事故，引起一系列的生产事故[15]。2008年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先是造成这一地区大面积电网破坏，进而引发了一场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百年不遇的巨灾。全球变暖还使地球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到影响[15]，一些初步观测结果表明，近年来大范围传染病的发生，诸如SARS，禽流感等，均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受损有密切关系。即使对适中水平的气候变化，社会和生态系统也具有高脆弱性，特别是贫困国家和群体，其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面临较大的风险。对巨灾风险致灾背景的新认识，对于揭示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环境风险增加之间的产生机制和演变过程，对制定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对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16]。

4 中国高风险区风险防范的区域差异

根据中国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中国国土空间可划分为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一般风险区等不同区域[6]。在高风险区内进行重大工程布局时应充分考虑自然灾害的危害性，针对本区域的气象灾害特点在区域规划中制定气象灾害防御的要求、标准和政策措施，这既是区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有力支撑，也是对本区域人民生命财产、重大工程建设成果的有效保护，既非常迫切，又切实可行。

4.1 中国东部沿海高风险区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积仅占全国的17%，却有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和近60%的国民经济集中在这些地区。特别是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三个区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聚集了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GDP占全国的比重较高，人口十分密集，资源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致灾因子上来看，由于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均处在中国沿海地区，除了干旱、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等陆地常见气象灾害外，还共同面临着严重的海洋气象灾害。其中，台风和风暴潮灾害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风暴潮潮位有时可以达到数米，潮水可涌入陆地几十千米。1980年7月登陆广东沿海的台风造成百年罕见的风暴潮潮位，达5.94ｍ；1964年4月5日发生在渤海的风暴潮，海水涌入陆地20~30km，造成了渤海沿岸建国后最严重的风暴潮灾。

由于上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一方面承灾体日趋庞大，另一方面承灾体的脆弱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中国沿海地区受台风和风暴潮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断加重，1956年浙江象山受台风影响出现罕见的风、雨、潮叠加，造成了5000多人死亡。天津、上海、广州、杭州、深圳、烟台、汕头和湛江等都存在被台风和风暴潮严重影响的风险；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强台风必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更大影响，许多海岸区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将会增大，遭受台风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将会加大，许多沿海低洼地区将被海水淹没，现有海防设施的防御能力将大大降低，沿海地区的人居环境和经济建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包括上海、广州在内的中国主要三角洲平原地区，防御台风灾害的脆弱性不断加剧。

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是沿海地区特别是三角洲地区面临的又一严重问题。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发生更为频繁，沿海低地和海岸受到侵蚀，加剧海水入侵，破坏生态平衡，严重威胁着沿海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海平面上升还将导致热带气旋频率和强度增加。近5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呈上升趋势，东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较大，达3.1mm/a，黄海、南海和渤海分别为2.6mm/a、2.3mm/a和2.1mm/a；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三个最重要的海岸脆弱带，对海平面上升非常敏感，形势更为严峻。

此外，环渤海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总体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是中国淡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之一，干旱灾害突出，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华北地区出现连年大旱，其范围之广和损失之大，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21世纪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反，受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雨涝灾害十分频繁，经常造成城市内涝。

值得注意的是，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是中国大雾和灰霾的多发地区，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灰霾多发地区，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大雾多发地区。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以及道路交通的发展，面临的雾霾灾害形势将更为复杂和严峻。雾霾灾害严重影响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安全，更为严重的是，雾霾造成的环境恶化可诱发多种疾病，不仅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还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因此，在中国东部沿海高风险区进行重大工程布局时需重点考虑自然灾害风险防范问题，必须要充分考虑可能的灾害风险，提前做好规划，尽可能地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严格限制在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尤其是上风向地区发展高污染产业；加强特大城市和城市群气候影响评估及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前期气候可行性论证，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区域天气、气候和气候变化条件对自然灾害的承载和抑制能力。严禁在水道入海口围湖、围海造田和开发房地产等项目，以保证水系出海口畅通，增强调蓄洪和防洪能力。海堤海塘建设要达到防御可能发生的最大风暴潮标准，建筑物要达到防御可能出现的最大风速标准，严格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的开采。环渤海地区应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建立约束节水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用水，限制高耗水项目，实行资源替代等减少用水需求量。

第二，切实实行科学规划和科学管理，建立多部门协调的应急机制。在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中避开重大气象灾害高发区，提高经济总量和人口密度大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气象灾害防护标准，通过科学的交通规划和气候论证，尽可能使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的布局避开人口密集区、地势低洼区和水面充裕区，尽量避免强降水包括暴雨、暴雪等、大雾等不利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电力、交通部门要增强防御极端强降水和雾害意识，加快建设交通枢纽和交通干线的能见度观测系统，根据能见度水平和路面状况，科学合理地采取限速、限量和封闭措施；电力部门应当加强对输变电线路的雨凇、冰凇和雾凇的防护。

第三，对重大工程建设加强应急管理，减轻灾害影响。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在出现静风、逆温等不利的天气条件下，限制机动车的使用和污染企业的生产，加强民航和城市交通的管理和疏导，加强对城市居民，特别是老人、儿童、病患等弱势群体预防灾害天气的指导和救助，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加强医疗保健和心理辅导。

4.2 中国中部沿海高风险区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

中国中部高风险区包括三北防护林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关中平原地区和成渝区。这些地区既是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重要区域，也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区，气象灾害突出。干旱、雨涝、高温、霜冻、雷电和冰雹等气象灾害都会对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还将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和新的问题。

农业是这一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又是农业生产脆弱区，气候变化将对农业生产布局、结构以及生产条件产生重大的影响。气候变化将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和投资需求，对粮食保障、作物产量、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等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不采取任何适应措施的情况下，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因气候变暖可能会下降5%~10%。中原地区与关中地区又都为水资源短缺地区，干旱发生频率高。近50年来关中地区降水减少显著，气候趋于干暖化，贫水化问题日趋严重，干旱缺水严重制约着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同时，极端强降雨也往往造成严重灾害，如1975年8月河南林庄受台风系统影响，24小时降水量达1060mm，这次罕见的暴雨过程造成了惨重损失。近几十年来，长江中游地区极端强降水事件也呈趋强、趋多的趋势，暴雨灾害加剧。

因此，在中国中部这些高风险区进行重大工程布局中需要慎重考虑风险防范问题，在本区域开发和重点工程建设中要避开重大气象灾害高发区，加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重大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建立先进的中小尺度高分辨率的气象监测网络，加强针对重点工程、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暴雨、雾、大风等突发性灾害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增强科学预防和减轻灾害的能力；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提高农业气候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要严格加强重大工程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控制影响气候恶化、地质环境改变的人类工程活动。充分利用空中水资源，开展人工增雨；调整产业结构用水，限制高耗水项目，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地下水开采。

相对其他行业而言，中国中部高风险地区的农、林、牧等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行业，整体上仍然是在靠天吃饭，天帮忙则农业增产，天时不利则农业歉收，特别是遇严重灾害，往往是颗粒无收。干旱、暴雨、渍涝、台风、冷冻害、冰雹、干热风和雪灾等都不同程度地对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田受灾面积都在5000万公顷以上，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0%~50%，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农业损失占整个农业GDP的15%~20%，远远高于气象灾害损失占整个国家GDP的比重。然而，这些地区的光、热、降水等气象资源又十分丰富且多样，利用气象资源改进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潜力巨大。

4.3 中国西部沿海高风险区的综合气候变化风险防范

中国西部高风险区包括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和西南山地。中国西部大部分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对灾害性天气以及气候变化的响应非常敏感，一旦破坏，很难恢复。例如，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中国青海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区的气温显著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增大、干旱化趋势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鼠害严重；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近60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对流域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和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严重破坏了流域的水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塔里木河干流区域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流域来水量逐年减少，水质恶化，土壤次生盐渍化加重，下游超过400km的河道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大片胡杨林死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因此，在中国西部高风险区进行重大工程布局中需重点考虑自然灾害风险防范问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工程项目建设，应用卫星遥感与地面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加强对重大气象和生态灾害的监测、预警与评估；开展人工降水作业，合理利用空中水资源，避免超过气象资源容量的开发。在高风险区规划中提高对气象灾害的总体防御能力，建立防灾减灾总体目标，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损失；对经济布局、区域开发、城乡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建设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可行性论证，避免和减少气象灾害、气候变化对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的影响。

5 中国高风险区综合风险防范

提高全社会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是提高灾害高风险区的防御能力，最关键的就是要对气候变化引致的自然灾害建立完备的监测、预警和预报体系，以最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降低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

5.1 加大高风险区防灾减灾建设工程投入，整体提高防灾减灾设防水平

多年来，中国在减灾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加大了对防汛抗旱、防震抗灾、防风防潮、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等减灾重点工程设施的投入，建成了长江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小浪底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一批防灾减灾骨干工程，重点区域和城市的防灾减灾设防水平得到有效提高。但是也必须看到，从总体上看中国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一些自然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地区的避灾场所建设滞后，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灾害设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住房防灾抗灾标准也普遍较低，隐患监管工作的基础薄弱[17-19]。因此，需加强对高风险区自然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建设，全面落实防灾抗灾减灾救灾各专项规划，抓好防汛抗旱、防震抗震、防风防潮、防沙治沙、森林草原防火、病虫害防治、三北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等减灾骨干工程建设。加强台风、洪涝和地震多发地区防灾避灾设施建设，有效提高大中型工业基地、交通干线、通信枢纽和生命线工程的防灾抗灾能力，全面提高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

5.2 全面开展高风险区灾害风险综合调查评估和风险防范措施部署工作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灾害风险分布和发生规律的影响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强台风将更加活跃，暴雨洪涝灾害增多，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加大；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将会增多；北方地区出现极端低温、特大雪灾的可能性加大；降水季节性分配将更不均衡，北方持续性干旱程度加重、南方出现高温热浪和重大旱灾的可能性加大；森林草原火灾发生概率增加；北方地区沙漠化趋势可能加剧；农林病虫害危害范围可能扩大；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发生可能性加大。面对严峻的灾害风险，一方面需要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要全面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加强对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能力的建设，全面调查中国高风险区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对中国重点区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进行评估，编制全国灾害高风险区及重点区域灾害风险图，以此为基础，开展对重大项目的灾害综合风险评价和风险防范措施部署等试点工作[20-22]。例如，在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方法上，人工影响天气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减灾科技手段。在合适的天气形势下，要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人工消雨、人工防雹、人工消雾等作业，有效抵御和减轻干旱、洪涝、雹灾和雾灾等气象灾害的影响和损失。

6 结论

中国自然灾害整体上受带状的活动构造体系、西高东低的地势、东亚季风气候控制下不稳定的河川水文，以及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自东南向西北有序更递的地表覆盖等区域环境条件所左右。中国自然致灾因子多度与强度主要表现为高值中心与低值中心镶嵌分布。中国承灾体主要体现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降低的人口与经济水平的地带性差异；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大都市连绵区为中心，逐渐降低的人口与经济水平呈串珠状的次一级带网分布。中国自然灾害灾情深受上述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的共同影响，呈现出高灾情带中的低灾情区与低灾情带中的高灾情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水平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综上所述，中国的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大；设防水平低，城乡差异大；灾害风险高，东西差异大。因此，中国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形势严峻，亟需针对东、中、西不同区域的高风险区采取适合本地的防范措施，尤其要高度注重从减轻灾害损失向综合风险防范转移。同时要因地制宜的注重本土化的灾害链、多灾种和灾害遭遇所带来的巨灾风险。多种方式多种技术多管齐下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IPCCSREX.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Change Adaptation[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IPCCAR5.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Fifth AssessmentReport (AR5)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3.

[3] 秦大河.气候变化科学与人类可持续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4,07:874-883.

[4] 史培军.建立巨灾风险防范体系刻不容缓[J]. 求是,2008,08:47-49.

[5] 何建坤,刘滨, 陈迎,等.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Ⅲ):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综合评价[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7,3(s1):147-153.

[6]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编著. 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科学出版社, 2011.

[7] 吴绍洪,罗勇, 王浩,等.中国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态势和展望[J].科学通报,2016(10):1042-1054.

[8] 曾静静,王琳, 曲建升,等.气候变化适应研究国际发展态势分析[J]. 科学观察,2011, 6(6):32-37.

[9] 葛全胜,曲建升, 曾静静,等.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与态势分析[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9, 5(6):369-375.

[10] 史培军.中国综合减灾25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减灾,2014,09:32-35.

[11] 史培军,李宁,叶谦,董文杰,韩国义,方伟华.全球环境变化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研究[J]. 地球科学进展,2009,04:428-435.

[12] 史培军.灾害系统复杂性与综合防灾减灾[J]. 中国减灾,2014,21:20-21.

[13] 秦大河.气候变化科学与人类可持续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4,07:874-883.

[14] 史培军,汪明,胡小兵,叶涛.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J].地理学报,2014,06:863-876.

[15] 史培军,孔锋,叶谦,汪明,刘凯.灾害风险科学发展与科技减灾[J]. 地球科学进展,2014,11:1205-1211.

[16] 秦大河.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04:6-14.

[17] 史培军.四论灾害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自然灾害学报,2005,06:1-7.

[18] 史培军.五论灾害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自然灾害学报,2009,05:1-9.

[19] 史培军.建立巨灾风险防范体系刻不容缓[J]. 求是,2008,08:47-49.

[20] 史培军,邵利铎,赵智国,黄庆旭.论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模式--寻求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性对策[J].地学前缘,2007,06:43-53.

[21] 秦大河.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气候系统和谐发展[N]. 人民日报,2005-03-23.

[22] 王文涛,朱松丽.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路径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23(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