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黑猩猩比我们曾想象过的要更接近于人类

身处在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Kibale National Park）的热带丛林，空气里弥漫着那种潮乎乎的熟悉感觉。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正从一棵大树上爬下来，然后举止威严不紧不慢地从我身边走过。看着这地球上我们最近的亲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黑猩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名须正，言才顺

分类学上将与我们人类关系最近的现生灵长类都归入了人科（Hominidae），下辖两个亚科：猩猩亚科（Ponginae）和人亚科（Homininae）。猩猩亚科包括了跟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三种大猿，生活在亚洲的苏门答腊猩猩（Pongo abelii）、婆罗洲猩猩（P. pygmaeus）和2017年才描述命名的达班努里猩猩（P. tapanuliensis）。人亚科则包括了非洲的东部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西部大猩猩（G. gorilla）、倭黑猩猩（Pan paniscus），以及地球上跟人类最为接近的生物——黑猩猩。

虽说亲缘关系较远，但同在亚洲的猩猩orangutan，却最早有了中文名字。“猩猩”一词出现的时间可追溯至周朝荀况撰写的《荀子》卷三《非相篇》，其中记有：“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而在汉武帝之前就已存世的《尔雅·释兽》当中也记载：“猩猩小而好嗁（tí）”。不过，这些古时所用的“猩猩”指代并不明确。

虽说在如今的越南北部和马来半岛考古发现了猩猩的遗存，表明我国古人或许曾有机会通过进贡或贸易亲眼见到这些大型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但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1822年，有了明确的记录将“猩猩”一词跟这些红毛大猿联系了起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写了《华英字典》的第三部分，其中oran otan的条目写道：“猩猩sing sing，is also an animal of the monkey kind 。”

猩猩的英文名orangutan源自马来语，意为“住在森林里的人”。《华英字典》后来传到了日本，可能是受其影响，日语中就开始用猩猩来对应orangutan了。大约在19世纪末，日语中的猩猩一词经翻译传入了中国。比如1892年江南制造局的英国翻译傅兰雅（John Fryer）在所编辑的《格致汇编》里收录了题为《兽有百种论》的短文，其中提到：“猩猩，亦名林中野人。”这里的“林中野人”显然是在对应猩猩的马来语原义。

随后出现的是“大猩猩”和“黑猩猩”。它们均是先有了音译名，而后才固定下来了中文名。1893年在当时的著名画家吴友如（1840~1894）所作的《中外百兽图》里面，有一幅名为“歌利拉猴”。“歌利拉”是当时对大猩猩英文名gorilla的音译。而到了20世纪初，跟前面提到过的猩猩一样，大猩猩一词也经由翻译日语而进入到了中国。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里Gorilla词条下面已有“哥利拉，大猩猩，狒狒，非洲大猴”的记载。

同样是在《中外百兽图》里，“歌利拉猴”之后还有幅名为“伸般西”的图画。“伸般西”即是黑猩猩英文名chimpanzee的音译。还是在20世纪初，日语中的“黑猩猩”也进入了中国。1909年，钟观光所编写的《理科通证·动物篇·猿 》中就记有：“黑猩猩，长与人等，毛黑色，颜面黄色，群栖树上，集树枝为巢，产非洲，西名伸般西。”除了“歌利拉”和“伸般西”之外，大猩猩和黑猩猩还曾有过其他的音译名，例如在严复1898年的著名译作《天演论》里就记有：“非洲之戈栗拉、青明子两种为尤近。”

到了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动物学大辞典》是我国的第一部动物学专业辞书，对后世影响甚大。此书中就列有“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三个词条，这也表明orangutan、gorilla和chimpanzee至此已有较为正式的中文名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能见到混淆上述三个专用名词的情况。

黑猩猩的文化

上面的例子展现了新的名词在语言文字中产生和演进的过程。如果将语言媒介作为衡量是否具有文化的标准，那就只有人类才具有文化。但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文化被视作是一种通过学习来传授，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行为特征。按照这样的定义，黑猩猩无疑也具有文化了。前段时间就有一则黑猩猩钓白蚁也分不同流派的报道。而实际上除了钓白蚁之外，还有另外38种黑猩猩的行为模式被认为是具有着文化起源。

珍·古道尔博士在坦桑尼亚贡贝（Gombe）研究黑猩猩的故事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大家不太熟悉则是几乎跟珍博士同一时期，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西田利贞（Toshisada Nishida）也在坦桑尼亚的马哈纳（Mahale）开始了对野外黑猩猩的观察和研究。可以说，这两位的工作开创了我们对野外黑猩猩行为研究的先河。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了黑猩猩具有多种多样的行为。

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以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Andrew Whiten博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Christophe Boesch博士牵头，联合珍·古道尔博士和西田利贞教授在内的另外7位黑猩猩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最终，他们甄别出至少39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可以被视作存在文化差异。在这项大规模的研究之前，人们对于野生动物文化差异的认识只限于单个的行为模式，而黑猩猩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行为特征也着实让人眼界大开。

人们发现每一个研究地的黑猩猩群体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一整套行为模式集合，甚至可以归纳总结出“贡贝文化”或“马哈纳文化”。换句话讲，光靠它们表现出的某些具体行为，就能马上推断出这只黑猩猩生活在哪里。比如，一只黑猩猩如果有砸开坚果、打闹时撕碎树叶、一只手使用短棍钓白蚁，以及敲打指关节来吸引雌性黑猩猩注意这样的行为组合，那么它显然就来自于西非科特迪瓦的塔伊森林（Taï Forest）。不过，有些行为之所以不存在于某些群体当中，原因可能是当地并没有催生这种行为的条件。例如，乌干达布东戈森林（Budongo Forest）的黑猩猩就不会像塔伊森林里的同类那样砸坚果，因为布东戈森林完全就没有那种坚果。

这项研究发表在了1999年的《自然》杂志上面，随即引发了延续至今的激烈争论。有人不同意将“文化”一词沿用到黑猩猩身上，还有人则认为关注野外观察的这些灵长类研究者并未证明行为是如何在黑猩猩的代际之间传承。Andrew Whiten博士和Christophe Boesch博士则表示其工作指出了黑猩猩其实比我们曾想象过的要更接近于人类。而通过圈养黑猩猩所进行的室内试验也表明，黑猩猩和其他的猿类能够通过模仿而习得新的行为。就生活在野外的黑猩猩而言，向群体中的年长者学习对于它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黑猩猩的文化行为，Christophe Boesch博士于2010年在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发起了“泛非黑猩猩项目”（Pan African Programme，缩写PanAf）。我们已经知道黑猩猩的属名是Pan，而在英文中pan又有“泛、全部的”的意思，所以这里其实还有个双关。人们对整个黑猩猩分布区内约40个种群开展为期至少一年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会造成黑猩猩可利用资源的减少，也会干扰到它们的社会学习行为，导致高达88%的行为呈现下降，长此以往将很有可能导致它们行为多样性的丧失。

由此，研究人员提出了“文化显著单元”（culturally significant units）的概念，强调在以栖息地和遗传多样性保护为目标的传统实践基础上，对于像黑猩猩这样具有复杂社群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动物还应当注重保护其文化及行为的多样性。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内，黑猩猩的数量已经急剧下降。今天，受到偷猎、毁林和栖息地破碎化的严重影响，它们的数量仍在持续减少。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人类所导致的每一只黑猩猩个体的消亡，不仅意味着它身上所承载传递了上百万年基因演化的终结，可能也代表着永远丢失了属于它们宝贵文化中的一部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