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君子海内博物通，大学者睁眼看环瀛

君子海内博物通，学者睁眼看环瀛

张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专委会委员

吕埴

大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8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最后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利玛窦所说的“徐保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徐光启。“保禄”是他的教名，即Paul。

当徐光启从上海日夜兼程感到北京时，利玛窦已经下葬。徐光启只能在利玛窦的墓前徘徊良久，哀伤之情，难以言表。

一张地图，记住一个人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出生在上海黄浦区乔家路，祖籍苏州，祖父经商，幼时家境富裕，到了其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开始务农。

徐光启从小在龙华寺读书，他学习认真，喜欢钻研新鲜事物；19岁考中秀才，在家乡教书。他22岁那年，家乡遭遇水灾，祖母病故，家庭生活更加艰难。此时的徐光启读书更加刻苦，他想通过科举制度改变命运，但在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那一年他26岁。

在这段难熬的岁月里，徐光启目睹了百姓艰辛的生活环境，特别是1587—1588年家乡的一场空前大饥荒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熏陶下，他意识到农业发展对消除民众饥饿的重要性、调节河渠水系以避免水灾的必要性，于是对农学研究产生了兴趣。

但为了生计，徐光启不得不四处奔走，29岁那年，他前往广东韶州教学。当时韶州有一所欧洲天主教的教堂，也是中国第一所教堂。有一天，徐光启想到教堂看看，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会说广东话的意大利籍的传教士郭居静，他带领徐光启参观教堂。

教堂内欧洲风格的装饰，吸引了徐光启的目光，在看到教堂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时，徐光启驻足不前，他好奇地问郭居静：“这是什么地图？”

郭居静详细地给徐光启讲解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国家地理位置，徐光启惊奇道：“原来地球是个大圆球！世界上还有五大洲，三大洋（当时的认知），太神奇了！不知道这幅图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这张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绘图技巧，标明经纬度、赤道、五带，以及世界五大洲地理、物产的地图，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脑海中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郭居静还告诉徐光启，这幅图是利玛窦绘制的。“利玛窦”，徐光启记住了这个名字。

以高明的交友之道，撬开磐石

利玛窦最初是靠着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活动范围被明朝政府禁锢在澳门一隅。此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在文化、技术等各个层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扩展势力。作为“精神狩猎者”的传教士遭到了中国朝廷和民众的排挤，无法进入内陆。传教士沙勿略在客死澳门前感叹：“磐石啊，什么时候才能撬开？”

有了前车之鉴，利玛窦在中国做事分外谨慎。经过观察，他决定和儒生士大夫们交往，把西洋钟表、西洋乐器、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物品送给各路官员。高明的“交友之道”，令利玛窦得以辗转进入内陆。

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话，他才到了北京，后来又通过宦官马堂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

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什么人。但是对新式自鸣钟，倒很感兴趣，命令马堂把利玛窦带进宫来。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接触就很方便了。

此时，利玛窦已经用中文把四书背的滚瓜烂熟，穿上了峨冠博带的儒服，蓄起了须发，以温和儒雅的姿态同士大夫坐而论道。

利玛窦发现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即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他决定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

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徐光启与利玛窦神父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600年的南京，是在徐光启恩师焦竑的引荐下，那一年他38岁。利玛窦年长徐光启10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除了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科学典籍，也深深吸引了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真正密切交往，是在初次见面的4年之后，那时42岁的徐光启终于考中进士。此后，两人频繁交往的时间也不过3年。但就是这3年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已经皈依天主教的“保禄博士”徐光启，成为了一位卓越的天主教士大夫，他与利玛窦展开积极的文化对话和合作，又与耶稣会的几名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以虔诚的基督徒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活。

从1605年开始，在北京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自然发现了它的翻译价值。他希望能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所以徐光启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双璧生辉：《几何原本》《农政全书》

对中国人来说，《几何原本》是一门完全陌生的学问。利玛窦曾经鼓动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翻译此书，此人才智过人，结果也未能成功。17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懂得拉丁文。仅凭利玛窦的讲授，能理解《几何原本》已属不易，遑论翻译。利玛窦虽然汉语流利，但终究不是他的母语，不知哪些字词可以与《几何原本》中的术语对译。

1606年，徐光启当时44岁，已经过了钻研科学的大好年华。

利玛窦一度怀疑，徐光启要翻译《几何原本》是否是明智之举，坐在他对面的这个身着官服，斯文白皙的中年人却极其地平静回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后，利玛窦每天风雨无阻地踏入利玛窦的府邸。

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记录道，徐保禄用清晰、优美的汉字翻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其中，简练的中文对译，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到“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以至“相似”“外切”等，一直沿用至今。

《几何原本》原有15卷，徐光启曾反复恳求利玛窦将其他9本也教给他，但利玛窦觉得先让前6卷出版，如果中国人接受并愿意学习，那么他们再翻译后9卷。但是这个愿望，直到徐光启去世也没有实现，后来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一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于1858年才翻译印行。

1607年春天，也就是《几何原本》前6卷 的中译版问世后不久，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回乡丁忧3年。

徐光启的老家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地区。农家出身的他在从政后并未忘怀农本，始终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居丧期间，徐光启进行农业试验，研究外来粮食作物甘薯、北方作物芜菁等农作物的培育，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撰写《农政全书》打下了基础。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搜集整理历代农学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编成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

1613年，徐光启以身体欠佳为由，告病前往天津，并在那里购置农田，致力于水稻试种。当时，水稻是仅产于中国南部地区的农作物，徐光启大胆在北方试种成功，可以避免粮食因长途运输而造成的各种问题和费用，意义非凡。

1629年，67岁高龄的徐光启依旧在勤恳工作，他开始为明朝编订新的历法。之前的中国人将一日分为十二个时辰，徐光启按照西方习惯，将一天分成了24小时，同时将月份分出阴历和阳历，对24节气也有所修订。到了1644年（顺治元年），徐光启编制的新历开始颁布，并在全国通行，亦一直沿用至今。

徐光启不仅编订新的历法，他还曾上书崇祯皇帝要求建立天文台，原因是朝廷的钦天监的官员们向崇祯皇帝禀告某日上午10时有日食发生，结果过了中午日食才发生。出现了天象观察的错误，崇祯皇帝下令复核。

徐光启之前和利玛窦学习过天文知识，所以他才向崇祯皇帝建议，建立新的天文台。为了便于观察天体，徐光启采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做成了中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窥筒远镜，以及第一个采用西式方法制作的地球仪。2021年5月2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公布，批准中国提议在嫦娥五号降落地点附近的8个月球地貌的命名申请，其中就有“徐光启”，以此纪念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

1633年，徐光启晋升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出现病症，但依旧没有选择告老还乡，颐养晚年，他继续为毕生钻研的科学事业奋斗着。同年11月8日，徐光启因年老病逝（正常老死）于任上，享年71岁。

死后，崇祯皇帝为其辍朝一日，以示哀悼。他的灵柩被运回他的家乡上海安葬。如今上海城南有一条“光启路”，那里有徐光启的故居；附近还有一座“光启公园”，那里有徐光启的墓冢。“光启路”和“光启公园”，都是为了纪念徐光启这位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