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麋鹿回归祖国35周年

2020年是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五周年，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在北京南海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其失而复得的经历，举世瞩目，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堪为中国、也堪为国际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而且这种动物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性、科学性以及博物学史的内涵也相当丰富，不然，麋鹿为什么又叫“戴维神甫鹿”呢？说来话长啊。

麋鹿又名戴维鹿或大卫鹿，俗称“四不像”，（拉丁学名Elaphurus davidianus Milne-Edwards，1866）是一种极富传奇色彩和物种研究价值的哺乳纲、偶蹄目、鹿科动物。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法国神甫阿芒·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走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猎苑——“南苑”外，戴维隔墙远望，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角似鹿非鹿，蹄似牛非牛，脸似马非马，尾似驴非驴，勾起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他买通了大清皇家猎苑的官员，于1866年初，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靠贿赂守卫猎苑的大清军士，以20两纹银的代价，得到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角的标本。并于当年从海路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的鉴定，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戴维带来的动物标本为竟然是分类学上的新属、新种，体型如此之大的哺乳动物被戴维发现，从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戴维由此而获得与麋鹿同名的殊荣。当然，不是戴维神甫改名叫了麋鹿，而是麋鹿的外文名称被称为“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 Deer)”。据说，在法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戴维还得到三只活的麋鹿，一并送往法国。

为纪念第一个发现者，精确地说应是科学发现者，便将麋鹿的洋名称做了“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s deer）。其实，最早目击麋鹿的外国人，不是戴维神甫，而是另一个叫张诚（J.F.Gerbillon）的法国人。早在戴维来到中国之前的1687年，作为最早在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五教士之一的张诚，就到过南苑，窥视过这个皇家猎苑中的动物，只是时值隆冬，观察得不真切。有别于其它鹿种，在冬尽春来之际，麋鹿的角完全脱落了，张诚便草率地把这些“四不像”记录成了“野骡”，但是，就是这个记录，为富于探究精神的戴维，提供了一丝可贵的线索。

1865年，戴维作为又一个法国人，便是带着张诚的摸棱两可的记载，来到北京南海子的。同是这个大清猎苑，皇家禁地，面积是北京城的四倍，仍然是壁垒森严，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更不能从中拿走什么东西，如果发现谁从猎苑弄出什么，将以死罪论处。当年，戴维虽然从高高苑墙的墙头张望，发现共有麋鹿约120只，看清麋鹿乃是非凡之物，却一直无法获得，出于一个博物学家的执着，或者说是一个觊觎者的执着，反正，戴维是惦记上这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以为是驯鹿的某个类别的、被当地老乡称为“四不像”的动物了。

说麋鹿发现一百五十五周年，一定要加上“科学”发现的定语，毕竟，物种科学发现的命名规则是由西方人制定的，但麋鹿早已被中国先民所发现、所认识，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麋鹿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渊远流长：周朝灭纣，姜子牙的坐骑是麋鹿；楚大夫屈原有“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之辞；周朝的青铜器，汉代的瓦当……麋鹿的形象，栩栩如生，各朝各代有关麋的记载、描述不绝于书，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关于麋鹿的诗句近百；清乾隆皇帝更有“麋鹿解说”之文刻于麋角，甚至中国道教的道观中还能见到麋鹿之像。

麋鹿的兴衰荣枯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野生的麋鹿在明清时种群已消失，其原因尚无准确考证。1894年，永定河水泛滥冲垮了皇家猎苑的围墙，当时圈养的120头麋鹿被冲散，有不少头被难民猎杀食肉。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北掠颐和园，南抢皇家猎苑，将仅剩的麋鹿（数目不清）抢劫一空。1900年11月10日，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享年74岁。无巧不成书的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麋鹿，同是在这一年，于中国本土灭绝，灭绝地就在当年因戴维考察麋鹿而成为麋鹿模式种产地的——北京南海子。似乎戴维与戴维鹿，在冥冥中有着某种联系，不然，怎么随着发现者的仙逝，他的伟大的发现物，也在原产地消失了呢。

可以说，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他的引荐，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的一群，因为被引种到了欧洲，后来都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才免于全部灭绝的厄运。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30只。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洪水战乱，雪上加霜，南苑遭劫，覆巢之下无完卵！瑟瑟秋风中，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长驱直入，闯进了昔日的禁地：南苑。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彻底没有了麋鹿（作为残存者的最后的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的），而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这姑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

戴维当年的中国之行，可谓硕果累累，他带走大量标本，包括：地质采样及化石379号；植物标本3419号（共鉴定出1577种）；昆虫标本9564号（计100种）；鸟类标本1322号（计470种，新种58个）；爬行类标本208号；两栖类标本135号；哺乳类标本585号（计200种，新种63种）。在戴维采集的大量标本中，尽管有些毁损、有些丢失，也有些重复，但经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鉴定，比其他人相比，他的成果质高而量大，简直史无前例。

戴维在1874年离华之前，在法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陆续将活的麋鹿运至欧洲的一些动物园，既丰富了这些动物园的展览内容，更为麋鹿的劫后余生、种群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将80多种植物引种到巴黎植物园，后来又被引至欧美许多国家，极大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博物学研究的兴趣，对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北京南海子采集的麋鹿，被命名为“戴维鹿(David deer)”；他在四川宝兴采集的珙桐，被命名为“戴维树(David tree)”；同样在宝兴采集的熊猫，被全世界称为Panda，在中法交流史上，堪称独树一帜，在生物学考察史上，可谓殊荣无上。

一个世纪前到了欧洲的麋鹿，被放在动物园中圈养，但由于没有湿地环境，范围又很小，所以非但没有繁殖，反而一只一只地死去。此时英国乌邦寺的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自己的庄园里，庄园很大，麋鹿处于半野生状态，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又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一战时期达88头，二战时期达255头。二战时乌邦寺的主人认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危险，为了保护麋鹿，他们将麋鹿又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给北京动物园。与欧洲动物园一样，这两对友好使者也未能繁育后代。

1979年，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84年11月，英国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其中2头送到上海动物园），1987年公爵又补送18头，这样北京麋鹿建群个体为38头。

麋鹿还乡，落户何方？中国各方面专家经过多方论证认为，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自然生态条件考虑，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都是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对此塔斯维托克侯爵也非常认同，他说，“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里，的确是一件极令人振奋的事情。”

南海子位于北京大兴区北部，与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相邻，作为原先皇家园囿的“海子”（即水洼），大部分已被改作养鱼池，只有三海子中部隶属南郊农场的900余亩“湿地”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风貌，垂柳依依、荻花瑟瑟、薮泽罗布、水气氤氲，只欠“呦呦鹿鸣”了。1985年5月，北京市政府便在这里建成了麋鹿苑。

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过人民的友谊，乘坐专机从乌邦寺飞抵北京（其中2头运至上海），回到了老家大兴南海子。这样，流落他乡近1个世纪，历尽劫难的麋鹿终于踏上了故土。国际动物保护人士评论道：“将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回它们原来栖息的地方，这在世界的‘重引入’项目中堪称是独一无二的。”1987年乌邦寺又运来18头麋鹿；此后我国又在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

三十五年过去了，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发展迅速，现在，全国麋鹿总数已愈八千头，再无绝种之虞。麋鹿的野化、繁殖是中外携手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

归去来兮，圆梦之麋

麋鹿是一种特产于中国湿地、极富文史背景和传奇经历、颇具皇家渊源和贵族身世的鹿科动物，它以择水而居的阴柔之美，遗世独立的傲然身姿，展现在您的面前，呈现于北京南郊、长江故道、黄河辽河、黄海之滨，堪为活的自然文化遗产。

一个世纪前，英国乌邦寺的主人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世上仅存的、流落于欧洲的18头麋鹿收留，使这个濒于消失的物种绝处逢生。一九八五年，麋鹿还家中国北京。一九九三年起，北京麋鹿陆续野放湖北石首等全国三十八地，几经繁衍，数量过千，其中北京麋鹿苑为200余头，再无灭绝之虞，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其兴衰历程竟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可谓"国家兴，才有麋鹿兴"。

今年九月，将为麋鹿回归祖国三十五周年暨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五周年召开纪念大会。濒危物种，回归故里，圆梦中华，三十而立。如今，徜徉于大江南北的麋鹿，不仅实现了从国外向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向自然的回归。

今后，麋鹿还将踏着“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古老弦歌，生生不息，魂牵情系。

圆梦之麋，归去来兮！

作者：郭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