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千年治水看中华文明五大特性

【编者按】

习总书记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泱泱华夏五千年，悠悠长河耀星汉。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根与魂。而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中华治水文化，则铺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厚底色。

四千多年前，大禹所领导的治水实践是中华文明与治水文化形成的关键事件。‍在与洪水抗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人民至上、民为邦本、尊重自然、科学创新、严明法度、以身为度以及敢于斗争、因势利导、民族团结、九州一家等等传统水事价值观，这些内容被后人称为“大禹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亦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脉。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对过去的守望与传承，可为我们向未来奔赴的路程中坚定初心，树立自信。汤鑫华先生以传统治水精神为切入点，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肯定了以大禹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治水文化，强调要从五千年治水的辉煌历史中汲取更多力量、智慧，为当代治水注入强大动力。

今日，六月初六，正是民间传说的大禹诞辰日。值此良辰，共赏此文，以为缵禹之绪，继往开来，同舟共济，佑吾家邦。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突出的五性”来概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回望波澜壮阔、灿若银河的中国水利史，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五千年治水及其形成的水利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乃至核心元素，是中华文明突出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普遍而持续地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壹 五千年治水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从滥觞到汇流，到蜿蜒逶迤、发展壮大，到一泻千里、奔向世界文明的海洋，形成源远流长、永不断流的文明长河，以五千年时光、八千里江山洋洋洒洒地绘就磅礴壮丽、绵延不绝的文明画卷，必定有个源头或策源地。它就是治水。

1 治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策源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首先起源于挑战。挑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环境的挑战；另一种是人为的挑战。最先出现的六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都是人类应对自然环境挑战而生的。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许多文明，则大多是在人为的挑战下产生的。单看这一点，他是有道理的。

中华大地疆域辽阔，雄驻东方，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大江大河尽朝东，高原海洋环四周。这样的地势与水情，在陆上、海面和空中交通运输不够发达的特定历史阶段，为古代中国社会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天然条件。与此同时，太平洋的季风气候、广袤数千公里的陆地疆域、突兀隆起的青藏高原、形成阻隔的巨大山脉，导致我国降水在时空分布上严重不均。在空间维度上，胡焕庸线以西绝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在时间维度上，许多河流、地区降水的年内年际分布极不均衡，长江、黄河、珠江等重要流域的降水显著具有夏丰冬枯的特征。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活之需、生产之要。水之于人又兼具有利有弊的两面性，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自打“逐水草而居”起，人类就学会了“择丘陵而处”，在兴水利的同时尽量除水害。在智人时代，人类靠打猎、采果为生，尚未发明发现医药、农业或构筑建筑，就有意无意地近水、亲水；日积月累，用水、防水、治水逐渐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因此，治水书写了人类文明最早最原始的第一页，成了人类文明的策源地。

2019年7月6日，蜚声中外的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此，良渚文化成为世界迄今确认的中华文明的第一篇章。良渚古城存续于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延续近1000年。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部和西部, 我们的先人修建了一个由11道堤防（有人认为更像原始的埽工，有人则判定为水坝）构成的，兼具灌溉、防洪、供水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的水利工程。这是迄今已知世界上建设最早的大规模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堤防系统。该系统已建成约4700至5100年。

假如良渚堤防系统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它已使中国水利史有了约5000年的时长，比大禹治水早了大约1000年。假如良渚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滥觞，作为良渚古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堤防系统证明，彼时的治水成就，作为迄今所知中国水利史的第一页，已与城市规划、玉陶制造等一道，共同构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第一篇章，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物证原点。

大禹治水是上古典籍《尚书》等予以文字记录的我国先民最早的治水事迹。在大约4000年前的部落联盟时代末期，改变我国历史进程的大洪水发生了，华夏部落联盟领袖尧、舜先后带领民众积极抗洪，继位的舜先后指令所属部落首领共工、鲧治水。共工、鲧治水，多年不成，被罢免、放逐，鲧的儿子禹受命继续治水。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疏通九川、治理九泽、平治水土，使华夏安澜。此后，大禹成为中华民族先人治水的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世代为中华民族所景仰。大禹治水还有更多的文化价值：它中华文明的一个转捩点，一方面开启了以山川命名、九州区划为标志的华夏地理发现时代，另一方面滋生了以天下为公理念与威权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基因。自战国时代开始特别是西汉之前，大禹逐渐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先帝。现在，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文化遗产遍及全国，乃至日本、韩国等海外诸国。

2 治水贯穿中华文明全过程

受地理、气候环境影响，我国的水情具有三大特性：多元性，跨越从热带到寒带、从湿润到干旱、从平原到高原等多种气候单元；复杂性，从流域到区域，从洪水到干旱，从冰冻雨雪灾害到泥石流、山洪地质灾害，样样都有；极端性：从降水、洪涝到旱灾，都曾创造并且保持世界历史上的纪录。这些条件决定了，治水自古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极难应对的头等大事。

大禹治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由于上述特性的存在，随着人口的增长、疆域的拓展、气候的变化，洪涝灾害并未绝迹，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为了消除这种祸患，我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斗争了几千年，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与此同时，治水也多方面地、持续不断地为我国人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极其丰厚的民生福祉。在一定程度上，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史堪称我国人民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换言之，治水贯穿了中华文明发端、发展、绵延、变迁、革新、升华的全过程。数千年的水利事业与成就，主要体现在防治洪水、农田灌溉、水上运输三个方面。

**防治洪水，简称防洪。**由于黄河流域是华夏部落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又多沙善徙、危害深重，很多时代治理黄河成为头等大事，因此有了治河、治黄这种专用词。历代人民在长期的防洪排涝实践中，修筑和加固了以堤防工程为核心，包括堵口工程、护岸工程、河流制导工程，配以减水河和滞洪区等措施的工程体系。堤防，在大禹治水之前已显雏形，春秋时期已有文字记载，西汉已在黄河下游系统化；此后，历代兴筑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几乎遍及全国所有重要的江河水系。黄河大堤（春秋中期已成形，现有黄河大堤主要重建于15—19世纪，长达1370公里）、长江中游的荆江大堤（又称万城大堤，始建于5世纪，16世纪中叶连成一线，长约182公里）、鱼鳞大石塘（始建于1542年，位于浙江省海盐、海宁钱塘江北岸，海宁现存26公里以上）、洪泽湖大堤石工墙（始建于1580年，长约60公里）等，是历代堤防工程建设成就的伟大标志，在我国江河防洪中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农田灌溉，简称灌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古代社会，发展农田灌溉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众多大型灌溉工程，如始建于公元前600年前后、位于今安徽省寿县（当时属于楚国）的芍陂（又称安丰塘），始建于公元前425年、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当时属于魏国）的引漳十二渠，始建于公元前256年、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当时属于秦国）的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46年、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当时属于秦国）的郑国渠等，这些工程显著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大发展。秦汉以来，灌溉工程逐渐实现遍地开花。汉代修建的漕渠（始建于公元前130年前后，位于陕西省西安、渭南等市）、龙首渠（始建于公元前120年前后，位于陕西省澄城等县）、白渠（始建于公元前95年，位于陕西省泾阳等县）和成国渠（始建于公元前90年前后，渠首位于陕西省眉县），曹魏时期淮河流域的屯田水利，后来出现的宁夏引黄、内蒙古河套引黄等工程，都是有历史影响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以降长江中下游、淮河与太湖流域的圩垸等灌溉工程，唐宋以后两湖地区大发展的围垸工程，元明时期大兴的畿辅水利工程，岭南兴盛千年的基围工程，西北的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的灌溉工程等，都是体现出地方水情特色、闪耀着人民智慧光芒的灌溉工程。目前，我国已有30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超过全球的两成；其中许多工程的历史远比他国悠久，都江堰等还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大范围水土资源的开发，造就了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河套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庶地区，使其成为国家粮食供应基地和基本经济区，奠定了古代王朝和农耕文明的基础。15世纪初，我国已有30%的耕地是人工灌溉的耕地；在随后的五六个世纪里，这个比例持续提高；两三千年里，它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人民在这两三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享受着比世界大部分地区更高的治水利益和生活水准。

水上运输，简称水运。早在文字出现之前，水运就已成为交通运输手段。我国的大江大河多为自西东流，因此上古时期的水运多在东来西往的封闭系统里转悠。勤劳智慧的华夏先民很早就开启了运河开凿时代，逐渐使大江大河被一条又一条南北向运河串联起来，构成船达四方的水运网络。早期的运河多用于军事，春秋时期的邗沟、秦代的灵渠、东汉的白沟是典型代表。国家疆域趋于稳定后，特别是为保障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运河逐渐成为货运与客运的大动脉。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三次全国江山一统时期，开凿、整治、维护运河特别是著名的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治水的中心任务。当代兴建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三分之二的经行路线与历史上开凿的京杭大运河重合。几条重要的运河将我国中心地带的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和珠江等连成一体，形成了沟通全国、世所罕见的辽阔水运交通网，水运因此成为发展全国经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兴旺的强劲动力。

3 治水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人民性

一种文明，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保持其绵延不绝的连续性？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它很强大或所向无敌，而是因为它具有名副其实的人民性。人间正道是公道，任何一项事业、工程或成就，当且仅当它为最广大人民服务、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福祉时，才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公正性，才具有人民性，才可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参与，才可能长久存续下去。所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实际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发端、发展恰恰是这样一项伟大光明的事业。而治水成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之一，五千年治水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人民性。

例如防洪，就天然具有这样的人民性。洪水泛滥，所有人的生命、财产，无论其贫富贵贱，都会受到威胁乃至遭受损毁。修建防洪排涝工程，将使受益范围内所有人的生命、财产，无论其贫富贵贱，免受威胁、损毁。同理，灌溉和水运都天然具有这样的人民性。

治水一般又具有空间尺度上的广泛性。一项水利工程从堤防或渠首到受益范围的末端，往往方圆几十甚至上千公里、广袤几十甚至上千万亩。例如：黄河大堤保护的，是辽阔黄淮海平原上的12万平方公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荆江大堤保护的，是著名而富庶的江汉平原1000万亩以上的耕地和1000万人以上的生命；洪泽湖大堤保护的，是淮河下游苏北地区2600万人民和3000多万亩土地；都江堰滋润的，是1100余万亩农田，以及成都、都江堰等城市；京杭大运河南北纵贯1794公里，连通的是五大水系、六个省级行政区的水流、人脉和财富……

治水一般还具有时间尺度上的持久性。都江堰建成近乎2280年，仍然不改初心，发挥其当初的作用；郑国渠建成只比都江堰晚了10年，现在还是当地一大灌区的主体部分；灵渠也已诞生2200余年，如今不仅是文旅胜地，而且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京杭大运河开通700余年，近年又成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体部分……类似的工程或成就，不胜枚举。

环顾全球，纵视历史，遍理各行各业，不难发现，鲜有什么单方面的事业、工程或成就能像治水那样，同时具有普遍惠及民生福祉的人民性、广泛波及辽阔疆域的广泛性、长久发挥积极作用的持久性。这些特性，使五千年治水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贡献了最大份额。

贰 五千年治水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五千年治水，深刻、响亮而持续地诠释了这种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1 治水锻造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

“自从盘古开天地”，生于长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就开启了战天斗地的史前华章，形成了救亡图存、发奋图强的民族基因，使中华民族自古就内生了斗争意识、进取精神。古代中国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翻开宗教典籍、神话传说或官修史籍，我们就能发现，人类社会出现之初，面对洪水，几乎全世界的先民都是设法回避退让的，“诺亚方舟”的传说是典型故事；唯独古代中国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总是积极而主动地与洪水作斗争，而且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大禹治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类似的传说、故事还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当代涌现的红旗渠精神、“98”抗洪精神，与大禹治水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禹治水精神。

2 治水锤炼了中华民族的无畏品格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遭遇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自然灾害、武装侵略、文化冲击的挑战。中华民族从防治洪水、抗击匈奴等的长期斗争中，用斗争意识、进取精神铸就了不惧挑战、敢于应战的无畏品格，形成了以柔克刚、所向无敌的磅礴力量，书写了坚持就是胜利、胜利连接胜利的辉煌篇章。最能体现这种品格的，是中华民族两三千年的治河实践。

为了治河，古人很早就开始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有效遏制了河水的泛滥。但河水常常暴涨暴落，又有雄冠全球、高得出奇的含沙量，河堤决口、河流改道的重大灾害层出不穷、史不绝书。统计表明，在有文字记录的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间，黄河一共发生了1590次决口，包括数量不多的人为决口，平均差不多三年两次；发生了26次重大改道，使河道形成来回摆动之势，进而“拖泥带水”、塑造了辽阔的黄淮海平原；这些决口与改道，吞没了不计其数的生命财产。面对这种旷世灾害，中华民族从未退缩，总是坚持不懈地开展波澜壮阔的治河斗争，书写了中国水利史上极其靓丽（没有之一）的治河篇章，在全球所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上极具风采，对中华民族无畏品格的形成、坚守发挥了绝无仅有的促进、强化作用。

3 治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秉性

中华民族不仅积极进取、无所畏惧、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勤于创新。当代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大约诞生于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围的堤防系统，可以有效阻挡所在流域短期内96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它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同期修建的以引水为主要功能，以渠道和水窖为表现形式、自发分布的水利工程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个别文明也更早修建过水坝，但良渚古城修建了世界最早的堤防系统。该系统在堤址选择、地基处理、堤料选材、结构设计、填筑工艺、交通运输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说明彼时的古人已具备规模浩大、工序复杂水利工程系统的施工组织能力，闪耀着早期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光芒。

治水上的创新具有持续数千年的传统。例如，鲧禹父子的治水历程和后续故事生动说明，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重科学不重权威、重实践不重教条，具有开放悠久的创新秉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鲧以堤防为主要手段治水，归于失败；其实比诸前代，堤防是治水手段的一次飞跃，只是在尧舜时期的形势下可能无效甚至有害。禹汲取他父亲的教训，改堵为疏，成功息洪分洪，实现了防洪思路的第二次飞跃。但单纯疏导也不能做到一劳永逸，因为对于峰高沙多的黄河等河流来说，简单疏导洪水反而使泥沙加速淤积、河床不断抬高。后人不断探索新思路、推出新方略，先后在汉代提出了“水力刷沙”的思想，在明代由万恭、潘季驯等人创立了“束水攻沙”的理论，等等。

潘季驯的理论赋予堤防新的功能定位：堤防不再是消极地防御洪水的工具，更是在多沙河流中通过束窄河槽、提高流速、冲沙而稳定河床的积极设施；因此，治河方略实现了划时代的转变。他还设计了“遥、缕、格、月”堤防系统，完善、提升了初级堤防工程；理论成功付诸实践，对后世黄河的稳定和变迁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在此后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治河方略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潘季驯的理论精髓。直到公元2000年，黄河小浪底水库开始调水调沙，自此黄河不断流，治河再次进入一个新时代。

4 治水催生了一大批科技成就

五千年治水实践，在基础理论、勘测规划、工程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法、工程管护、水力机具等方面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科技发明、发现、创造，又广泛而持久地从中受益，形成了良性循环，有力促进了水利发展。例如：

在基础理论方面，战国古籍（指成书于战国时期、流传至今的著作，下同）《吕氏春秋》已描述了水循环现象；《管子》已明确提出水是生命之源，阐述了地下水与土壤、植物的关系，梳理了地表径流的分类，定性描述了水跃、环流等水力学现象和明渠水流、有压管流的规律；《尔雅》按其出流形式，将泉水分为七八种；《墨经》已有浮力理论的定性表述，公元前3世纪初已有应用水浮力的实例；汉代，已有人描述了水文循环；北宋对黄河水文情势的认识已很深入；宋代，时人借助不同物候之名，系统描述了水情；元代，郭守敬提出了海拔高程和绝对高程的概念，这比西方早500年；明代，时人基本定性掌握了河流泥沙运动的规律；等等。

在勘测规划方面，战国古籍《周礼》评价了全国的水资源，提出了以水平定高低、以垂球定垂直等测量技术；同期古籍《左传》阐述了水土开发的勘测规划原理，以及测量灌排系统的方法；可能问世更早的《尚书》提出了全国水土治理的设想，梳理了田间灌排系统的分类，描述了蓄水、防水、引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一系列工程；北魏，有人提出了海河流域的防洪排涝规划；唐代出现了原始的太湖流域规划；宋代，基本掌握了相对流速、水面高差的测量方法，普遍安置了木制或石制的水则（水位标尺）和量雨器、量雪器；明代，已出现了测量队组织。

在工程设计方面，《周礼》记录了灌溉渠道的通用尺寸；秦汉两代，灵渠的开凿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条越岭运河和第一座多级船闸的诞生（比西方早1000余年），黄河修建了千里堤防，各地还出现了坎儿井那样的“井渠”、渡槽、分水闸门和堰埭之类的土坝；三国时期，浙东出现了御咸蓄淡工程、河道渠化工程；南朝，淮河干流建设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拦河坝——浮山堰；魏晋时期，水攻战事已然遍及江淮河海各大水系；唐宋，中原和江南出现了完善的城市水利和运河工程体系，包括类似现代船闸的复闸；元代，出现了大型滚水石堰。

在施工组织方面，《管子》《左传》均记录了土工施工、计量方法；战国古籍《慎子》描述了一种堵口材料——埽工（唐代已很成熟）三国时屯田水利建设管理技术趋于成熟；唐宋治河有了马头、木笼等类护岸工程和遥堤、缕堤、月堤等多级堤防，以及锯牙进占等成熟的施工技术；元代出现了修筑海塘的大型石囷堰；明代出现了铁制鱼嘴、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

在工程管护方面，战国古籍《韩非子》记录了蝼蚁溃堤（至今依然层出不穷）及其防治办法；《管子》记录了堤防维修制度、巡查办法；西汉已有黄河修防制度、专职官吏和农水法规；唐代出现了史上首部水利法律《水部式》，北宋则有《农田水利约束》；随后各代，水利工程管理、维修制度越来越完善。

在水力机具方面，战国时期，已有提水工具——桔槔、计时仪器——铜壶滴漏和警示水器——欹器；汉代，已有加工谷物的水碓、冶铸所用的鼓风设备——水排（比西方早1000余年），以及水转浑天仪和渴乌（虹吸管），毕岚发明了提水翻车（公元186年，即后来的龙骨水车）；三国时，广泛使用了龙骨水车（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才出现了仿制品），出现了原始的斜面升船机；唐宋，出现了简单的测量用水平仪和经纬仪，水碾、水磨已很发达，脚踏机船从简单到先进，还出现了高转筒车、原始水轮机，以及铁龙爪等疏浚机械；元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转大纺车，后来促进了欧洲水力纺纱机的发明。

5 治水创造了一大批文化遗产

五千年治水，成就了全球罕见的水利大国，创建了数量庞大的工程群体和深厚多彩的水利文化。时至今日，那些工程，有的已然损毁堙没，只存于历史文献或人类记忆；有的仍在发挥作用，成为古老而鲜活的文化遗产。有的不是地道的水利工程，却是地道的文化遗产。总体上看，它们可以分为物质水利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水利文化遗产，其中前者又可细分为防洪工程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和水运（运河）工程遗产。

**其一，防洪工程遗产。**防洪工程主要是指沿江沿湖沿海的堤防，其中著名的有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主骨架——黄河大堤，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生命线——荆江大堤，围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洪泽湖的人工岸线——洪泽湖大堤，以及江浙海塘工程的杰出代表——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等。

**其二，灌溉工程遗产。**灌溉工程遗产现存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形态各异。根据原始工程性质，还可细分为5类：

一是蓄水工程，其灌溉用水直接取自河湖井泉，如安徽的芍陂，始建于公元140年、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鉴湖；有些蓄水工程是渠塘结合、状如长藤结瓜的，如始建于公元前279年、位于湖北省宜城市的白起渠（又称长渠），始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位于河南省正阳县一带的鸿隙陂。

二是引水工程，又分有坝引水、无坝引水两类。前者如引漳十二渠，始建于公元250年、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戾陵堰；后者如都江堰、郑国渠。

三是御咸蓄淡工程，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如始建于公元833年、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它山堰，始建于公元1064年、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木兰陂。

四是圩垸工程，大多分布于沿江滨湖临海地区，如太湖溇港（10世纪初即已初步建成，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一带）、桑园围（相传始建于12世纪初，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百里洲垸（16世纪中叶大规模兴建，位于湖北省枝江市）。

五是地下灌渠，大多分布于西北地区，新疆的坎儿井是其典型代表。

**其三，运河工程遗产。**著名的至少有：

邗沟（又称山阳渎等，最早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元代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

鸿沟（又称浪荡渠等，最早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始建于公元前360年；在今河南省荥阳北引黄河水，东经开封而折向南，至淮阳分为两支——南入颍河、东入沙水，二者皆入淮河；自古系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事物界线的代名词）；

隋唐大运河（利用两汉、三国、魏晋所建区间运河成就，始建于公元584年，自南而北由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汴河、关中漕渠、永济渠构成，沟通东部的今杭州、西部的今西安、北部的今北京的大运河，亦称东西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从杭州直接北上至北京的大运河；利用原有部分运河而建，始建于1283年，十年后贯通，主要服务于元明清各代朝廷漕运的人工运河；1901年停止漕运；2022年恢复全线通水）；

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的人工运河，始建于公元前214年，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最早用于军事运输，至今仍在发挥灌溉等作用）等。

**其四，非物质水利文化遗产。**这方面的文化遗产，从内容本身来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有更大的数量、更广的分布、更全的受众、更强的力量。如果予以分类，至少包括问世百年以上的水利古籍档案、古代水利理论、水利施工方法、水力机具制法、水利文化艺术、水利碑刻题刻、古代管水建筑、河道文化遗迹、治水人物故事、大禹纪念遗迹、水神崇拜设施等。

限于篇幅，这里略举数例。水利古籍档案方面，先秦典籍几乎都有水利篇章，《史记∙河渠书》为第一部水利通史，此后问世的水利典籍之多只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1725年以来陆续成书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乃集大成之作，今人又编纂出版了《中国水利史典》。水利碑刻题刻方面，长江两岸的洪水题刻多达1000余处，重庆涪陵的白鹤梁题刻则为著名的枯水题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治水人物故事方面，水利部于2019年公布了首批“历史治水名人”——大禹、孙叔敖、西门豹、李冰、王景、马臻、姜师度、苏轼、郭守敬、潘季驯、林则徐、李仪祉，凡12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禹祭典、坎儿井开凿技艺、黄河号子、都江堰放水节、河图洛书传说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

叁 五千年治水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治水有至为密切的关系：治水成就了华夏早期的城市和国家，塑造了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明；而且，治水历来是帝王将相的大事。

1 治水成就了华夏早期的城市和国家

如前所述，良渚古城可能是华夏最早的城市，它以取水之利、避水之害为前提。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就曾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言下之意，为国都选址，要善于借水之利、避水之害。国都如此，城镇亦然；古代如此，现代亦然。

在大禹实行大规模治水的同时，古代社会形态转变，初级行政功能发育，部落联盟的政体转型为治水集权，形成国家形态的威权制度，进而催生了中央王权和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实现了从部落联盟到奴隶制国家的划时代嬗变。禹治水成功后，舜帝禅位于禹，禹遂成为后世所称的禹帝或大禹。后来，大禹传位于其子启，后者进一步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朝代——夏朝。

单从防洪排涝上看，城市自古就须臾离不开治水。两千多年来成都市的兴盛与延续，就得益于都江堰的灌溉与供水。建成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江西赣州古城的福寿沟排水系统与数百口池塘相连，又使其连通城内城外的河湖水系，形成“城壕环绕、河渠穿城、湖池散布”的格局，有效规避了洪涝灾害，历经千年仍在发挥作用。北京故宫建成六百余年，没有洪涝致灾的记录。这是因为故宫水系发达，其护城河分为宫内的内金水河与宫外的外金水河，它们相互连通、蓄排可控。遇有大雨，宫内的积水可从高处流向低处、进入地下暗河，再从暗河流入内金水河、排出宫外。内金水河的蓄水量相当于一座小型水库，雨季可以蓄水，平时可助消防，涝时可以外排。外金水河与中南海等水系相通，使内金水河排涝无后顾之忧。

2 治水塑造了大一统的政治文明

**首先，治水成功以国家大一统为前提条件。**治水，特别是治河那样难度极大、规模极大的水利事业，是一项直接关系大量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业，一项需要集中决策、统一指挥、科技支撑、团结协作的事业，一项需要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支撑的事业，一项公益性很强、容易搭便车的事业，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事业，一项失败概率较大、成功概率较小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决定了，社会成员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必须汇聚力量、树立权威，形成足够强大的战斗力。上古时期的华夏，恰好面临这样的局面，又具备这样的条件，超大规模的国家、高度集权的国家应运而生。

**其次，治水客观促进了华夏社会和疆域的统一。**最迟从大禹治水开始，顺从水情、河性而推行的行政区划，客观上打破了部落、诸侯、政权的地方割据；黄河、长江等横贯东西大江大河的数千年治理利用，客观上促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区的协同合作；一系列纵贯南北运河的建设运营，客观上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的政治统一、经济联系、文化融合。

**其三，治国必先治水的理论成为政治文明的亮点。**夏朝因水而兴，说明水运连着国运，水治则邦兴，水殇则国衰。古人从华夏先民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获得启迪，进而反复阐明了这个道理。管仲就说过：“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晚至清代，还有很多人阐述相似的道理。例如：清初地理学家刘继庄说，“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文学家戴名世说，“水利不修，天下无由治也”；河道总督慕天颜说，“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等等。

**其四，治水滋生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如前所述，我国历史上自古需要面对水旱灾害、引水灌溉农田、挖渠支撑漕运。从事这些事业的官员、民众乃至各界人士必然有同情心理、睦邻情感、协作精神和大局意识，整个社会因此而自然滋生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家国情怀乃至爱国主义。三位历史名人的金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治水名人）、“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治水名人）等，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写照。

3 治水历来是帝王将相的大事

历朝历代，华夏的国家级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把治水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那些敢担当、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更是曾在治水方面亲历亲为、建功立业。例如：

秦始皇在成为我国第一个封建帝王前，就决策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等传世水利工程，为统一华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他又决策开凿了另一文化遗产——灵渠，把岭南稳定而永久地纳入帝国的版图。

胸怀雄才大略、开创汉武盛世的汉武帝在关中大兴水利，恢复和巩固了当地的灌溉与交通。他还亲自指挥黄河的瓠子堵口，并在堵合的口门上修建“宣房宫”，写下著名的《瓠子歌》，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位亲自堵塞黄河决口的帝王。

隋炀帝杨广在位不足14年（整个隋朝也就37年），却花了6年时间、动员百万民众，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把当时的大半个中国连成一体。现在，它与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一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一大秘诀是兴修水利。面对黄河泛滥，他亲自到洛阳城外的白司马坂（一名白马山）视察水灾。他还亲自整顿治水机构，制订水利与水运的专门法规。

宋太祖亲自决策通达首都开封的运河工程。他将流经开封的三条运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比作三条宝带，说明了漕运的重要性。政治家范仲淹在各地任职期间，兴建了多项大型水利工程，包括江苏东部泽被后人的御咸工程——范公堤，实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宏愿。

康乾盛世的首创者、清圣祖康熙曾经六次南巡河工，两次派人查勘黄河源头。他曾言：“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皇帝的三件大事，两件是治水！

肆 五千年治水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我国古代，治水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理性基因，促进了部落民族的交流融合，推进了文化文明的兼收并蓄，还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

1 治水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理性基因

治水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容不得虚假和迷信的事业。我国人民在长期治水实践中初步感悟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发运用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谋而合的理性基因。这种理性基因，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予以解读：

**其一，空间维度上的宏观理性。**中华民族通过治水，做到了既坚持微观真实、更坚持宏观真实，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和陋见。修建郑国渠、开凿大运河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其二，时间维度上的历史理性。**整个中国水利史，实际是一部不断探索试错、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提高的历史。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勤于、善于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使堤防的作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螺旋形上升的历程，最具代表性。

**其三，价值维度上的科学理性。**中华民族通过治水做到了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坚持真理，践行和弘扬了科学精神、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史记》所载发生于2400余年前的故事——“西门豹治邺”，是科学理性的生动例证。

2 治水促进了部落民族的交流融合

一部中国水利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史。大禹治水时期，华夏不同部落通过协同治水，形成了巨大的合力，促进了部落的团结、部落联盟的巩固，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奴隶制王朝。战国末期，秦国大兴水利，兴建了以都江堰、郑国渠为代表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而且有力促进了秦国统一华夏大地、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秦朝建立后，治水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广泛而持久的作用。仅以宁夏水利博物馆展现的今宁夏引黄灌溉史为例：秦汉军民屯垦、北魏筑坝引水、唐代开发新渠、西夏举国修渠、元代因旧谋新、明代大力屯田、清代康乾兴水、近代修渠开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水利事业，在在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团结。黄河流经宁夏形成宁夏平原，这里便成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汇地带。历史上，宁夏平原向为多民族融合发展之区。在这片大地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通过合力开发、共同维护宁夏引黄灌溉等工程，丰富了黄河文化的内涵；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一条条以朝代命名的渠道惠泽至今，见证了宁夏引黄灌溉的历史。而黄河文化又与西夏文化、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交相辉映，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3 治水帮衬了文化文明的兼收并蓄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过去两千多年里越来越成为文化符号，不仅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而且远渡重洋，走向日本、韩国，乃至美国、欧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最近，我国水文化工作者组织编制了《中国禹迹图》，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其实，不止大禹治水，五千年治水对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融合多有促进，对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也多有帮衬。

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文化文明的能力上，究竟有多强？！仅举两例。公元初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中华民族是被动接受它的。此前已有万千年宗教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仅没有排斥它，反而让其开枝散叶，主动发展出大乘佛教，派生出禅宗等八大宗派。最奇妙的是，中国人把儒、释、道融会贯通起来，让它们和谐共生、相得益彰。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初叶，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主动从欧洲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你能想象，美国人、欧洲人把儒家学说当作他们的指导思想吗？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早在印度失传了，那里连佛教寺庙也难觅踪迹了！近年来，印度罔顾民族、宗教的差异和矛盾，罔顾科学精神和现代文明，不断施行各种有悖常理的操作——从领导人纵容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穆斯林，到中小学教材删除元素周期表，等等。其目的大概只有一个：强制推行印度教治国。

说到宗教，啰嗦几句。我国传统文化群经之首——《周易》，一开篇就推出乾卦和坤卦。前者的大象辞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诠释的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后者的大象辞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诠释的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论，她深刻认识到阴、阳差异的存在，并予以发自内在的尊重；它尊重各种宗教信仰，长期为它们营造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她极其看重信仰的力量与作用，但摈弃了宗教的束缚与羁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全民信教的文明。本文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文化基因所在，而决非文明的一个缺陷。不信教，而代之以“中庸之道”，是因为中国人遵循规律，不走极端，追求中正平和，这正是包容性的题中应有之义。相比之下，汤因比过分强调宗教在文明起源、发展中的作用，暴露了他在文明和历史观上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阶段性的精神现象，早晚会消亡。

4 治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

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学习能力，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一大坚强后盾。治水恰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仅以都江堰历经两千余年而仍在有效运行为例，它是中华民族通过治水持续向实践学习的典范。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是服务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灌溉、供水与防洪的，历经两千余年仍在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历朝历代的设计者、建设者、养护者，坚持不懈地遵从规律，遵从水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坚持不懈地创新建设理念，不断优化运用，坚持养护维修，使之永葆青春。

类似地，中华民族通过治水持续向自然学习（如鉴于河床不断下切的现实，不断主动地上移郑国渠的进水口），向人民学习（如在建设、维护都江堰的历程中，广泛汲取劳动人民的智慧，长期采用竹笼、杩槎、羊圈等就地取材、实用耐用的建筑材料），向历史学习（如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不断汲取大禹治水、贾让三策、束水攻沙等的合理养分），向外国学习（如自明代以来，积极学习借鉴欧洲的治水科技，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为学习能力的增强与运用，乃至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形成与巩固，有力地贡献了治水力量。

伍 五千年治水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五千年来，中华民族通过治水，孕育了和平基因，化解了战争风险，促进了中外交流，播撒了和平种子，扎扎实实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 治水孕育了和平基因

中华民族治水不乏斗争精神，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但这不是好战，中国人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也不是盲目蛮干，更不是胡搅蛮缠、以邻为壑。在中国人看来，与天斗，要守天道，即尊重自然规律；与地斗，要守地理，即追求人水和谐；与人斗，要守理节，即做到公平合理，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人还敢于与己斗，就是在治水实践中勇于反躬自省、反求诸己、承认错误、改进错误，从而有所进步。因此，治水从根本上孕育了和平基因。

2 治水化解了战争风险

在中国水利史上，治水总体上是兴利除害、发展生产的，但也有一些水利工程和水事活动与战争相关，只是它们的占比很小；而且，这类工程、活动一般最终都带来了和平，促进了发展。战国末期秦国兴建郑国渠，是其典型实例。这原本是韩国的“疲秦之计”，施计人是韩国的水工（相当于当代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秦国早就识破了韩国的计谋，还是花费十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完成了渠道与灌区的兴建，并将渠道命名为“郑国渠”。历史已证明，兴建郑国渠不仅没有拖垮秦国，反而提高了它的生产力与战斗力，加快了秦国统一华夏的进程和中华民族的繁荣。邗沟、鸿沟、灵渠等，都有类似的反转故事。

3 治水促进了中外交流

坎儿井究竟起源于哪里？迄今尚无定论。清代史学家王国维在《西域井渠考》一文中表示，坎儿井起源于“井渠”，并引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支持此说。但当代有人认为它来自中亚——古代的波斯、现代的伊朗，那里的坎儿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西亚之亚述帝国。但在我国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现的岩画，有4000～6000年的历史；其中刻有明晰可见的疑似坎儿井图案，这就有可能推翻坎儿井2500年前从波斯人那里传至吐鲁番的假说。新疆坎儿井引用的主要是地下水，西汉龙首渠引用的则为地表水，但二者在地下输水渠道上的施工方法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坎儿井和龙首渠使用的井渠法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它为世界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坎儿井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文明不仅能创新，而且能博采众长、互鉴共进。

中华民族在治水上的中外交流成就，远不止坎儿井一件。有记载表明，公元前103年有汉人把凿井技术传到了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区）；中国的灌溉技术东传朝鲜、日本，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的水排、水碾、龙骨车等水力机具渐次向西传播，直至欧洲；5世纪，中国僧侣把渠塘结合的蓄水灌溉技术带到了斯里兰卡；7世纪，日本的灌溉系统和坝工数量猛增，水利设施由政府集中管理，这都是受唐代的影响所致。

封建时期特别是清朝后期，中国也大量引进中亚和欧洲的水利技术。元初，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大兴水利，就使用了西域技术。公元17世纪，来华传教者先后带来了大量欧洲的水利技术、工法、器具等，成书于1612年的《泰西水法》（徐光启、熊三拔合作译著）对此进行了系统介绍。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水利科技大量传入我国，有力促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

4 治水播撒了和平种子

治水，不管是防治洪水、发展灌溉还是开凿运河，最晚在大禹时代就让中华民族深刻体悟到，只有和平共处、团结协作才能达到目的。其结果，治水很早就在中华民族的心田种下了和平种子。治水促进了农业发展，也滋长了定居文明，自然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意识。久而久之，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不断增强。

如前所述，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活之需、生产之要。人人都需要水、都需要适量的水，生命、生态、生活、生产都需要水，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里都需要适量的水，少了固然不行，多了同样不行。基于这些浅显的公理，中华民族通过统筹兼顾、互谅互让、协作协同，处理了无数涉水矛盾，化解了无数争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和平共处。对不同个人、不同地区、不同部落、不同民族是这样，对不同国家照样如此。明代郑和下西洋，传送的是物产、友谊与和平，而非战争、掠夺或奴役。当代中国人治水，总是本着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和平友好地处理国际河流问题，赢得了广泛认同与尊重。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通过治水，播撒了和平种子。

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战国时期，魏国有个丞相叫白圭的，善于治水；只是，他的方法主要是修堤筑坝，阻拦洪水于国境之外；至于邻国是否将因此泛滥成灾，他就不管了。孟子因此指责道：“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此话创造了一个成语——“以邻为壑”。其大意为：大禹治水是顺应自然，让洪水顺着河道流淌，最终奔向大海；白圭在是以邻为壑。当然，后来白圭改邪归正了。这个故事也反证了：不和平，治水是没有出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中国人的这个逻辑治水，和平才有保障。

治水要和平，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人水和谐，自古就是中国人的追求。大禹平治水土，主张顺应自然规律。汉代，贾让提出治河三策，强调要顺从水性：“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清代，官员彭树葵则大声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 如何兴水利、避水害？首先要为水腾出必要的空间。人给水出路，水给人活路。

陆 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余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壮大了五千年治水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巩固和弘扬中华文明五大特性谱写了现代治水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利事业，开创了五千年治水的崭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思路，先后十余次就治水发表高瞻远瞩的系统讲话，亲自确立了世所罕见的“江河战略”，亲自擘画了国家水网建设的宏伟蓝图，为当代治水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新征程治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十六字治水思路为行动指南，勤于、善于从五千年治水伟大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

我们回望五千年治水史，要从中汲取哪些力量？就是要更加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听党话跟党走；就是要传承弘扬大禹治水精神（有人说是“敢于斗争、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创新，公而忘私、以人为本”），从五千年治水的辉煌历史中汲取更多力量、智慧；就是要传承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98抗洪精神，珍惜现有的伟大成就和幸福生活；就是要传承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为当代治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汤鑫华

注：中国水利史与遗产专委会的张伟兵、徐少军、谭徐明、张卫东、陈茂山等同志，先后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