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大致状况

先秦即秦朝统一之前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也是中华大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期，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考古遗存都很少。本文就从有限的资料看看这个时代农耕经济、工商业、社会人口城市的情况。

**先秦时期是指秦朝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历史时代，此时中华大地还处于尚未完全统一、地方自治的局面。如从有实证的商代算起经历了约1500年。这一时期的文字记录不多，且多是战争、政治、天象、祭祀等“大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记载更少。又恰逢黄河流域在历史上水灾频发、中华文明发源的考古遗存也很有限。下面就用有限的文字记录、考古发现说说先秦时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情况。
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农耕文明，先秦时期正是农耕社会从“古老封建制度”向“小农经济”的过度时期。**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的综合型农业经济形态，大致形成于先秦的战国时期、此后延续了2000多年直至20世纪。还有，先秦时期生产力还较落后、获取食物问题是人们的头等大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因此，下面就以农耕情况为重点，说说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
1、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
西周初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与欧洲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非常相似：最顶层是王廷，理论上全国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正如《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廷之下有大小几百个诸侯国、再之下是很多社会基本单元“采邑”（相当于大型村落）。采邑管理者是“封建主”，他们从王廷分得土地后组织指导庶民（或奴隶）开展生产、高度自治，只是不能随意买卖和转让土地。而土地的管理方式就是“井田制”了。

井田制是把一大块耕地划分为像井字的9块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每块面积约100亩（约合35市亩）。周围8块私田、由8户庶民各耕种一块、收成全部归耕户；中间一块公田，由8户共耕、收成归采邑的封建主及其助手（都是贵族知识分子），相当于“九抽一”实物税！这样的税赋不算重，应归功于采邑的管理机构极小、脱产者极少。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更多荒地被开垦、井田制逐渐瓦解，诸侯国和采邑有了更多私田、交给庶民耕种、索取地租或劳役。私田可以买卖、转让（商鞅变法就推行土地“民得买卖”），就是土地私有制了！从此中国进入小农经济时代，即以家庭为单位、几口人耕种经营一块土地、兼顾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农业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一般会有三种农民：自耕农、租佃农、依附农，不论哪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的。
当时黄河流域所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米（粟）、黄米（黍）、苎（zhù）麻（也是织布原料），尤以营养丰富的小米比重最高。这里有一个常识：中国古代对于粮食亩产的史料记载是非常模糊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记录者普遍对数学不感兴趣**，对数字的记录都非常模糊。**单说粮食亩产这个重要经济数据，历朝历代对每亩土地面积、每石粮食重量、土地产出等记载都极粗略、缺乏说明，因此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估算差异较大、争论不休。
对先秦时代农业生产水平的描述，被引述最多的是《汉书·食货志》一段记载，抄录战国时期魏国法家、丞相李悝（前455至前395年）的一段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这里说的亩已不是井田制时代的“小亩”、应是战国时期的“大亩”、每亩约合0.7市亩；这里说的亩产小米1.5石，应是战国时期较高的亩产水平，粗略折算每石约90市斤，每市亩产量约140市斤，虽不及现代社会也很高了，主要是当时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牛耕的缘故。
李悝在同一段话中描述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家庭生产的情况：“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李悝算账后得出结论，每户一年至少要亏空10石粮折450钱。这一定有夸大成分！如他说每人每月吃粮1.5石（约140市斤）就多了些。这正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讲究数字精确、只为论证结论：“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即巨大的亏空造成农民常陷入贫困、没有勤勉耕种的心思，也是谷物市场价格高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点，中国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与历史上西方国家相比明显偏小，更讲究精耕细作。战国时期是每户5口、100亩土地（70市亩），此后历朝历代只略有增加，人口多的家庭也不过100市亩左右。中世纪时，法国家庭农场土地一般折每户200市亩，土地质量不高的英国家庭农场则达700多市亩。
2、先秦时期的水利建设。
中华大地作为古老的农耕区域，人们很早就理解灌溉对农业的重要性。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就有关于水利建设的记载（实际应更早），主要有打井、修建水库、开凿运河等。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古运河邗（hán）沟，修建于春秋时期、全长达到150公里。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人尤其重视水利建设，曾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都江堰、郑国渠等，为秦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就不再赘述了。此外，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坠石作平衡重的简易汲水灌溉工具“桔橰”，每日灌溉田亩数量可倍增、也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先秦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已有相当规模，包括冶炼、纺织、漆器、制陶、造船、制盐、铸钱等，最重要的特点：手工业以官营为主，由王室、诸侯垄断技艺，且主要为王公贵族服务。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各诸侯国更是将手工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手中、以便集中财力物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
以漆器生产为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设有专门负责管理漆林的官吏“漆园吏”、“漆园啬夫”，也出现了贵族私家的漆园。《史记》中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当时还有专以制作漆器为生的家族、自然是接受官方的统一管理，他们以职业为姓即“漆雕”氏（后简化为单姓漆）。各诸侯国还都有官办的造船业，尤以东南沿海的吴越之地造船业最发达，越国的造船工厂称为“舟室”、还有专门营造战船的“石塘”，是长500米、宽100米的造船池塘。战国时期已能造出宽近6米、长达40米、载重60吨的大船，船的数量也非常多，秦军征伐南方时一次动员都是以千记的。

当然，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还是冶炼。自商周开始中国的冶炼制铜业繁荣了1000多年、技术领先世界！在其带动下到春秋时期冶铁行业也已发展起来、铁制农具已全面替代石器农具、再配上牛耕，农业生产力出现了极大提升，进而导致井田制瓦解。但铁器硬而脆、易折断，做农具尚可，当时的兵器主要还是铜制，尤其是一些配比合理的铜合金兵器一直使用到秦王朝覆灭，秦兵马俑考古发掘就证明了这一点。4、先秦时期的商业。

此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交通不便、很多地方较闭塞，但人类“逐利”的天性推动了商业交换的发展，贩运商业逐步繁荣起来、各地土特产（尤其是盐）在商人贩运下流通四方。与中国后世的很多时代不同，当时各诸侯国都鼓励商业交换行为、不对贸易加以干预，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述和主张的发展工商业、各地物资互通有无、政府放任贸易自由等观念，正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后世专家估计，当时贩运商品的净利润可达30%（毛利润至少要翻倍），可谓收入颇丰。但那时道路艰难、交通阻隔，还可能遇到战争、强盗，贩运物资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5、先秦时期的城市。
中华大地上的城市，在战国时期进入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发展时代。当时“战国七雄”的都城规模都很大，且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非常繁荣。当时的城市居民主要由官僚、商人、手工业者构成，也有一些无业流民、云游杂士。其中，由官方控制的手工业者或许是城市中最大的居民群体。具体来说：
一是城市建筑群规模庞大。如韩国的都城郑城（今河南新郑）已有5公里见方、25平方公里，齐国的都城临淄规模也差不多。小一点的鲁国都城则是3公里见方、近10平方公里。它们似乎都遵循了周礼、周制所规定的规划面积。
二是城市人口开始大量增加。齐国的都城临淄高峰时有人口7万户（40万人以上），繁华拥挤。城市居民采用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是军政合一的编制方法。而且临淄的重要经济功能正是手工业，仅一处冶炼作坊就占地40万平方米。
三是城市数量也大为增加。战国七雄到末期时，各自都有上百座城，楚国更是有262城。当然，这其中真正承担经济功能的中心“城市”并不多，大部分还只是主要承担抵御外敌军事功能的“城池”。
四是城市已具备初步的市场管理能力。因鼓励工商业，那时的城市都会划出专门的手工业、商业区域，既是专业化分工自然形成，也便于管理。当时已有以秦律为代表的市场管理制度，有市场设置、货物排列、官吏职责、征收市税等内容。
6、先秦时期的区域经济和人口。
商代至周代，中国主要经济区域就是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此后逐步向四方扩散。到战国时期，与战国七雄诸侯国对应，已形成了五个经济区：秦国所在的关中经济区（向周边还延伸到巴蜀、西北甘肃等地）；魏国和韩国所在的中原经济区；齐国和鲁国所在齐鲁经济区；赵国和燕国所在的燕代经济区；楚国和吴国、越国所在的江淮经济区。它们在经济上各有特色，物产、文化均略有差异，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
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气候大周期中最重要的一个“温暖期”，温暖气候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并成为引发封建制度瓦解、战国七雄崛起、兼并战争扩大、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汉帝国建立并击败匈奴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诱因。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人口规模也达到历史第一个峰值，专家估计秦末动乱爆发之前，中国人口已达到约3200万（当然还是地广人稀），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我们大致能够对先秦时代社会经济情况、人们生活状态有一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