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参与式贝叶斯框架绘制以人类和熊为中心的共存观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共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挑战，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和食肉动物都构成了特殊挑战。作为营养级联的顶端，大型食肉动物比其他野生动物更为罕见，它们依赖于丰富的大型猎物和广阔的栖息地。一方面，大型食肉动物会对生态系统动态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还能为社会带来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然而，大型食肉动物会威胁到牲畜、生计和人类安全，从而对人类构成直接和间接风险，这也正是世界许多地方大型食肉动物被猎杀至完全灭绝或濒临灭绝的原因。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通常被描述为野生动物与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共同发生，相互影响。这些影响的范围从正面到负面、强度从低到高、频率从稀少到频繁不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影响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如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态度、情感和群体动态。从野生动物的角度来看，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会影响个体和种群的行为以及健康和繁殖状况。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理想形式是共存，即野生动物和人类都不会受到对方的负面影响，从而确保野生动物的长期生存、社会合法性和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尽管共存的概念在保护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但以冲突为导向的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观点仍然盛行。如果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对野生动物或人类产生了负面影响，则通常被称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许多关于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冲突的研究都以人类为中心，认为大型食肉动物的行为可能对人类的安全、生计和娱乐造成危害。其他研究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如人类干扰和对捕食者死亡率的影响。虽然模拟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为保护决策提供信息，但在社会生态模型中，很少将人类中心论和野生动物中心论这两种关于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和共存的观点结合起来。

将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互动的社会和生态驱动因素结合起来的模型有可能支持决策并确定保护行动的优先次序。由于当地人的经验、知识、情感和风险认知是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此类决策支持模型中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与参与式方法相结合的社会生态模型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当地知识及其对风险的认知来支持建模过程。贝叶斯网络因其图形化、透明的结构及其整合定性和定量数据的能力而常用于参与式建模。此外，共同创建贝叶斯网络还能让专家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在物种保护方面，贝叶斯网络已被用于建立物种分布模型，但它们很少被用于处理人类与食肉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研究采用贝叶斯网络分析了社会、政治和生态因素对食肉动物种群生存的影响。然而，据了解，目前尚无此类研究从人类和野生动物的角度评估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在共同景观中共存的风险。

为了帮助当地保护工作者和管理部门确定优先区域和措施，以促进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的共存，一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建模程序，以空间明确的方式将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共存的人类和动物维度整合在一起。由此绘制的共存概率图可以支持现实世界中关于在何处投资采取何种共存措施的决策。研究人员采用专家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的方法，结合了以人为本和以大型食肉动物为本的共存观点，在意大利的人类与濒危亚平宁棕熊（Ursus arctos marsicanus）共存的案例研究中展示了人熊共存（Human-Bear Coexistence）的建模过程。

图源：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研究结果发现，人熊共存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相互交织，与共享领地、农业用地和人类文化有关。在属于研究区的南部，熊的数量较多，人们从熊的存在中获得经济利益，将其作为旅游景点。在研究区的中部，熊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和走廊，而许多人则以农业为生，并利用周围的景观进行狩猎和采集松露，熊的破坏和因熊的存在而受到限制的恐惧往往导致人类对熊的容忍度较低。在研究区的北部，迄今为止，人熊之间的互动非常罕见，人们通常对熊持中立态度，但熊的出现数据和模型表明，熊在这些地区的漫游越来越多。此外，人类对黑熊的容忍度，和人类导致的黑熊死亡率都存在地方差异性。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当地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条件的变化往往与经济成本和收益以及野生动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限制有关。在这项案例研究中，人们的态度受到与熊的直接互动（如遭遇、损害）的影响，而且不同城市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黑熊在人类居住区的存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挑战，而黑熊对城市地区的习性和对人类食物资源的适应又会加剧这种挑战。然而，这种影响会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人类的态度会在社区内相互强化。

此外，人们还受到与熊间接互动的影响，如潜在的领地限制和经济损失补偿。运作不善的补偿项目、无效且不可靠的程序可能会助长人们对大型食肉动物的负面态度。有趣的是，在这项研究的模型中，熊损害的经济补偿对人类容忍度的影响与损害本身的影响一样大。这表明，对熊的容忍度与当地人对制度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有关。事实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有时可能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棕熊而言，欧盟大多数国家的管理机构都会对棕熊造成的损害进行常规补偿，而只有一半的国家会对预防措施进行系统补贴。在研究的区域，不同社区在人熊共存方面的成功率存在很大的地方差异，通常取决于预防人类对熊的影响和熊对人类的影响、公共信息以及社区的经济效益。对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共存的投资似乎对农村社区的持续存在和受威胁的大型食肉动物种群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虽然这项研究开发的模型是针对亚平宁半岛中部的具体情况，但这项案例研究展示了参与式建模过程是如何将当地人的看法、专家的评估和空间数据纳入考虑，并绘制出最新的共存地图，从而成为保护实践中的宝贵工具。这种结合不同视角的模型也适用于更广泛的保护实践，它可用于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互动的各种环境，在大型食肉动物正在回归、人类缺乏与食肉动物共存经验的地区尤其有用。随着大型食肉动物在欧洲各地重新获得新的栖息地，根据专家知识和公开可用的空间数据绘制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共存的概率图，有助于在冲突发生之前确定改善共存条件的优先事项，从而防止对人类容忍度和野生动物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但为了给保护决策提供最佳支持，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对模型进行调整，并根据当地的优先事项对每个视角进行权衡。

编译：仇依茹

审核：Irene

编辑：To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