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学说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基础，如今恐怕就连小学生也都知道“不注意卫生就可能导致细菌感染”。卫生观念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在没有微生物学说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或解释我们与世界与疾病的关系。你更加想不到的是，在150多年前，医生上一秒解剖完尸体，下一秒就接着做其他手术，中间不换衣服也不洗手消毒。今天是世界洗手日，科普中国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人们尚不知微生物为何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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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女人生孩子就是一脚踏入鬼门关，真的不是夸张。长期以来，人类的分娩让母婴都风险重重，除了人类的大脑袋让母亲的分娩远比其他灵长类近亲更为困难而外，即使分娩成功以后，也有许多母亲很快就出现发热而后死亡，医学界将这一致命的发热命名为产褥热。直到十九世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科门诊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科门诊的产妇的死亡率还高达30%。
而今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这一水平与最发达的国家已相差无几。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我们未来几年的目标是，这个数字还要下降到12/10万以下。
孕产妇从九死一生到相对较为安全，这一切的发生，除了有赖于医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还需要依靠国家的繁荣富强，但首先我们得从洗手的故事讲起。
1846年，28岁的塞麦尔维斯（IgnazPhilippSemmelweis）成为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科门诊的主任助理。在当时，病理解剖已经非常流行，塞麦尔维斯就非常崇拜从事法医病理学的科雷契卡（JacobKolletschka），甚至差一点儿就成为他的助手，但令二者都没有想到的是，科雷契卡最后却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指导了塞麦尔维斯的研究。
IgnazSemmelweis，图源：wikipedia
在研究产褥热的过程中，塞麦尔维斯发现，自己所在的第一病区产妇的死亡人数居然是第二病区的10倍之多，而两个病区每年的分娩婴儿数量是大致相近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在医院内产褥热流行的时期，那些在维也纳城中家里分娩的产妇甚至包括在大街上生的，却很少有死亡的，这又是为什么？
当时医学界对产褥热的解释是流行瘴气或者彗星的影响，如果这类猜想是成立的，那么上述区别就不应该产生，塞麦尔维斯为此陷入了冥思苦想。
正当塞麦尔维斯的思考毫无头绪之时，一桩悲剧忽然从天而降，法医病理学权威科雷契卡在解剖尸体时不慎割伤了自己而引发了伤口的感染很快便去世了。
科雷契卡的意外亡故让塞麦尔维斯悲痛欲绝，但这样的伤痛反而给正在黑暗中思考的塞麦尔维斯带来了灵光乍现的启发，他忽然意识到，产褥热的原因极可能同好友的死因是相同的，因为这两者的病理变化极其相似，假如好友的死因是被尸体中的某种物质污染了，那么产褥热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
他认为，杀死产妇的罪魁就是医学院老师和学生的双手：他们在解剖课上触摸完尸体的脓疮后，便又直接去检查孕妇的产道，来自尸体的致病物质就通过医生的手进入了产妇体内。
这在逻辑上就完美地解释了为何两个产科门诊的死亡率差别那么大，以及医院之外的产妇死于产褥热的不多，因为第一病区由医生负责，他们会经常进行尸体解剖，而第二病区则由助产士负责，她们不做尸体解剖，医院之外的分娩更是缺少专业人员的帮助，也就没有因解剖尸体带来的危险因素了。
因为当时还没有微生物的概念，塞麦尔维斯也不知道那些「致病物质」究竟是什么，但他凭直觉设计了彻底的洗手步骤并进行了试验——他要求医生必须用肥皂、清水和指甲刷清洁双手，之后再用氯水浸泡，直到双手变得再也闻不到尸体的味道，医生在接触每一个病人之前都要按这个过程清洗一遍。
在采用这个方法之后的1848年，该门诊第一病区产妇的死亡率在一个月内就明显降低到了1%。
图源：unsplash.com 摄影师：AlexHo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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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严格洗手这一方法奏效了，但这也带来了一个令医界非常尴尬的问题，这岂不是说明，在洗手措施推行之前，一个医生做的尸体解剖越多，他导致产妇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
可医生最初进行尸体解剖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病因从而更好地理解疾病更有效率地治病救人，而如今救人的初衷却导致了害人的结果，这如何能让人接受的了呢？
塞麦尔维斯曾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到：“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究竟杀死了多少年轻的女性，因为我所做的尸检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产科医生。”
也许是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塞麦尔维斯急于推广自己的洗手理论，希望减少产妇的无辜死亡。他给当时一些重要的医生们写信，希望他们采纳严格洗手的建议。
但不幸的是，该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极大抵制，因为如果医生接受了洗手理论，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曾亲手害死过许多产妇，相比之下，那还是把产褥热的病因归结为瘴气和彗星更让大家心里舒坦啊。
在与众多反对者的交锋中，塞麦尔维斯也变得越来越悲愤，他曾经在一封写给反对者的信中激烈地说道：
你的教学建立在那些因为你的漠视而死去的产妇的尸体之上，我明明白白地记下了你在产褥热上犯下的致命错误，如果你仍然继续这样教育你的学生的话，我将在上帝面前指责你这个凶手。
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塞麦尔维斯只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区域内推广过救人性命的洗手措施，他在人生几度沉浮，饱尝挫折与愤恨之后，于1865年8月13日在一家疯人院里与世长辞。
匪夷所思的是，包括其尸检报告在的一些证据表明，他在死前甚至曾遭受过残忍的殴打。直到死神降临，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医疗界广泛接受。
塞麦尔维斯无疑是医学史上的一位悲情人物，而今，他的名字已经与产褥热一起被许多人知晓，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而外，医学的进步很少是由于某一个天才的灵光乍现而推动的。
甚少有人提及的是，早在塞麦尔维斯出生之前的几十年间，就已经有医生提出产褥热可能是由医生传染的了。
1773年，曼彻斯特外科医生兼产科医生怀特（CharlesWhit）出版了《孕妇、产妇的处理》，指出清洁和隔离可以阻止产褥热的蔓延，强调产房通风产妇隔离的重要性。
1795年，亚伯丁的产科医师戈登（AlexanderGordon）明确指出产褥热是由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传播的，按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的说法，戈登的作品表达清楚，他的经历饱含男子的独特性和无私的正直感。
戈登列举了77个病例的资料，许多病例的传染方式都很明显，他最后说：“这是一个我不愿意提及的问题，我本人是把传染病带给许多妇女的凶手。”
类似的话，还有一位叫阿姆斯特朗的医生也说过：我有大量的证据来证实这种病常常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染的，让我感到心痛的是，我必须坦诚地说许多病例感染是因我导致的。
德国的产科学教授古斯塔夫·阿道夫·迈克尔斯（GustavAdolphMichaelis）甚至在意识到死于产褥热的女人其实相当于是被自己害死的，尤其是他的侄女也是死于产褥热，竟内疚得不堪重负以卧轨自杀收场。
图源：unsplash.com 摄影师：AlexHockett
1843年霍姆斯发表了《产褥热的传染性》，作为一名主要因作家身份而被美国人记住的医生，这部著作是霍姆斯在医学领域唯一的作品，他列举了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产褥热具有传染性，它常常由医生和护士从一位患者携带到另一位患者。
他认为，医生有责任采取所有预防措施，通过对护士或助手做适当的调查并及时对可能的危险来源发出警告，医生的为所欲为和愚昧无知造成了诸多不幸，这些不幸应被视为犯罪，一位医生对社会最重要的义务应该胜过他的专业职责。
从霍姆斯的这一番言辞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主流医学的批判之烈，并不在塞麦尔维斯之下，因此也必然会引起美国医界的激烈反噬，费城两位产科教授Meigs和Hodge对霍姆斯表达了嘲笑和讥讽，随声附和者更是不计其数。
面对来自同行的反击，霍姆斯没有恋战，而是识时务地选择了闭嘴，他明白这不是他一个人就能终结的战斗。于是他放弃了这一观念，不再与传统医界为敌，过上了安逸的日子，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但是它们却远远延伸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或它们的领域至外部，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国家的和自己时代的偏见，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与之进行战斗的敌人，并且它往往只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才能取得胜利。
塞麦尔维斯的悲剧在于，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提出了正确的理论，他的力量尚不足以改写历史。
改写历史的荣耀属于另外两个人。在他死后不久，近代医学界两颗最耀眼的明星巴斯德与科赫建立了微生物学，改写了医学史的进程。
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基于这一理论，创立外科无菌术，使外科感染的发生率大大降低。
1865年8月12日，李斯特以抗菌法处理了一例开放性骨折的11岁患儿，成功地避免了截肢，这个日子正是塞麦尔维斯死于疯人院的第二天。
直到这时，医界众人才如梦方醒，原来塞麦尔维斯的坚持是正确的，很多原本激烈反对洗手法的产科医生也开始积极采用消毒法预防产褥热的发生。
而今，术前外科医生或接产前的助产士仔细刷手已成为医疗常规，可又有谁会想到仅仅是洗手这样一个看似无比寻常的动作背后，却有如此不寻常的由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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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上为这位悲剧的先知建立了一座雕像，雕像的基座上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她正仰视着这位天下母亲的救星。
图源：wikipedia
20世纪初，由于在旧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家中分娩的传统习惯，我国的产科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据《中国博医会报》所载，1900年前后，广东、福建等地的接生人员都是一些无医学知识的妇女，往往因为产妇衰竭或难产、产程长、子宫破裂、致使产妇死亡。
即使往家中请医生也是在难产几天后，不过在此之前，多数已经过多次稳婆的赤手操作，所以即使这些产妇最后侥幸经医生解决了难产，仍可能在产后死于感染。
新中国在成立后，一直大力普及新式接生法，接生者剪指甲，洗净手并消毒，产妇用具洗净消毒并按规定操作，这些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措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我国农村，其普及率尚不足2%，直至80年代以后，新法接生才稳定在99%以上。
也就是说，中国用了将近30年才将这一并不复杂的观念普及开来，看来在固执程度这方面，全世界人民都如出一辙。
倘若没有这些产科先驱及广大基层助产士的努力，也许本文的读者中有一部分人一出生就做了孤儿，或生后不就即死于“脐带风”（破伤风），那就没机会看到本文了。
在北京万安公墓里，有一处墓碑的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她的功绩与日月同在”。
我国妇幼保健专业的创始人杨崇瑞博士安息于此。杨崇瑞博士在我国妇幼保健领域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培训了大量助产士并向民间接生婆教授新法接生。
这一事业虽不比当初塞麦尔维斯倡导洗手以预防产褥热所遭遇的阻力那么大，但也真的是困难重重。因为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从来都不容易，杨崇瑞所进行的事业，事实上乃是与千百年来积弊而成的愚昧和无知做斗争。
杨崇瑞无疑是塞麦尔维斯所开创的助产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但在斗争或做事方面，杨却表现出了更出众的智慧和韧性。她的工作思路不止惠及了万千中国妇婴，也影响了世界。
早在1932年2月，国际联盟卫生专员就曾派人来中国参观由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直到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所引进一种国家的培训制度(培训接生婆），正是杨博士创立的。接生用的产包也是杨崇瑞早年创造的，至今仍无很大改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提供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产包，在哥本哈根儿童基金会供应中心，这些产包仍然是订货单上的热点。
塞麦尔维斯是一位悲剧英雄，在医界困于产褥热的窘境中束手无策时，他成了第一位有智慧有勇气撕裂苦难的突围者，他为当时绝望的产妇带来了希望之花。
行百里者半九十，塞麦尔维斯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广泛接受，殊为可叹，但任何时代都需要搅局者，需要和保守者或既得利益者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愣头青。
天才固然可贵，可天才不常有。如果说巴斯德、李斯特、科赫等人是最终推动了时代进步的天才，那么怀特、戈登、霍姆斯、塞麦尔维斯等未能彻底改变潮水的方向人，就是履行了时代责任泛起死水微澜的搅局者。
诗人说，哪里有阴云聚拢，哪里就有闪电突破，塞麦尔维斯就是那劈开阴霾的闪电，虽然一生匆匆而过，却曾划破长空璀璨夺目。
哲学家认为，没有谁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但在芸芸众生的命运长河里，塞麦尔维斯却因重新被世人认识而获得了两次生存，虽然他在第一次生存的欧洲医界只有被同道毁灭的悲剧结局，但曾短暂征服过产褥热的塞麦尔维斯，终将在第二次生命中赢得不朽。
作者丨李清晨 哈尔滨儿童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审核丨孙轶飞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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