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战争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底层的物理域、中层的信息域和顶层的认知域呈现多域联动的特点,认知域作战正逐渐成为战争舞台的焦点。认知域作战的目的主要是夺取制脑权,为夺取陆海空天制权和网电制权奠定坚实基础。准确把握、充分运用认知域作战主要样式,是在未来战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必然要求。
一、认知电子战——认知战的“触角”
认知电子战是电子战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产物,是争夺制电磁权的主要作战样式,也是战术与技术融合的典范。美国是最早开展认知电子战研究的国家,其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陆海空军开展了包括自适应雷达对抗和自适应电子战行为学习等项目。实施认知电子战需要重点把握好三个环节。
一是认知电子侦察。主要是利用电子手段,快速、准确、全面地获取战场数据,及时发现威胁信号、识别目标特征信号,建立并动态更新信号数据库,为指挥员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评估效能等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二是认知电子建模。主要是针对战场及周边电磁辐射源种类杂、功率大、数量多等特点,对辐射源的频率、带宽、波形特征、防护模式、到达方向等信息,区分动态和静态两个类别,建立统一的信息描述模型架构,进而为电磁感知提供依据。
三是认知电子干扰。主要是针对战场电子战装备复杂多样、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将有源干扰与无源干扰、压制干扰与欺骗干扰结合起来,灵活实施自适应干扰样式决策、自适应干扰波形优化和自适应干扰资源调度,从而确保干扰质效。
二、认知情报战——认知战的“血脉”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曾提出“认知情报学”的概念;国内有学者将认知情报学定义为,从心理角度研究人们在情报生产及利用等各个环节中的认知结构、过程与特点的领域或学科。这里提出“认知情报战”概念,符合认知逻辑和情报本质,并且可以借用认知情报学的概念和原理。根据获取和利用情报的动因,实施认知情报战可运用三种策略。
一是基于个体认知获取和利用情报。主要是以作战主体的认知为中介进行情报协调,坚持战场用户驱动而不是作战系统驱动,以“意义构建理论”“知识非常态假说”为基础,改善情报服务主体认知结构,实现主体认知与情报服务的良性互动。
二是基于群体认知获取和利用情报。主要是突出关注用户群体所处的战场环境、社会背景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共同认知结构,充分利用情景分析、领域分析以及价值分析等先进分析方法,着力提高群体情报服务的针对性、适用性。
三是基于脑体认知获取和利用情报。主要是把人体大脑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活动理解为计算逻辑和计算活动,充分利用机器智能认知和智能计算能力,着力改善战场人机融合环境,畅通情报到认知的信息链路,实施程序化、规模化的情报服务。
三、认知算法战——认知战的“大脑”
2017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备忘录中首次正式提出“算法战”,明确组建“算法战跨功能小组”。算法战与认知战一样贯穿于战争各领域全过程,体现了智能化战争的核心要求。这里提出“认知算法战”概念,是基于认知战与算法战的共同之处与内在联系。可以说,认知中有算法,算法中有认知。实施认知算法战主要有三种路径。
一是廓清战争迷雾。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像隐藏在迷雾中一样”。认知算法战就是要在这种不确定性的领域中算出确定性的因素,尽可能廓清战场迷雾,准确识别信息“炸弹”,严防坠入信息“陷阱”。
二是扫清智能盲区。人工智能的灵感之源往往来源于生物智能特别是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离不开人类智能。认知算法战就是要充分运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成果,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提高认知域的智能化水平。
三是加快人机融合。机器算力虽然可以超越人类脑力,但是机器算法终究难以超越人类“想法”,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各有优长。认知算法战就是要把信息域的机器算法与认知域的人类“想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物理域的战法水平。
四、认知政治战——认知战的“灵魂”
政治战是与军事战是相对的。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由于政治战通常直接作用于认知域,认知政治战可以说是政治战的固有之意,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新的概念。智能化时代实施认知政治战,无外乎三种形式。
一是心理攻防。主要是利用智能化、精准化手段“读心”“控心”,提高心理攻防质效。在进攻方面,主要运用攻心宣传、意志瓦解、情感影响、心智诱导等战法;在防御方面,主要采取心理教育训练、心理疏导调控和心理诊断治疗等措施。
二是舆论争夺。主要是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增强舆论宣传的热度流量和影响力渗透力。在进攻方面,重在先声夺人、先入为主,集中造势、形成强势,抨击要害、重点突破;在防御方面,重在因势利导、防反结合、趋利避害。
三是法理斗争。主要是参与立法、精准释法、积极护法,挺法在前、针锋相对、切中要害。在进攻方面,主要是利用法律威慑、法律打击、法律约束、法律制裁等战法;在防御方面,主要是加强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的研究和涉法行动法律防护,防止授人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