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实践主义：刘慈欣科幻作品的文化品性

刘慈欣作为国内公认的“核心科幻”作家，其科技书写的旨趣引人关注。近年来，学界对刘慈欣的科技书写做了诸多分析，如韩松认为刘慈欣写的是“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骨子里”又是形而上的[1]；陈洁琳等指出了刘慈欣小说中存在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认为刘氏“不回避科学的残酷”，却又重视主体意识[2]。斯蒂芬·多尔蒂（Stephen Dougherty）认为刘慈欣对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变革力量的崇尚超过了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又不讳将科学信仰与人类利己劣行（humanegoism and misdeed）相联系[3]。这些观点或多或少指向刘慈欣作品科技书写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其存在某种“冲突”。

若从外在特征出发，科幻小说的科技书写存在一些表象上的“冲突”不足为奇。然而，对创作风格稳定发展且辨识度高的作者来说，其作为创作主体在艺术积累、构思及表现中所秉持的旨趣，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并与作品的文化品性密切相关。对于“核心科幻”而言，作品的文化品性实质上指向科学文化范畴中的某些具体文化形式，它关乎科幻社会职能的实现。本文以此作为讨论出发点，试对刘慈欣作品的文化品性进行分析。

一、刘慈欣与作为科学文化的“工程实践主义”

科学技术是定义科幻小说文学类型的重要问题。为解决中国科幻社会职责、读者需求及文艺创新之间的矛盾，王晋康已提出“核心科幻”概念，即特别依赖好的科幻构思、具有坚实科学内核的那类作品。以此而论，对科学的敬畏、对理性的推崇，至少对“核心科幻”而言是很重要的；“核心科幻”需要经得起科学文化层面的追问：作品究竟如何书写科学技术，怎样表达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其科学技术哲思又是为何而思。另外，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的书写，究竟是更多地与“观念的新颖”相伴，还是与“工具的新颖”联姻，亦反映了科幻作品文化品性的不同特征。

刘慈欣坚持从技术创意和科学想象出发进行文学创作，追求对“宏细节”的表现和科幻构思的创意性，其大部分作品列入“核心科幻”当无争议，也当之无愧是国内“核心科幻”的代表人物。吴岩认为刘慈欣同时承袭了古典科幻小说以科技创意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和鲁迅倡导的以科普为核心的理念，又对二者有所超越[4]。刘氏曾言，“科幻的灵魂是科学”，但他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显然更引人关注。这在拓展作品影响力的同时，也容易发散对其作品文化品性的探讨，尤其是，如何看待刘慈欣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科学情怀”与其笔下科技世界“并不那么美好”之间的关系，读者往往莫衷一是。

虽然对作品的解读存在差异，但当科技书写成为评论者关注的焦点时，它实际指向作品中科技世界的复杂与冲突，以及作者的表达是否具有选择性、倾向性等问题。例如，是侧重求真，还是务实；是崇尚精神信仰，还是物质力量；是强调无国界的科学，还是技术的政治性，等等。而这类问题，毫无疑问应考虑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

刘慈欣是工学出身，工程这一范畴与科学技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对人类现代本质的表达最为直观。科学、技术与工程虽然都是表征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实践活动，但唯有强调工程时，自然存在通过人的活动成为社会存在的过程才能得到最直接的呈现；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性，也才能彰显出来。工程是现代科学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中国尤为重要。近年有学者指出，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工程思维和民族主义等特征反映了当代中国工程思维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呈现[5]。

不过，若论及作品的科学文化品性，则不宜过于发散，而应考虑刘慈欣作为“核心科幻”作家的特点，将其在诸多作品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更多地聚焦到科学文化的层面，从“冲突性”导向“实质统一性”。在刘慈欣的多数作品中，“工程”的存在感很强，科学和技术往往通过工程来呈现。贯穿于其中的，是关注过程、演化和历史的工程实践意识；由此所衍生的审美、伦理追求以及思维方式等的总和，可称作“工程实践主义”的文化品性。这与作者的科幻构思和创作热情紧密交织。

所谓“工程实践主义”，并非以工程或实践作为世界本体的“唯实践主义”“实践一元论”，而是基于作品所反映的科学技术观，相对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而做出的一种概括。也即，从工程活动的特点出发，更加强调实践的一种科学文化观念。它崇尚科学和科学精神，亦强调人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前提；具体到创作中，表现在不惮于利用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和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之间的矛盾，制造戏剧冲突。因此，“工程实践主义”对世界本体的回答可以仍是唯物的。刘慈欣虽在《三体》中提到“射手”和“农场主”假说，却也用智子的制造对其祛魅；在《命运》中，又对人择原理的泛化理解进行讽刺。可见，刘慈欣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唯实践倾向，反而极为重视实践的物质前提。

不难发现，“工程实践主义”的文化品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极深的渊源。刘慈欣的青年时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文化复兴之时，自然辩证法研究繁荣起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在全社会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这或许对作家的科学文化观念有潜在的影响，能反映刘慈欣作品的中国特色。可以说，刘慈欣作品的文化品性本质上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文化。

二、刘慈欣作品中“工程实践主义”文化品性的具体表现

“工程实践主义”的审美、伦理追求及思维方式的锤炼亦是面向实践的。崇尚工程之美，即建立在对人类实践活动价值的肯定基础之上；完善工程、使之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亦需要承认工程实践的历史性及对其进行价值评判的辩证性。当用工程来凸显智慧生命作为自然界对象性的存在时，就需要思考与文明存续息息相关的战略问题。在刘慈欣作品中，具体表现为：

（一）对工程造物美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用“秩序、匀称与明确”[6]将科学与美关联起来，奠定了科学美的基调。尽管伴随美学理解模式的变化和科学的进步，对科学美的理解日益丰富，但要对科学之美有所理解或深切感悟，理论思维的能力仍是必备的。这将在科幻作品与读者间造成潜在鸿沟。刘慈欣显然深知这一点：“比起科学之美来，技术之美更容易为大众所感受”[7]。在其早期作品《坍缩》和《微观尽头》中，刘慈欣曾尝试采用科幻手段，将科学之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展现在大众面前”，但这两部作品“除了科幻构思外再没有其他东西”[8]31。事实上，《坍缩》和《微观尽头》自然哲学式的气魄亦是不凡，但由于“宇宙奥秘”已由文本直叙所代言，在有限的情节张力中，科学探索之美反而有所消解。

为在大众文学的定位上取得与读者审美之间的平衡，刘慈欣的创作过渡到第二阶段，作者称其为“人与自然的阶段”。要通过文学手段反映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必须着力于主客体之间相互接触、作用、转化的过程。这一阶段，他暂时搁置了直接揭示宇宙震撼的“纯科幻”构思，退而选择联结人与自然的其他中介来构架其精神内核。这其中有技性科学和纯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工程造物与工程活动。

与技术造物不同，工程造物的大规模与系统性往往能对人类生产生活起到强有力的约束调控作用，不仅在改造自然中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更能大尺度地影响人类社会。这种深切影响所带来的震撼，可以通过“自然界的人化”联结、传递“宇宙的震撼”“规律的震撼”，从而为普通读者带来更加直观的审美体验。《流浪地球》里的地球发动机之所以摄人心魂，不仅仅因为“顶天立地的巨柱”“将要倾倒的巨殿”之宏大奇丽，更在于，对那些如“巨大宫殿地板上的细菌”一般渺小无助的普通人而言，这个超大工程既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地位，又映射着天灾不可抗力的巨大，这使灭世阴影之下的希望之光显得愈加动人。大型工程改造自然“合目的性的活动所具有的力的充实与紧张”[9]在小说创设的环境中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感性形式，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中国太阳》里指引基层农民工成长为宇航英雄的超大型纳米镜膜，《圆圆的肥皂泡》里对中国西部进行空中调水的“泡泡长城”，均起到了这个效果——既呈现了工程本身令人敬畏的壮丽感，也传递了探索自然更深层奥秘的迫切要求；而工程的社会性、工程共同体的多元性则加大了故事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可能，“科幻的风筝虽然仍然飞得很高，但被拴在了坚实的大地上”[8]32。这次转向使刘慈欣的创作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最成功的作品都出自这一阶段”[8]31。

不过，“刘氏科幻”工程美的内在属性并非指向人文，亦非始于创作方向转变，而是源自“原教旨主义”科幻的创作自觉和深厚的工学素养。“大艺术系列”短篇已有所体现。这个系列诞生于1997年，时间上早于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作品，其所描绘的“空灵的世界”使“一切现实的束缚都被抛弃，只剩下在艺术和美的世界里的恣意游戏，只剩下宇宙尺度的狂欢”[8]31，在刘慈欣看来却是“最能够反映自己深层特色的作品”[8]31。这几部作品中，由外星高级文明与地球人交流碰撞而创生的艺术作品，本质上均为工程艺术。《梦之海》中取尽地球海水建造成环绕地球的冰环，《诗云》中毁灭恒星、拆解行星而得来的“终极吟诗”存贮器群，《欢乐颂》里引爆比邻星作为节拍的宇宙级音乐，其外在艺术呈现虽有超现实的震撼力，但由于“神级文明”创造力的实质是对自然的改造，其内在精神内核实为鬼斧神工式的超级工程。

与人类工程的造物美不同，这些来自地外文明的超级工程对其创造主体而言已无实用功能，它的美不存在功利性；而这些工程对人类则有现实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人类一方面因这些工程而惊惶苦痛，另一方面又深为其天工之技所折服。集创造力与毁灭力于一身的造物书写，使超级工程与自然界“造物主”的特性相呼应，形成了一种互文效果。这种处理虽带有古希腊“文艺模仿自然”的特点，却不像希腊悲剧那般聚焦于人生命运的悲剧性冲突；生灵毁灭的痛苦已熔铸于对宏大环境的塑造中，成为造物美而非生命美的一部分。

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刘慈欣对这类造物书写的技巧趋于丰富，呈现趋于收敛，但它作为原初性的审美追求并未被作者所放弃，反而能随时以新面貌出现。《球状闪电》的宏聚变实验致使一千公里区域内的芯片损毁，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拉回农业时代，但它竟给小说的结局带来意外转折，还留下了“量子玫瑰”的余香；《三体Ⅲ》中太阳系的毁灭呈现了“把死亡唱成一首歌的唯美”，它带给读者的感受亦是震撼多于悲哀，而作者亦能在创作中得到满足。“唯有如此的宏大，才能诞生创世的快感。”[10]这是彰显造物实践美的一种夸张表达。

（二）基于历史理性的工程实践价值观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与价值冲突，在大型工程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程在社会系统造成的链式反应，及工程实践动机与工程演化方向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仅能造成强烈的戏剧冲突，还能引发价值层面的思考。一旦这种反差的强度与技术集成的时空尺度形成配合，价值判断的主体便超出了工程共同体，普通人得以参与其中，这一过程也就扩展为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演化的速写，历史思维便有了用武之地。

刘慈欣的工程书写是注重历史性的。在他笔下，大型工程作为以人类不断投入为代价的实践活动，其所凝结的人类精神暗含了对价值目标协同性的要求。有时，前人贡献的智慧与后人积累的条件可以形成协同，如《圆圆的肥皂泡》《中国太阳》；但当工程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矛盾冲突失控而造成目标难以协同之时，则必然面临危机。《地火》就详细描绘了不成熟的技术探索给矿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过，故事却指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时间的淘洗使一切灾难成为文明进步的代价。与此相类，《地球大炮》中因配套工程要素不足而造成“南极庭院”破产，《球状闪电》中因理论依据之误而造成球状闪电发生装置失效，均使工程系统一度关停，失去维护。但“刘氏科幻”试图为这些失败的工程点亮希望：时代变迁使社会大系统产生新的技术要素和价值前提，工程或可在新价值前提下重现生机，产生其他价值。不难发现，对这一情节走向的选择，是在文明的进化史观与技术的革命史观影响下做出的。而在刘慈欣的作品中，科技的历史性几乎是故事展开的前提，作者的历史理性精神在文本中呈显性存在，自觉性极强；至于历史演化方向性的选择，则往往是基于以实践为本的积极态度。

工程实践活动的长时性、动态性、协同性，以及依赖于对系统的持续维护等特点，也被刘慈欣扩展至社会系统的“思想实验”中。早在《超新星纪元》中，刘慈欣已开始探索性地描写未来社会。之后他对工程系统的深入思考，又为更大规模思想实验提供了基础。在《三体Ⅱ》中，大尺度社会系统的思想实验推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这一思想实验采用了果决笔法，使“黑暗森林法则”引发了现象级讨论，包括对“零道德宇宙”的伦理追问。然而，“黑暗森林法则”的创作并未超出传统科幻的“What if”精神，其演绎结果不宜外推，应用范围即使在小说文本内部也是有限的。《三体Ⅲ》结尾，剧中人介绍了地球文明在银河系发展的情况，并提醒女主角“以后不管遇到谁，不要问他们的世界在哪儿，这是这个宇宙的基本礼节”。可见，黑暗森林状态下的宇宙并非“零道德”而是“新道德”，所谓“零道德”只是从人类固有道德观念出发而做出的判断罢了；“光速航行使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改变了文明和文化”，视野的拓展能使新人类文明探知宇宙的丰富多彩，“什么样的‘人’或世界都有”。这意味着用“零道德”来归纳刘氏宇宙，哪怕仅仅是三体宇宙，也并不准确。

换一个视角看待刘氏宇宙的道德或许更有意义。《魔鬼积木》中，桑比亚的基因改造工程超出人类伦理底线，然而剧中人的直白引人深思：“这是一个穷人的国家，渴望着科学能给我们带来温饱，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科学，特别对您所从事的这门科学，在道德上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11]可见，“刘氏科幻”对道德主体及其所处的环境具有强烈的创作自觉。其实，作家为其科幻“点子”选择可行的社会环境“参数”并将其创造出来的过程，与工程造物有相通之处。正如格温尼斯·琼斯（Gwyneth Jones）所说：“科幻作家所做的就是在头脑的实验室里建立起设备，‘会怎么样’这一问题马上被分离出来，得到它所需要的养料。”[12]这类“硬科幻”与现实世界之间呈现出“设计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设计思路来源于作家对现实世界规律的实践把握，包括对伦理价值和道德规律的实践把握。《三体Ⅲ》对程心选择困境的营造，与其说是文学属性的人性探讨过程，不如说是科学属性的“逻辑检验”过程，其检验对象就是作为历史范畴的道德。道德的历史性本已通过现实世界的实践检验，但只有置入极端情景，这一真理的光辉才能以更深刻的形式呈现出来。《流浪地球》婚姻观的淡漠、《超新星纪元》将南极洲作为战场、《2018年4月1日》中为永生而不惜犯罪的行为，均是作者进行社会系统推演的思想实验产物，其指导思想并非道德的某一种历史形态，而是对道德的一切历史形态的批判。这恰是基于实践的态度。

然而，“刘氏科幻”对道德历史形态的批判并不是决然冷酷的。当历史理性在科学幻想中被充分调动，不同时代的价值可以在特定事件中交织呈现，传统美德亦能大放异彩。《赡养上帝》中的孝道文化，《朝闻道》中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殉道精神，《乡村教师》中甘为人梯的职业操守，均赋予作品正能量和人性温度。即使作家的思想实验已为特定时空下的价值选择定下暗淡的基调，源于实践活动的人的光辉仍会灿如长庚，呈现非凡的艺术魅力。

（三）开拓进取的工程战略思维

刘慈欣承袭了古典主义科幻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但作为中国作家，他的作品中又带有民族品格，彰显着追求创新的进取精神，并常与战略性的工程策划结合在一起，为故事的发生发展营造了宏大情景和深刻主题。

在危机境况下展示现代工程的战略力量，是“刘氏科幻”的惯用笔法之一。在《吞食者》中，地球卫士们在月球推进面埋设五百万枚核弹，爆炸时被炸飞的岩石对月球产生巨大推动力，随即继续逐层引爆，为撞击侵略者飞船提供足够速度。这个疯狂而“粗野”的工程使地球卫士们取得了对强敌殊死一搏的机会，得到侵略者的尊重。与此相类，《全频带阻塞干扰》里俄军为抵挡北约的高科技电子制导武器，采用了鱼死网破的电磁干扰战略，甚至牺牲了空间站，使敌我双方电子仪器同时失灵，书写了慷慨悲壮的一幕。这类情节中，工程往往作为战略的具体形式而出现，其细节彰显着战略思维的理性魅力。相应地，单纯依赖高技术却无法对系统造成持续、深层次影响的非战略性工程，则会遭遇失败。《混沌蝴蝶》中干扰了大气运动却无法保家卫国的悲情故事，《球状闪电》中仅凭新概念武器打击敌军舰队的失败尝试，均反映了这一点。

工程的战略价值源于社会生存发展的宏观目标，而其实现途径则有赖于资源的有效集中及技术的正确选择与集成。《三体》中，三体文明为遏制人类实现技术跨越，将建造太空舰队的资源全部用于实施“智子工程”，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和政治努力锁死人类基础科学，以便在文明等级意义上取得战略优势，体现了资源的恰当集中；《中国2185》则为解决超级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网内世界养老”构想，也带有战略性工程的特征。这类工程均对其利益主体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故而拒绝一切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决策者。通过书写这类工程的酝酿、决策过程，刘慈欣为作品定下了发人深省的进取基调，表达了文明存续必须重视科技发展与工程战略的基本精神。

不过，刘慈欣的工程战略思维并非没有局限性。在其创作重心转向“社会实验”之后，作品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探讨较多体现为“生存—扩张”模式，这固然是大尺度思考资源问题的推演结论，却也反映出其战略思维的粗放性。在《月夜》中，试图用改变能源开发方向的办法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人公在三次改变历史后，仍然回到原点。这既指明发展困境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解决，亦表达了对能源极限的焦虑。刘慈欣曾指出环境保护的理论壁垒，并与太空开发相比较，认为环境保护是与太空开拓同样艰巨、同样冒险的事业——弃太空而选环保，等于“放弃了太空中的十万个地球，只打算在这一个地球上生存下去”[13]；《不能共存的节日》更是以讽喻式手法对比了走向太空的“外向型”发展与走向赛博空间的“内向型”发展，暗示前者才是文明的正途。这些洞见固然极具哲理性，但若太空开发成为战略性工程的“终极形态”，也将出现片面否定其他工程战略意义的结果。刘慈欣近年作品中已较少见到《中国太阳》《圆圆的肥皂泡》这类生态环境工程书写，实是一大遗憾。

总体说来，工程战略思维根源于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刻理解，是刘慈欣“硬科幻”精神内核中极具阳刚气质的部分。作者敢于为此进行大尺度思想实验，对开拓进取的代价，则往往通过时间尺度的放大而进行淡化处理，体现了豁达的态度。

三、“工程实践主义”文化品性与刘慈欣作品社会职能的实现

刘慈欣作品中对工程造物美的追求、基于历史理性的工程实践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工程战略思维，展现出大气从容的中国风格与沉稳理性的现代风范，也丰富了科幻小说中人与自然关系探讨的维度，在历史理性和实践精神方面达到新的高度。一些西方评论家虽已尝试性地将刘慈欣作品的特点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思考，但就“核心科幻”的特点而言，应首先考虑科幻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呈现，这比直接勾连政治因素更加重要。“工程实践主义”的审美、伦理和思维方式既源于中国迅速工业化过程中对“人化自然”因素的重视，亦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行相资以为用”的潜在影响。“工程”结合“中国”，是刘慈欣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国工程传统的深厚底蕴为谱写宏大叙事与终极追问奠定了基础。同时，因其既追求真理，又很“实在”，雅俗共赏，故能满足多元化的读者需求。

从科幻构思和科学内核的角度来看，刘慈欣的主要作品往往并非一味追求“观念的新颖”或“工具的新颖”，而是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于人类“生存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这样一来，自然物质世界的规律性与智慧生命活动的目的性之间的矛盾运动便凸显出来，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各类科幻元素的“集成”便成为可能，表象上的“冲突”其实恰恰反映了自然界“人化”过程的复杂性。这也使他的作品能在亲切度与陌生感、已知与未知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从而赢得国内外读者认可并走向世界。而与此同时，客观物质世界对智慧生命的现实制约，也能通过丰富多样、生活气息浓郁的实践活动展现出来，避免了一味猎奇或过于内敛的格局，因而愈加引人深思。这也是不少读者认为刘慈欣作品既崇尚科技变革的威力，又“具有人文关怀”的原因。以实践的文化态度而言，科学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应是“属人的科学”，崇尚科学技术应该包含着对人文精神的肯定。同样，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也不宜置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于不顾，否则便违背了人的生物属性。

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决定了不能完全用西方科幻文学评论的固有框架来审视中国科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实现中国科幻的社会职责、利用科幻进行科学传播普及的过程中，或应更多从科学文化的角度，关注科幻作品的文化品性，理解中国科幻所赖以萌生的科学文化场域，从而为中国科幻特别是“核心科幻”社会职能的实现提供支持。

通信作者：尹北直，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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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岩.刘慈欣的科幻世界[A]//刘慈欣. 流浪地球——刘慈欣作品精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5] 杨琼.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工程思维[J]. 中国文学批评，2019(3)：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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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M]. 马小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 刘慈欣.我是刘慈欣[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