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地上演了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性科学实验”等多场全民参与的科学技术运动，但鲜有成功案例，得到推广的土法炼钢、土超声波等“突破”更成了历史笑话。在此背景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士金祥林（1940-2022）等自主钻研，倒真在痢特灵生产技术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不但去除了有毒原料，提高了产品质量，还将痢特灵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项技术革新还在全国很多药厂得以推广，所生产的产品远销海外。今天恰逢金祥林教授辞世一周年，谨以此文纪念金教授以及这段不容湮没的历史。
访问、整理 | 熊卫民、崔竞文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开展过多场以提升技术水平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包括“技术革新”运动、“技术革命”运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等。但是，并没有多少真正成功的案例，得到推广的“革命性”“革新性”技术，如土高炉炼钢、土超声波等，更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然而，由金祥林等人在西南制药厂一厂做出的“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是少有的特例，不但属真正成功的技术研发项目，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开展研发工作的？有哪些能力、何种品质促成他们完成相关工作？这项技术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对汤卡罗教授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她既是金祥林教授的科研伙伴，也是与他携手一生的伴侣。这段历史不容湮没。谨以这个访谈来纪念金祥林逝世一周年。
受访人汤卡罗，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1939年8月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本科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1966年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厂一厂工作。1978年底调回北京大学，历任化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2002年8月退休。
汤卡罗教授（熊卫民2023年10月27日摄于汤卡罗家）
受访人：汤卡罗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崔竞文
访谈时间：2023年10月27日、10月28日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燕北园汤卡罗住所
**熊卫民（下面简称熊）：**今年重阳节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化学学院给您发的这个“光荣在院50年纪念”奖牌挺大，挺精致的。
**汤卡罗（下面简称汤）：**我1957年上北大化学系，迄今已经66年了。只是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工作了十年，1978年底才又重新回到北大工作，所以这次他们给我的是50年的纪念牌。它还有个蛮讲究的盒子。本来我想将其收在盒子里，有个同学说：“你放奖状的柜子里又多了一块牌子。”他启发了我。我就把它也搁在这个玻璃柜中了。
**熊：**柜子里有好多奖章、证书！这个自然科学奖金质奖章是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吗？
**汤：**不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奖章没轮到我们拿。这是我们跟唐有祺先生一起做小分子晶体结构研究得的奖，1987年的，比较早了。还有一些奖是国家教委或教育部颁发的。
**熊：**中间这个最大的奖牌呢？
汤：（笑）从荣誉上讲它是最小。它是金（祥林）老师退休之后，北大给离退休人员授的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但是之后没第二届了。说实在话，金老师这一辈子确实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他从来不争名不争利，一直是默默无闻。后来学校让我们报奖，我们也懒得去报。他过世之后，我经常回想他的往事，觉得他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在重庆做出来的，叫做“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
1
毕业两年后才分配工作
**熊：**我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运动很感兴趣，发现当时得到宣传、推广的许多所谓“成果”都站不住。金老师还真在工厂做出过技术革新重要成果？请您详细谈谈相关情况。让我们按时间顺序从头谈起吧。你们是哪一年从北大毕业，怎么被分配到重庆去的？
**汤：**我和金老师都生在上海。他1940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化学系唐有祺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晶体结构化学。我1939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63年本科毕业，然后考上邢其毅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有机化学。所以我俩在研究生阶段是同学。1966年我们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文化革命爆发，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被一道分配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任技术员。所以我们工龄从1968年算起。后来我们很生气，说：“我们1966年就毕业了，之后的这两年不算学龄也不算工龄，算什么呢？”一直到温家宝当总理以后，情况才发生改变。温家宝也是研究生，比我们晚两届。他上台以后，我们这批1968年才分配的研究生得了好处：工龄改从毕业的时候算起。
**熊：**你们研究生毕业时进行答辩了吗？
**汤：**不少同学都没有写毕业论文，也没有答辩。我们研究生说是上三年，结果才上两年，我们就被派到门头沟去搞“四清”，因为 “阶级斗争是必修课”。从1965年9月起一直搞到1966年5月，本来这期“四清”要结束了，结果上面让我们再稍微延长一点时间。大家说没带夏天的衣服，就让一个人回来给大家拿衣服。此人给我们带来一个消息：学校有人闹事，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写了大字报——那就是攻击陆平、彭珮云和北京市领导的“5﹒25”大字报了。然后，《人民日报》刊登并高度肯定了该大字报，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其播放了出来，文化革命被引爆。6月4日我们就回来搞革命了，所以研究生其实没有念完。
但我还是完成了毕业论文。这是沾了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光。派我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时，我们邢先生留了一个心眼。他说：“你作为一个研究生去参加这么一个集体项目，要是没有独立的研究生论文，将来就不好说了。”所以，必须给我一个单独的课题。那时候我们北大化学系有机教研室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的氨端九肽，大家集体用的是DCC法（碳二亚胺法），邢先生让我用迭氮法单独一个人再做一遍。先合成四肽、五肽，再用迭氮法合成九肽，做出来以后跟他们做的相比较，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结果是各项指标完全相同，这等于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咱们做出来的九肽是可靠的。而且，我做的九肽的得率比他们做的还要高一些。上次纪念人工合成胰岛素50周年的时候（2015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派人来采访，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短片，我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的研究生论文的手稿。我们集体写的论文（包括我做的部分）发表在《化学通报》和《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我独自写的这篇毕业论文没有单独发表。学院对此还比较重视，时任化学学院党委书记马玉国跟我说：“是不是放院里保存？”我说：“好啊。在我家里保存，将来不知道到哪去了，院里保存就是永远保存了。”我就将它上交了。以下是我自己留下的照片，包括研究生论文草稿、文献综述和谈人工合成胰岛素（讲座稿）。
图1 汤卡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手稿等（汤卡罗提供）
原计划是“四清”回来就进行答辩，结果文化革命一爆发，答辩就没法进行了。所以，我最终还是没能进行答辩。不记得金老师是否完成了论文，肯定的是大家都没能进行论文答辩。
**熊：**学校宣布你们研究生毕业了吗？
**汤：**宣布了。我们俩都是有研究生毕业证书的。记得我们的毕业证书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发的，前头有林彪的题字，后来这个证书宣布作废，1982年又重新发了一个证书。但是照片是1982年的，老了16岁！
图2 汤卡罗和金祥林的研究生毕业证书（汤卡罗提供）
**熊：**宣布你们毕业了，让你们在学校“搞革命”，给你们发工资吗？
**汤：**1966年没有发，我们还是拿研究生助学金，每月42块。大概过了半年，1967年初，开始给我们开工资：大学毕业生每月46元，我们研究生毕业每月56元。我有账可以查得到。我还要养活我弟弟。当时他在复旦上大学，我每个月寄16块钱给他。我原来42块钱，他拿16，我拿26，一份研究生助学金供两个人上学。42块的助学金我拿了三年多。
**熊：**被分到重庆的工厂去，您和金老师分配得并不算好哦。
**汤：**当时北大化学系有机教研室有四个研究生，去向是北京一个、天津一个、武汉一个、重庆一个。掌权负责工作分配的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我们不属于这派，当然不会让我们留北京。天津那一位是照顾爱人关系。留给我的选择是要么去武汉，要么去重庆。我和金老师这个时候已经结婚了（1967年5月1日结婚），我们想分到一起，那我就只能选最远的重庆了。金老师是搞结构的，文化革命前唐有祺先生设计的方案是让金老师留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文化革命爆发后，这个方案作废，1968年重新做分配方案时一度把金老师给忘了，后来给他补了一个方案，把他分到成都的抗菌素研究所。金老师说：两人同在四川还分两地？！研究所的条件可能会比工厂的条件要好一点，但他们不要两人。金老师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好，我做牺牲，跟汤卡罗去工厂。”就这样，我们俩最后被分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
图3 金祥林和汤卡罗的结婚照（1967年5月1日摄于颐和园，汤卡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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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棚子里工作和生活
**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呢？
**汤：**1968年8月16日。我为什么对这个日子印象深刻呢？因为重庆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叫“815”（另一派叫“反到底”）。他们庆祝组织成立一周年，把重庆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8月16日我们到重庆时，根本就找不到旅馆。没办法了，我们只好跑到重庆大学去。刚好我一个中学同学在重庆大学工作，我们就到他家挤了一晚。
重庆不是山城吗？一层一层地绕上来的。我们厂就在重庆大学下面，再下面是嘉陵江了。西南制药厂一厂，说起来名气挺大，但当时就是山坡下的一排又一排破棚子，连个正经的房子都没有。西南制药厂总共有九个厂，其中一厂、二厂是合成药物厂，我们被分在一厂。
第二天我们就到厂里去报到。那时候厂里还没有党委，负责接待我们的是总支书记唐公允，他说：“我们没要你们来啊！”我们说：“我们也没想来，是国家派来的。我们从北京来这里，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脚都坐肿了。昨天还没地方睡，在同学家里挤了一晚上。跑到这里你又说不要我们。那你把我们退回北京，让我们另外分配吧。”他也不敢做这个主，就给上级主管机构重庆医药公司打电话说：“这里来了两个研究生，我们不要。”公司的人说：“你必须得收！因为北京那边都不收人，只好把人放到三线来，你必须得收。”唐公允只好说“要得要得”，答应了下来。
不退了，那我们住哪里呢？唐公允说：“我们厂里没地方住。”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检验科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你们去看看吧！”结果我们发现检验科通风柜出来一根管子正好对着这个房间。为什么它没人住？那些烧硫酸的烟对着房间排放，放在那里的衣服都会烂掉，根本就没法住人。一直到晚上了，唐公允才说：“你们到招待所去住吧！”然后我们就在招待所住了下来，直到3年之后我们的孩子都快一岁了，才另外安排了住房。
**熊：**那住招待所的费用由谁出？
**汤：**是我们厂里的招待所，不是外面的，它很破，我查了当年的帐，每月从工资扣2元钱（大约相当于一般工人宿舍10平米的房费，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那里的条件有多差呢？房间没有完全隔断，墙只有半截，说话隔壁房间完全能听见，老鼠在墙上跑得很起劲。那时候供应差，买什么都要票。玉米芯打的粉做的面条，一碰就断，我们还舍不得吃，把它挂在房间里的铁丝上。有耗子爬到铁丝上来偷吃，面条就碎了，掉了不少到地上。金老师说这不行，他就在铁丝上通电，耗子被电得“吱吱”乱叫，然后也就不敢来偷了。
我们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些刚从技校分配来的青工。重庆秋天广柑挺多，也很便宜，我们买了一些广柑放在窗台上。结果就有青工从只有半截的隔离墙翻过来，把我们的广柑都偷去了。就在这么差的情况下，金老师搞了痢特灵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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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新方法生产痢特灵
**汤：**我们进厂后就被分到了车间当技术员（实际上是当工人，接受“再教育”）。金老师被分到了痢特灵车间，我被分到了度米芬车间。度米芬是消毒药，还在生产，痢特灵则停产了。为什么痢特灵停产了呢？因为它需要用氯气和一氧化碳作原料来合成光气作为中间体。装在钢瓶中的纯净的一氧化碳靠进口，正好厂里没有一氧化碳了。在摆龙门阵时，工人们告诉金老师，光气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战争毒气，毒性很大，车间工人是进一批就病倒一批。他们还说：“你不是北大来的研究生吗？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把生产路线改一改，不用光气行不行？”
金老师是学结构化学的，有机合成并不是他的专业方向，但他觉得自己反正也学过化学，还是整天琢磨这个问题。
是一种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可用于治疗细菌和原虫引起的痢疾、肠炎、胃溃疡等胃肠道疾患。它的一种合成原料5-硝基呋喃甲醛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另一种合成原料氨基唑酮需要制药厂来自行合成，而以往的合成路线都要用到光气做原料的。
有一天半夜，金老师把我推醒了说：“我想出一个反应，不用光气，来合成氨基唑酮，你说能不能做？”我说：“天不还没亮？明天再说！”他说：“我睡不着，我就在想这个事。”我说：“理论上看是可以的，但是有没有人做过，明天我去给你查查资料吧。”
西南制药一厂虽然不大，但是资料很全。《化学文摘》（CA）、《美国化学会志》（JACS）等期刊从创刊号起都是齐全的。这跟厂里的总工程师郑寿有关。他是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是位蛮有名的老专家。刚解放时，经军管会批准，他到香港去把一些重要期刊原来缺的那些期全部给买回来了。文化革命爆发后，厂里斗“香港来客”，质问他到香港干嘛去了？说他去搞特务活动，把他给打倒了。我们进厂时，他被安排打扫厕所，每天就拿水管子跟搋子游走于各个厕所之间，根本就不让他干业务。看到这种情形，一些老技术员也不动脑筋了，天天混日子。
作为新来的青年技术员，金老师完全靠自己想出了一条避开光气的新合成路线（关键一步是酯交换反应）。第二天，我就去厂里图书室查文献。后来我发现，文献上有一个类似的反应，但不是用于做氨基唑酮的。我对金老师说：可以试试看。他说：“那我们就试吧。”
反应需要用到电动搅拌器，可车间里没有。怎么办？我们就在乒乓球台上做了一个：把自行车的飞轮卸下来，连上一个马达，用绳子改变旋转的方向，用砖头来控制马达的速度……现在想来，这种电动搅拌器真是一个发明创造。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我们的创造力被逼了出来。车间里三口瓶还是有的，就这样，我俩加一个工人（名字叫李明星），把实验给做了起来。一共四步反应，中间我们没有做化验，连续做了36个小时，到最后一步时，黄色的痢特灵产生了！我们高兴极了，就在那里跳了起来！
这个实验我们做了好多次，一步一步往下做，每次都能得到痢特灵。而实验条件，也在一次次实验中得到了优化。
**熊：**实验时并没有到外面去买试剂，用的是厂里的原料？
**汤：**厂里有研究室，也有试剂。等到我们弄好实验条件，基本确定痢特灵的生产新路线，“九大”召开了。厂里的工人上街搞庆祝游行，还给金老师戴上一朵大红花，到沙坪坝街上去转了一圈。现在想来，感觉特别好笑。
**熊：**实验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汤：**大概1969年初吧。我们在兵乒球台做实验，做了三四个月，然后上街庆祝“九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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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和投产
**熊：**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生产，还需要进行中试吧？
**汤：**是的。中试改到车间里做。正好“九大”开了，厂里要写喜报，就叫金老师写。他在家写喜报，车间那边就爆炸了：中试的一个步骤要用反应锅。反应锅很大，被很多卡钳卡住。结果在反应过程中，反应锅的盖子带着那些卡钳飞上了天，一下就蹿了出去！万幸的是没怎么伤人，只有一个工人受到了一点烫伤。
还在写喜报的金老师赶紧跑了过去。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温度计。这个反应一定要控制温度，超过多少度肯定要爆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结果他发现温度计没有反映真实情况。那个带套管的温度计应一直插到液体里头，但它却被放在反应锅的口上，根本就没有插进去，所以没能反映实际情况。
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这跟当班的人有关。他是厂里的一个工程师，当班时很不用心。大概他心里有气，对金老师有些妒忌吧。这样的技术成果，他当然希望是由他们这些资深技术人员做出，而不是由刚分到厂里的年轻研究生做出。结果金老师一离开，就发生了爆炸事件。真是讽刺得很！后来当然制定了很多条例，距离爆炸温度很远的时候就要控制温度。
**熊：**反应路线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正式投产时要重新设计流水线？
**汤：**是的，反应锅等全部都得重新搞。正式投产要到1969年底或1970年初了，用的是全新的生产路线。从中试到投产，有很多的研究工作。金老师全身心投入，非常辛苦。他是主管技术员，本来是白班，但他经常是三班倒，哪个人缺班了他都去顶，结果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金老师这么做了才一两个月，就得了肺炎，高烧到40度。他不得不休息一个礼拜，结果厂里还扣他工资。当时的规定是，工龄满多少年之后，病休才不扣工资。我们刚去，要扣。我当时挺生气的，就到人事处去讲道理。管人事的那个人姓雷，个子特别矮，外号“雷矮子”。我跟他讲：“金祥林为什么会生病你不是不知道吧？全厂都知道！他一天16个钟点干，你们给过他加班费没有？给过他奖金没有？一分钱都没给！最后他累病了，你反过来扣他工资，天理不容啊！”雷矮子说不过我，把抽屉拉出来，里面有个信封，装了十几块钱。金祥林的工资就是他扣的。金祥林请一个礼拜病假，雷矮子扣了他一个礼拜的工资。我说：“钱原来在你手里啊！不是国家扣去了？”他一声不吭，把信封递给了我。
**熊：**您挺厉害啊，把扣掉的钱又给要回来了。
**汤：**金老师这个人从不跟人争。他说：“你别去说，按规章办事，该扣工资就得扣。”我说不讲理啊，这理在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觉得不合理的我就要说。
**熊：**看来你们俩是互补型的。金老师与世无争，您泼辣能干。要不是您，他不知要吃多少亏（笑）。新路线生产的痢特灵质量如何？
汤：质量挺好，不但达到了痢特灵原定的质量标准，而且还将其提高了。正式投产后，他又研究中间体的处理、废气的回收等，又涉及好多步反应，又花了好多年，他都一步一步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叫“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痢特灵最早是从香港进口的，6毛钱一片，金老师技术革新以后，变成了2分钱一片。他这个技术革新还在全国推广，各个厂都来学习，后来全国都在用金祥林的路线。而且，中国出口的痢特灵，国际上只认“西南制药厂”出品的。1971年，我和金祥林还写了一篇介绍痢特灵生产新工艺的文章，在上海医工院出版的《医药工业》期刊上发表。当时不允许个人署名，作者只好署成“西南制药一厂”；当时要突出工人、贬低知识分子，还不得不把研究团队说成是“以老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实际上是我们两口子加一个青年工人）[1]。
我在车间工作一年多以后就调到研究室了，而金老师一直在车间。他为什么身体那么糟糕，去世得那么快？在重庆工作的那十年，劳动时间那么长，没有任何防护，劳保条件那么差，他的身体基本就垮掉了。要知道金老师原来身体是不错的，从小爱打球。在复旦上大学时，他是上海高校棒球队的队员，有“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到北大又参加北大棒球校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二级运动员的证书。
图4 金祥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汤卡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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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巨大效益
**熊：**价格从6毛钱降到2分钱，创造的经济效益很大啊！
**汤：**是的，不是一点点效益，而是很大的效益。痢特灵对我非常有效。离开重庆几十年了，我还保留了一小瓶，哪天肚子不舒服，吃一片就够了。这个药非常稳定。人家问我保质期，我说是长期，好几十年不坏。昨天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吃一片就好了。现在外面的药店还有卖的，就写呋喃唑酮片。
**熊：**它算是小分子化学药？
**汤：**对。现在看来，有些老药还是很管用的。只是现在的医生，拉肚子多给你开复方黄连素，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药，而不怎么开呋喃唑酮片了。
**熊：**你们把这个药的成本降到两分钱一片，药店卖起来大概不赚钱了。
**汤：**是的，把价格降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实在是了不起的成果。所以，金老师去世后，我把痢特灵成果写到了他的讣告中。我父亲去世，把遗体捐献了出来，家里还搞“七不”：不留遗体、不开追悼会、不挂遗像、不请吃豆腐饭、不戴黑纱、不戴白花、不烧纸……金老师去世，我也是这么办理的，就是遗体没捐献——女儿不同意。我父亲捐献遗体时，我女儿就反对。她说：“外公这辈子挨整挨得够呛了，让他安息吧。”但我父亲在去世前10年就办好了手续，坚决要求捐献遗体，我们也就遵从了他的心愿。金老师去世，我本来也想照例办理，哪怕就捐献一点器官，譬如眼角膜也行，可我女儿坚决反对。我弟妹是医生，她也说，80岁以上的人，器官捐了也没用了，只能供人家医学院做解剖。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金老师这次走得太突然，从感染新冠到去世不到两个礼拜。突然放开，药都没有，所以……哎，不谈了！我们就在北京海淀区凤凰岭的西山公墓做了墓，安放了金老师的骨灰。让在国外的后代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中国。让他们以后经常回来看看。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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