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整个社会对科研领域和科学家科研工作的日益重视，科学家越来越愿意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科研历程与足迹，所以目前涉及科学家工作与生活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越来越多，无论在创作界、评论界还是科技界，都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领域。
2021年7月，我历时三年半创作出的院士传记《郭光灿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评，出版次年获得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银奖，并入选“新华书单第27期”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推荐原创科普图书（100种）”。
在传记成书之后，我也接受过一些媒体采访，还曾在各个场合做过相关的演讲与阐述，讲述了我在创作这部传记中的思考与感悟。借此机会，相对完整地梳理一下有关创作感想，为这一工作做一番小结，并就相关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感受性和技术性的文字阐述与分析为主，缺乏足够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并非一篇论证完备的论文。更加学术的理论性论述，恐怕还要等待真正的研究学者予以提炼、梳理和完善。
一、 《 郭光灿传》创作与出版始末
不妨先追溯和交代一下这项工作的前因后果。起初，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杨多文的牵线搭桥。杨多文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以前对郭光灿就有所了解，与我更是有过多年的出版合作。当他了解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希望出版一部传记后，马上就想到了我。
杨多文非常清楚，这种全方位描述科学家的作品，需要作者既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又具有足够的文学创作能力，二者得兼往往很不容易。此前，我主要从事科幻文学创作，同时也创作一些科普作品。但近年来采访过不少科学家，有一些有关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纪实文学作品问世，如：描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的《麦浪如歌》（收入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国家荣誉：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报告文学》，2012年该社出版单行本），描写植学家带我去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描写超声医学专家贾立群的《“贾立群牌B超”》（《北京文学》2014年第2期，此前《北京日报》发表过删节版，同时被收入北京出版社2014 年出版的《贾立群B 超：做人做出品牌来》中），描写肾病专家汪涛的《三月第二个星期四——从腹膜透析走向“慢性病治疗与管理”的汪涛》（《十月》2014 年第4期），描写新疆和田水利专家王蔚的《夸父的手杖》（《十月》2015年第6期），等等。这其中有些属于应约之作，有些则是我感兴趣的人物与话题。即便是“应约之作”，我也都“乐于从命”。说得“功利”一些，这些纪实文学的写作有助于我近距离了解真正的科学家和科研活动，对于我的科幻文学创作也大有裨益。夸张一点说，我在科学家实验室里枯坐一天，目睹了科技工作者的所有操作，却无人给我讲解一句，我也丝毫不懂其所以然，但据此写出来的科研过程，依旧会比自己在书房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要强得多。从更严肃的角度来说，愿意书写科学家，也是出于我本人对科研工作的敬仰和对科学家发自内心的尊重。
作为在量子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的开拓者、先行者和奠基人，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之所以希望有一部自己的传记，主要是希望对自己此前的科研生涯做一番相对系统与完整的总结。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意愿很大程度上也有他年轻时的“文学青年”情结在里面，他希望以文学的形式来追溯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这一点笔者在传记正文中已有所阐述。
考虑到这些创作经历，以及郭光灿的需求，杨多文认为我非常适合这一工作，便向郭光灿推荐了我。在决定接受邀约并与郭光灿正式接触之前，我先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以便对传主有所了解，做好相对充分的准备，同时确保没有其他问题。
2017年暑假我赶赴安徽合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拜访了郭光灿院士，并正式接受了这一工作。当时我与郭光灿约定，三年为期，共计30万字。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实际成稿完成时间是三年半。传记2021年7月正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稿篇幅是33万字，除去照片附录等材料，我所创作的文字部分在25万字左右。我本来拟定的传记题目是较为诗意的《光灿人生》，不过院士传记的出版有一个固定模式，所以最终定名为《郭光灿传》。
尽管我自认为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但在书稿全部完成之后，我还是感觉留有诸多遗憾。“创作完成时我曾对郭光灿有些遗憾地表示：假如这一工作开始于十年之前，也许我们可以进行得更为从容，最终的成品也许更加完美。而现在，由于时间等客观因素影响，同时也因为我的水平与能力有限，尽管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这部传记还是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总觉得愧对郭光灿的信任。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我交出的这份答卷未必成绩优秀，但至少能算合格。”[1]326
二、准备：全面了解科学家及其科研工作
关于纪实文学与传记文学的创作，我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可谓半路出家，但我在学习和研究他人作品和经验并有过一些创作实践后，逐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科学家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创作方法。
首先是准备工作。而准备工作的最前期工作是大范围的背景调查。比如，作者自己对该科研领域是否有所了解，对此的表达能力能否达到一定水准，以及资料寻找路径、采访对象的情况等诸如此类的琐碎事情，都需要通过初步调查来判断。但这其中，最需要了解的，还是传主的科研水准与人品。科研水准可以从相关的官方评价与同行评议中获知，大抵不会相差很远；但人品则需要作者自己判断——对人品有问题的科研工作者进行采访和创作，这种任务我是不敢接受的。
此前曾有过一次亲身经历。我曾应约为某科研人员撰写相关图书，也怪我自己事先没有做好功课，见面前一晚才认真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发现了很大问题。简而言之，看似只是一场学术之争，但我还是能够清晰地判断出此人身上存在一定问题（虽说尚未构成抄袭、造假这类显而易见的道德缺陷）。为此我一夜难眠，思之再三，最终还是决定遵从自己的良知，没有接受这一工作。
正式决定为郭光灿写传之前，我也做过一些调研工作。一般来说，任何人难免都有某种程度的负面评价，这也完全正常，甚至有些根本不是本人的原因。其实大部分事情，我们凭借自己的分析，是能够做出基本判断的，不必人云亦云，盲从轻信。我在网上查到几个有争议的信息，但通过我自己的分析，还是足以判定郭光灿的人品没有问题。但涉及相关的学术问题，我却困惑依旧，不敢轻易判断，而这些问题不解决还是难以开始创作。所以当我见到郭光灿第一面后，我就坦率地请教了这些问题，而他则给了我逻辑清晰、条理分明的答复，让我十分满意。尽管我还不能马上就把相关科学问题理解透彻，但至少我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至此，我才开始正式的创作工作。这项采访工作的基本要素与其他采访方式大致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只就我自己采访时的一些特点，简述一番。
一般来说，采访对象除了本人，还应该包括一些相关人员，比如亲属，昔日的同窗，当下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而且应该注意了解不同时段、不同领域陈述者的意见，甚至包括一些观点相左者的反面意见。
为了准确起见，采访时应该录音，但也不能单纯依赖录音，同时还要用笔做好记录，双管齐下更加保险。不过在录音之前一定要对被采访者予以明确提示，并要告诉他这只是为了方便记录，会保护基本隐私（当然被采访者有时还是可能会因此在叙述上有所顾虑，进而在叙述中有所折扣）。当对方有意愿停止录音时，或者采访者自己判断应该停止时，应该把录音装置暂时关闭。在记录时最好不要打断叙述者，采访过程中一定会有听不清的情况，尤其涉及一些人物姓名或专有名词，可以暂时将疑问标注下来，积累一段时间、一定量之后再统一提问。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屡屡提问不仅会打断叙述者原本连贯的叙述，更有可能打断其思路。
“这些年我走访了北京、福建尤其是安徽等很多地方，采访了包括郭光灿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家人、朋友、学生、同事、同行等很多人，积累下大量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我全方位地深入挖掘郭光灿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见证自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再到如今新世纪的漫长历史。”[1]325
三、考证：客观展示科学家的科研生涯
有人认为这种基于采访的纪实性文学十分好写——不就是把对方的话原封不动加以实录吗？这种想法不但大谬，而且写出来的成品可能会极为糟糕。
事实上，为写好科学家纪实文学，采访之后、完稿之前，还有无数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考证。“无论是郭光灿还是其他人，只要随口说出一个人名或专业名词，我都要回去查阅海量的资料，彻底搞清其中的来龙去脉。”[1]325
客观资料的考证还相对简单，更麻烦的是被采访者的叙述自身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与错谬。平心而论，即便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以一种坦诚的公心客观陈述，还是有可能出现很多因记忆缺失所造成的错漏。有时可能是被采访人记错了、忘记了，抑或是本就不太清楚细节，毕竟每个人的记忆都存在一定缺失、模糊，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所以即使是当事人的记忆也未必准确。诸多原因所致，所有口述资料都需要重新加以考证。何况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是现实中的人、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性记忆，往往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有时还会自我美化，有时则会因对某些人或事的好恶而影响叙述完整，有时甚至会有意遗漏或刻意隐瞒某些事情，以春秋笔法加以叙述……上述所言，都是人之常情，不可能要求大家都秉持一种完全客观的心态。
多年以来，我在采访中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被采访者坚称某件事如何如何，描述得活灵活现，场景犹在眼前，但事实却绝非如此（经对其他被采访者的记忆与资料比对）；后来发现，既非其有意隐瞒，也非其记忆因各种原因产生了模糊，而是被采访者自原始记忆开始就搞错了——其实这种情况最为可怕，采访者也需要花更多精力考据、修正文字。假如纪实文学写作仅靠采访记录，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必须进行交叉比对，其难度有时无异于科研中的双盲实验。
将访谈内容与书面资料比对也相当重要。相较个人记忆和叙述，一般情况下书面资料更具可信性。当然有些书面资料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比如局限于历史年代的叙述方式与结论，或此前的书写者为了叙述方便而做过技术性处理，有时还会存在笔误等问题，这些情况下反倒是当事人的直接述说更为准确。究竟何者更接近于真实，需要具体分析，所以与其说是比对，实际上采访所得和书面资料接近于互相佐证的关系。
记忆力与逻辑这件事，与个人特性有关，也与被采访者是否经常接受采访有关。面对不经常接受采访的人，采访者若有备而来，进行有效提问，往往有助于被采访者回忆往事和理清逻辑。采访者需要对被采访者进行一定的引导，同时也要在适当时明确指出其叙述中的明显错误。
在这一点上，与郭光灿的合作是十分愉快和顺畅的。首先他的记忆力极好，叙述时也具备格外清晰的逻辑，最重要的是他尊重作者意愿——除了涉及真实性的问题，他对作者的创作不做任何干涉。
所以务必请记住，纪实文学或者说传记文学的资料记述，绝非只是对被采访者的简单实录，而更是接近一种还原历史的复杂工作——这还没有谈到利用文学手法重构历史的问题。“采写科学家，不是简单地录音整理，资料堆积，而需要捕捉细节，结构文章，以‘横断面’的方式追溯他投身科研的一生，描绘其学术生涯的点点滴滴。”[2]
四、取舍：在文学性与科学性之间做好平衡
毋庸置疑，纪实文学的创作，不是满足作者的一己之好，而是带有社会性的。我把这一工作视为一种神圣的文学创作。我不愿意让自己创作的作品成为一种简单直白的赞美性宣传读物，而某些纪实性图书的实际命运甚至是从印刷厂直接转入造纸厂，这更不是我所希望的结果。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性与真实性可能会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纪实文学与小说完全不同，小说尤其是科幻小说尽可以天马行空，而传记却要确保每一个字都真实可信——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格外严格，甚至连史料没有记述的场景都不肯做虚构处理。”[1]325
与虚构作品不同，当文学性与真实性同时摆在纪实文学作者面前需要取舍时，毋庸置疑，真实性必须是第一位的。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我不愿做一丝一毫的虚构，我的原则甚至可谓极端——“纪实作品中‘一个字都不要虚构’”“情节或画面一定要来自亲眼看到或者科学家本人或旁观者的亲口叙述”[2]。
在我看来，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虚构也依旧具备可读性甚至文学性才是最为可贵的。
所谓文学性，不是想象中的虚构场景，也不是诸多形容词的堆砌。我不喜欢虚构那种“某某锁紧眉头凝神思考”“某某站在窗前心潮起伏”之类的描述，在我看来类似的情节或画面并不能使文章增色，除非来自当事人的亲眼看到或者亲口叙述。对于那些没有资料佐证或者非事主所言而我又不能确定的场面，我在行文中一定会加上诸如“我认为”之类的限定语（当然事主所言也未必正确，但至少可以限定为事主所述）。
在《郭光灿传》中，我就是如此这般处理的。“经过一番权衡与思考，我决定采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来创作这部传记，与其堆砌种种浮夸的形容词，不如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我希望在这种貌似平淡中昭显郭光灿的学识底蕴与人格力量。”[1]325
区别于一般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科学性在与科学家、科学研究相关的纪实文学中也相当重要，而这就需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若实在没有条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挖掘大量的第二手资料）。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会尽量深入一线考察与调研。写遗传学家李振声时，我不但到李振声昔日读书的山东济南和工作多年的陕西杨凌实地考察，还跟着他的学生在麦田里观察，忠实记录下了李振声大半生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写植物分类学家刘全儒时，我跟着他的研究生听了整整一学期的植物分类学课程，与他们一起上课、做作业、出野外甚至参加考试。写肾病专家汪涛时，我随他一起出诊，还深入病患家中，考察病人如何在家中透析。写新疆和田水利专家王蔚时，和田机场正在重修，我只能在喀什落地，深夜驱车穿越大沙漠；为了采访因王蔚引水而受益的农民，我前往刚发生过地震的皮山农村；为了亲睹水患与抗灾场景，我深入到洪水从脚下滚滚流过的抗洪一线；我不但一页页翻看王蔚的工作笔记，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资料。
当然对科研理论描述的最高境界是对其完全了解，不过这种要求实在强人所难，毕竟那是科学家花费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结果，其中凝聚着大量的专业知识，假如这些理论知识很容易老幼皆懂，那也就无需科学家来研究了。所以作为与科学家隔着行业的纪实文学作家，只能尽量解读，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其浅显化和通俗化。因而在叙述中，穿插适当的专业知识科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切记不可随意乱解，假如做不到对科学家所研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消化理解后进行通俗化翻译，倒不如将相关资料直接抄录留存（尽管这实属下下策之举），以免产生错讹。说实话，在完成《郭光灿传》的创作工作之后，“不谦虚地说，现在我对量子信息科学完全可以做一点通俗性的科普”[1]325。
五、构造与细节：形成有逻辑的证据链
昭显文学性，主要来自构造与细节。对此我曾深受一部纪实作品影响——2007年荣获普利策奖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作品的最终落点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但开篇却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纵贯半个世纪的历史。后半部分描写特工人员对恐怖分子功亏一篑的追踪历程，其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为此作者钻研各种资料5年，走访多国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最终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我一直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纪实文学的标杆。
所谓构造，类似于小说的结构，或者说需要各种起承转合。写纪实文学时，我创作小说的经验可以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构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另外开篇部分需要抓住读者，因而十分重要，在此也格外强调一下。
无论侧重真实性还是文学性，各类文学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细节，纪实文学或传记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在此不再多费笔墨，只说一些具有具体意义的例子。
在采访中，被采访者有时会对我不厌其烦地追问某个无关紧要的人名感到十分困惑。这是因为，就算不考虑真实性和文学性等因素，从最基本的行文来说，缺少这个人名往往会使语句缺乏适当的主语或宾语，造成指代模糊。在采访中我希望无限接近真实，假如需要的话，甚至可以花费大量时间去考证传主家里冰箱的牌子。
重视细节，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逻辑上的完备。许多采访资料是杂乱无章的，甚至在时间顺序上相对含混，这就意味着其中隐藏着逻辑错乱的危险，需要作者详加梳理，重整秩序。所以追求细节、完善逻辑，是纪实文学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将散乱的材料串联起来，形成有逻辑的可叙述的证据链，无疑需要一定的功力。
郭光灿在这点上也十分配合，从来没有因为我事无巨细的考证而厌烦甚至奇怪，针对我的各种问题都耐心细致地给予了详细解答。
六、真实性：不去刻意神化科学家
最后还要再次强调所谓真实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采访时，一定要请被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并且保证陈述真实，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创作环节中，作者的材料使用却应该有所取舍。这种取舍，有文学构造的因素，有叙述形式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采访对象的自身意愿——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详述所有事情并将其全部公之于众。
所以我在采访时的策略是：首先，请被采访人尽量畅所欲言，但其所述我未必都会落笔成文；其次，即便是我觉得某一事实十分重要，回去先行创作（其实在创作之前最好事先问清），被采访人审阅后感觉不妥，仍可以去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去掉”，并非隐瞒和篡改。
之所以未必书写却仍要被采访者详述，同样也是为了逻辑正确。为了方便说明，在这里进行一个假设，比如某位老科学家，看起来家庭和睦，幸福美满，作者目睹了他与妻子的恩爱，于是写下“两人一起走过几十年”之类的话，但实际上科学家的原配妻子此前已然离世，他与第二任妻子不过是近几年才重新组织家庭……事实上这件事情可以不写（假如对方不愿意），但必须先了解清楚，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错误。
关于科学家的缺点、不足甚至某些很可能遭到非议的问题的处理，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目前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至少在大的方面不好改变。他只有在细节方面做到尽量不神化。所谓的不神化，就是不去刻意神圣化科学家的一些举动。”[2]在当前的大语境下，“不神化，基本上只能做到——他说的，不实的，我不写；而做不到——我知道的，他不愿意写的，我还写”[2]。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基本底线，也是当下的一个基本现实。假如有作家能够以“完全真实”为基本原则完成作品，我表示敬佩，但这确实很难操作。当然，假如是一个完全不依赖科学家本人的传记创作，那么也许可以不像我说的这样做，不过仍有可能承担法律和道义上的麻烦。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郭光灿做得极好，他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敬意。因为他做到了，有些他未曾提及但我自己考证出来的资料，不管是否符合他的意愿，只要真实存在，他都一字不改。事实上，在我请他最后核定定稿时，除了完全偏离事实的硬伤，他几乎未做一字改动。
这里还要说一个有趣的插曲，即便是理性、客观、公允如郭光灿者，也会有自己的情绪。尽管我说他“几乎未做一字改动”，但在有些地方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谈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北京迁往安徽合肥这一事件时，我使用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词汇“南迁”，但郭光灿将其一律改为“下迁”，就此可以看出郭光灿对于此事的内心感情流露。
七、收尾：在相互信任中反复核实
尽管为确保文字记录的严谨与真实，最终定稿前一定要请传主本人详细审核，但我不建议这一工作重复多次，因为同一个人进行多次审读时会产生疲劳，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忽视，实际上，过多重复阅读往往查不出真正的错误。
一般来说，样张一次（请传主对表达形式的认可），定稿一次，足矣——当然这是建立在双方互信的前提下的。不过在最后一次定稿之前，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作者最好与传主有一次逐字逐句的核实。这时候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重大问题（重大问题应该早已解决），而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提及信任，这里我还要再次对郭光灿表达极大的敬意。郭光灿对人非常信任，这点在采访中我已经听他的学生和同事反复言说。但创作过程中，我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亲身感受。
“我创作的方式与很多作家不同，哪怕是一篇短文我也不喜欢从头写到尾，更愿意将所有资料堆积起来，然后摊开来一点点处理。我曾就这一点做过一个比喻：有人的写作方式是织布型——今天织三米，明天织五米，每天都可以告诉你他的工作进度；但我不行，我自命是雕塑型——先把一团材料堆在这里，然后一点点细化，今天能看出头部概貌，明天能看到五官显现，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无法界定工作完成到了什么程度，永远不知道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模样。“郭光灿并不知道我的这个特点，但他却给了我充分的信任。三年约期，两年半过去，虽然我一直在辛勤创作，也一直持续对他采访，但我一个字都没有交给他，他也没就此事问过我一个字。这种给作者以充分自由的状态，让我创作起来十分愉快。”[1]326
八、结语
与郭光灿接触，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感受，或者可以说存在着三重境界。
在近距离接触之前，他是一名院士，具有中国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家，似乎与普通人很远很远，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过于高大上的概念，不食人间烟火，只能远观仰视。
但在有所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是一名普通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同样也有性格与脾气，甚至还会有普通人身上的各种缺点。
然而在继续深入接触之后，你就又会发现，他与普通人还是有着很多明显的不同；在他身上，还是有着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素养——无论是面对问题时的敏锐，还是判断事物时的准确，都非常人所能及。而这，才是他更为显著的本质特点。比如同样是家国情怀，普通人对于爱国的表达，也许是以一种热情奔放的方式来进行；而郭光灿的表达则不尽相同，他会通过更为宽阔和理性的视野，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以认真踏实从事科研的方式，体现自己对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同样是面对祖国科技相对落后的状况，有人也许只会捶胸顿足抱怨连天；而郭光灿的做法却更为现实和具体，他会思考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赶超，逐渐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在修改整个稿件的时候，我的思绪往往会在一个晚上跟随以往的叙述走过数十年时光，有时写到深夜时分，由于投入过度，进入梦乡后依旧在追随传主的足迹，纠结着顽强地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事实上，我在书写郭光灿一生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描绘出了那些与郭光灿如影随形的科技工作者形象，等同于塑造出一组优秀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群像。郭光灿，与他的同窗好友，与他的学生同事，与他不同时期的合作者，以及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千千万万的诚实劳动者，以一种凝聚合力的形式，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类文明，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是的，郭光灿本人，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一方面是为国为民做出无数奉献的著名科学家，一方面也是芸芸众生中极为普通的劳动者。这部传记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少量的官方文件之外，大多数来自这些人的个体记忆。但正是这些无数个普通的个体记忆，构成了我们民族与国家的恢宏历史。正是千千万万像郭光灿这样个体的不懈努力，编织出我们民族的纵横经纬，构成了我们国家的牢固基石，建起我们人类文明的宏伟大厦。
作者：星河，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创作方向为科幻文学。
参考文献：
[1]星河. 郭光灿传[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2]温新红. 写科学家传记“一个字都不要虚构”[N]. 中国科学报，2020-12-1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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