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大师的大师——叶企孙

导语：提到叶企孙这个名字，大家或许都会感到陌生，但是提到中国科技界“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家却并陌生。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为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却都是他的学生。说叶企孙是中国科技基石一点也不为过，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他的学生，也因此有人称为“大师的大师”。

叶企孙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熏陶让他幼年便熟读经史子集，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西方科技文化也有浓厚兴趣，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叶企孙是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在清华期间，他创建了清华学生科学社并担任社长，发表了《考正商功》、《天学述略》等科学史文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思想。1918年6月，叶企孙怀着科技救国的梦想出国留学，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插班进了大学三年级，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1921年，他的论文《用Ｘ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ｈ》在美国物理学会宣读。23岁的他就在大洋彼岸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23年，他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他作为中国科学社驻美临时委员会会长召开会议，推举理事成员、制定章程等，使得该学术团体日益巩固、发达。

桃李满天下 春晖遍四方

1924年，叶企孙在欧洲考察多所大学、实验室后回到上海。他本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研究。然而要实现科技救国的梦想，仅靠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他决定投身教育，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执鞭从教不是实现他个人抱负的最佳选择，但拥有一支阵容齐整的科学家队伍，才谈得上科技救国，才能改变祖国落后的面貌。叶企孙知难而上，全身心投人到教育事业中。他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任职，这些髙等学府代表着当时中国科技与教育的最前沿。叶企孙坚持主持招考留美公费生，鼓励学生选择航空科技、兵工事业和无线电这些当时在中国是空白或薄弱的学科到国外去深造，为之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叶企孙积极建设师资队伍，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值得一提的是，叶企孙重视实验室的建设，1913年，物理系实验室的仪器已有三千多种。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并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际科学技术策进会理事。他还和李约瑟共同推动中英两国文化科学合作事宜。在与叶企孙先生的合作中，李约瑟加深了对中国科学史的兴趣。由此，才出现了“李约瑟之问”。

清华学堂是用美国庚子赔款退回的部分款项开办的，被师生称为“国耻纪念碑”。叶企孙属于清华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他深受“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直至晚年，他依然记得他在学堂的一位老师徐志诚课上所言“庚子赔款虽为美国退还，实乃中国人之血汗”。在赴美留学两年多前他就立下誓愿：“牢记我辈留学耗祖国万金巨款，一言一行必当谋祖国之福。”他也以科学救国的使命教育学生。王淦昌曾回忆道，“叶先生曾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如雨下。叶老师的爱国激情，他的科学救国这种远见卓识，他对青年学生所寄托的厚望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这也是1961年当祖国需要王淦昌从事核武器研制时，他不惜中断自己当时正在国际上领先的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甘愿隐姓埋名，发出“我愿以身许国”时代最强音的思想根源。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第一任院长。他提出成立理学院的目的，除造就科学人才外，“尚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学术独立”。他说：“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得住脚！”

虚怀若谷荐才不拘一格用才

叶企孙在《情怀清华》一文中回忆，“龚祖同在毕业后留系研究核物理，1933年我主持招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时设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根据他的长处，我找他谈心，他一听我说这个领域是国防急需而又是空白时，立刻决定改变专业方向来报考这一名额，果然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到德国深造，成绩非常好。1937年夏他做完博士论文正在答辩时，‘七七事变’发生，他顾不上答辩，舍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匆忙赶回祖国，创办起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为抗日生产大批军用望远镜”。今天，我们除了增强学生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外，还要像叶企孙先生那样，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帮助他们树立为中华民族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领域，有利于他们的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时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建系初始，叶企孙就不遗余力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他先后聘请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等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为教授。另外，他有针对性地挑选一批有潜质的年轻教师，如赵忠尧、陆学善、余瑞璜、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等，加以精心培养。

叶企孙具有开阔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魅力。1928年，叶企孙招聘吴有训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他默默地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高，他一手开创清华大学物理系，却在吴有训应聘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主动让吴有训担任系主任。叶企孙亲自创立的理学院初具规模后，他又主动让吴有训做理学院院长，自己则去创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叶企孙回忆：“1930年6月，物理系二级3位毕业生请我在工字厅吃饭，酒后曾对他们道出心情。事过40余载，他们却还记得，1974年12月28日冯秉铨来信说我酒后之：‘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令我高兴的是这位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位学生说：‘这些话成了我自从清华毕业之后40多年来的工作指南。40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此外，对年轻一代也比较关心和爱护’”。

名师出高徒，在一批良师的指导下，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就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成为国内最好的物理系。在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吴有训的X射线研究，赵忠尧关于硬γ射线与原子核相互作用的研究，40年代余瑞璜关于从Ｘ光衍射相对强度测定绝对强度的研究，都已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叶企孙的带领下，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视学生人格和品德的培养，视之甚至重于传授知识。他提倡宽松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学风，实施“通才教育”与学生自由转系。在他的带动下，清华大学物理系里荡漾着正气。当时的留美公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有一年他的学生戴传曾比外校的吕保维低0.5分而未能入选。这种“亲者严，疏者宽”的作风令今人何等羡慕！

叶企孙先生满门英杰，他的学生中有两弹一星功勋、两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诸多知名科学家。这一支科技劲旅，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是独当一面的科学泰斗，他们名满天下，天下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华罗庚仅初中毕业且有残疾，叶企孙唯才是举，力排众议，调他到清华大学工作，又安排他去英国进修。华罗庚由此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

从日后华罗庚对于陈景润的提携和培养中，可以看到昔日叶先生的风范。在创建中国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时，叶企孙推荐的李善邦，后来成长为中国地震事业三元老之一。同样，李政道和钱学森也都是在微末之时就被叶先生发现，并悉心培养出来的大师。叶企孙始终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为年轻学者的成长铺路搭桥，将学生送到一个个新的科学领域。叶企孙在中国烽火战乱的焦土中播下科技的种子，辛勤培育，用心呵护，终有了一片金灿灿的收获。他淡泊名利、矢志救国，而在桃李争艳之时，却难寻他的身影。

经年再回望，叹历史之动荡，也叹大师之辈出。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沉毅、高尚的灵魂出现。叶企孙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科教事业。达，志不改，贫，气不改。他的道德文章、科教思想都为我辈作了很好的示范，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代代后来者。中国今日的强大，离不开叶先生遍地桃李的荫蔽，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寻先生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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