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发生的南京住宅楼大火造成了重大伤亡。据悉，火情是从一楼挑空层的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电瓶车）停放处蔓延的，极有可能是因为电瓶车不当充电造成的。
事故发生后，多个科普大号刊登了多篇电瓶车室内充电有危险的文章，有关部门也迅速开展了社区消防安全检查。
科普媒体及时跟进重大事故并进行科普，这当然值得高度赞赏。除了对公众进行提醒外，科普号借助热点议题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也是把自身营销与普及热点科普知识进行积极结合的不二选择。
比起在很多公共场合发布警惕电瓶车不当充电的公益广告，无疑在热点事件时及时进行相关科普会大幅提升读者的注意力，也让读者因而对此多一份警惕，这也是应急科普或风险传播的重要功能。
然而，如果我们要考虑风险传播的效果，也就是让人们实际上放弃或减少在居民楼内自行给电瓶车充电，就需要更为全面地探究公众的心理认知规律。当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公共场合的电瓶车充电桩供给和促进充电桩的方便使用。
为什么面对可能的风险时
人们总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风险传播是二战以后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旨在让公众对核电、转基因等潜在风险技术形成基于风险收益权衡的合理认识，并积极回避有害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吸烟、不良驾驶习惯等行为。
经历长期探索，进入1990年代以来，风险传播逐渐从既往强调提供正确的风险知识和精确的风险信息，过渡到更加关注公众的风险感知及其背后的认知规律。把风险传播中大量经过反复验证的理论应用到电瓶车不当充电这样的领域，可以让我们对如何提升充电安全有更多的认识和可行措施。
多年来的风险传播研究发现，向公众提供正确的知识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关注如下问题：公众是否关注到相关科普信息？人们采取行为时，在多大程度上会采纳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如何与风险因素互动形成行为决定的？
学者们广泛注意到，正确知识自身难以成为人们规避风险行为的驱动因素。一些学者发现，人们总是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的侥幸心理，即总是认为，其他人遭遇特定风险的可能性要超过自己，因而自己可以继续从事这些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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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瓶车室内充电而论，这种发现就可以概括为，虽然明确意识到电瓶车室内充电可能有安全隐患，但总认为那是其他人、其它楼道的事情。
其实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是根植于我们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偏见，即所谓的第三人效应，这种偏见总是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认识更正确，错误更少，存在的偏见更少。说它是一种偏见其实不是负面词汇，是人就总会有各种偏见。
不仅如此，人们还有一种风险补偿心理。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法规要求司机必须系好安全带才能出行后，很多司机的平均驾速就会提升；在自行车驾驶员佩戴头盔后，他们也普遍会骑得更快。
虽然没有针对电瓶车充电的研究，但基于既往成果，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当人们意识到电瓶车充电时的安全性能被提升后，他们也往往会更多采纳不规范的或具有潜在风险的充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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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采纳方面，近年来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人们总是会优先采用那些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行为习惯更相符的信息。但为什么人们会无视或忽略那些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良药和苦口呢？
可能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人们习惯不好。但近十几年来的研究表明，可供人们获取的信息极大丰富，但人类自身认知能力并没有提升。所以他们往往依靠行为习惯和环境提示因素，优先采纳那些自己最熟悉或者与自己认知最不矛盾的信息。
而且，人类的正常思维方式是在缺乏刺激的情况下，往往回避调用自己的认知资源，也就是通常带有一点贬义的对待信息“不过脑子”的做法。虽然在我们日常语境中，“不过脑子”是一个贬义词，但用在人类认知行为上，“不过脑子”不过是一个最正常的行为反映。
如何减缓人们的
风险行为？
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有办法来制止至少是减缓人们的风险行为吗？答案是肯定的。
把这些研究应用在思考电瓶车不当充电这一潜在风险行为上，我们首先就可以发现，虽然科普文章或专门的安全手册或官方网站，以及部分路标公益广告上会刊登警示电瓶车不当充电的信息，提醒人们不要自行室内充电，但这样的信息覆盖太少了，特别是与人们实际发生这一行为的场所，即居民楼楼道或架空层等存放电瓶车的地方相距遥远。绝大多数人不会在停车充电时想一想自己看过的公益广告中对不当充电的警示。
那么把这种警示标语贴在楼道中就管用吗？不完全，还要看他们如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后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对于前者，我们要去做到的，不仅仅是有一个标语贴在那里，还要确保它是醒目、易见、朗朗上口，容易理解。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视觉刺激要强于单纯的文字刺激。这是因为研究越来越多地揭示人们认知和决策过程中，并不一定是依托于理性（通常需要借助文字符号和文字意义），而是更依托于不那么“过脑子”的认知快捷方式。图片或视频往往起到更好的说服效果就是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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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发现，负面表述要强于正面表述。虽然有关负面表述更有认知效果的研究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发现，但其实这根植于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基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说基础上的负面倾向。
我们人类无法处理环境中大量的信息并非始于今日的数字化时代。实际上，我们的原始人先祖需要处理的环境风险信息就已经很多。所以，优先处理那些负面信息（也就是与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相反的信息）更容易回避风险。
比如，发现某一片草丛有大量的倒伏，这可能是野兽出没的先兆。相对于正常生长的草丛，草丛倒伏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特征，人们优先对其进行处理，就有更大可能回避风险。这种基本的认知倾向也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往往更抓眼球的原因。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常见的应用于行为说服的传播学理论，那就是认知不协调理论。人们遭遇了认知不协调（当然前提是相关信息已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就会想法回避这种不协调，或者回避信息，或者在信息无可回避的情况下，就会想到改变行为。
认知不协调理论最为常见的场合是戒烟戒酒的公益广告，吸烟连着一个被烟草烧焦的肺部是我们许多人都见过的图像。
对于那些存在侥幸心理的人
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那些认为其他人、其它楼道风险更大所以我可以继续放心充电的心理该怎么办呢？一种解决方案是提供可比的数字，比如相比于单纯警告，用绝对化的数字，比如室内充电，你就有某种几率在火灾事故中丧生。而绝对化数字仍然可能会让部分人觉得事不关己。
那么相对几率就是一种更有胁迫力的表述，比如你室内充电比不充电，在火灾中丧失的几率就会增加若干倍（待专业研究估算），虽然就绝对数而言，这个几率仍然是相当低的。
从公共安全或者风险防患管理的角度，其实这些做法增加的成本并不多。但它们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管理风格的转换，从注重公共宣示，到更加关注对公民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干涉。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在戒烟戒酒的健康宣教中，已经广泛地采纳了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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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比如烟盒上最多写一行字“吸烟有害健康”，怎么有害都不提。最近我注意到，这行字甚至变成了“吸烟有害青少年健康”，仿佛成人就可以安全一样。即便如此，通过影响个体态度并进而对其行为进行干涉，已经成了我国很多公共卫生事务的惯常做法。
但在公共安全领域，即便仍然与个体健康有关，这种做法也不算普遍。比如禁毒信息，在很多国家都是以呈现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危害的形式、借助各种我们上面介绍的传播模式来广而告之的。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禁毒信息往往是以毒品对社会危害以及国家严厉打击禁毒的表述而被宣示的。
国情不同，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但针对那些主要由个体自发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通过深入学习研究风险传播的理论及优秀做法，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比如健全的基层社区组织）进行普及，最终形成对个体行为的提示与干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
作者丨贾鹤鹏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审核丨樊春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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