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仲宾日——探寻尧舜时代的天文密码（下篇）

羲仲宾日——探寻尧舜时代的天文密码（下篇）

1、 文登旸谷山 羲仲宾日地

元代名志《齐乘》曾以为嵎夷在宁海州：《薛士龙书古文训》“嵎夷，海隅诸夷，今登州，于钦齐乘因以宁海州为嵎夷；宁海州，今之牟平、文登一带,文登古属宁海州所辖。”而现今跨烟台牟平与威海文登的昆嵛山，也与“嵎夷”有密切关联[“嵎夷”“旸谷”位置考辨]。

《文登县志》（清雍正年间）记载:“ 旸谷在县西六十里，尧命羲仲宾日处。”在现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的界石镇西北方向，有三个名字中与“旸谷”有关的村落，分别是“旸哩村”（原名旸里村）、“旸里店村”和“旸里后村”。旸哩村古称旸谷山庄，现仍保存有清代的青石雕刻松鹤照壁。而旸里店村自古为交通要道，因设驿站店铺因此得名。省内乃至国内的山、谷、村庄等的名称中与“旸谷”、“汤谷”有关的很多，虽说其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且无法将本地与“宾日之地”直接划上等号，但这些名称的出现与留传应与羲仲宾日存在一定联系。

图：《文登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图：旸哩（旸里）村、旸里店村、旸里后村

图：旸里松鹤照壁

此外，《山海经·大荒南经》: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此即“羲和浴日”的故事。《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 有谷曰温源谷。”郭璞注云: “温源即汤谷也。”屈原的《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东汉王逸注：“言日出东方汤谷之中。”可见，日出之地的“旸谷”也称“汤谷”，因此有学者推测其应与温泉有关。而文登恰恰是天然温泉富集之地，现在闻名的即有如天沐、汤泊等等，古时更多，如《续述征记》：“东莱郡有温泉，恒满，鸟坠辄 烂”，《太平寰宇记》卷20：“昌阳汤，在县西南四十里，周迴十二歩。此县都有温汤七所”，而清《文登县志》则记载了七里汤、呼雷汤、温泉汤、洪水湖汤、汤村汤、汤泉等多处温泉。[中国温泉旅游的历史地理研究]

图：（清）汪绂《山海经》之羲和浴日

另外，《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其中的“咸池”应理解为太阳自东升起后沐浴之地，而其还意为“贮盐卤的水池”。我国古代有发达的制盐业，在山东半岛地区莱州湾南岸，如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双王城水库等地就发现了多处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若可视其为“咸池”，则其地理位置恰位于文登以西200余公里，似与记载相合。

旸里店村以北有座不高的小山包，俗称小北山，而据当地老辈相传其原名则可能正是“旸谷山”。旸谷山南侧偏西即为昆嵛山主峰泰礴顶，北侧为小天山，山下即是与昆嵛山系所夹的一条山谷。2012年底在该山顶上发现石棺墓14座（旸里店古墓群），根据出土陶器形制判断其时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约公元前3100年-前2400年）。[文登市旸里店墓地发掘简报] 根据发掘简报中的墓葬石棺排布方向，可见大多为东西向或东稍偏南-西北向，仅有个别为正南北向，这可能说明其时的古人以对东西南北方位有了判断测定，而这也可能与春秋两分的测定有关（见后论述）。

图：在旸里店村由南向北拍摄的旸谷山（近处有植被覆盖的小山包，远处为更高的小天山）

图：旸里店古墓群文保碑、旸里店古墓及其分布图（取自“文登市旸里店墓地发掘简报”）

另外，由于墓室较小且未发现棺具及人骨或骨灰痕迹，也有人推测“石棺”可能与观象祭日有关。与此类似的推测还可参见对乳山市南黄庄（北斜山）西周墓葬/祭祀遗迹的分析，另外其中所出土罐形陶鼎上的陶文刻符是否可解译为“出日”[嵎夷考略] 从而与“旸谷”密切关联，也值得后续深入探讨分析。古人春分“朝日之礼”的祭日传统沿行已久，《礼》：“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中国天文考古学》]。因此虽说祭天祭日的遗迹与行为与科学意义上的天文观测并不直接相关，但在文明曙光初露的远古时代，两者却应存在一定的关联。

图：乳山南黄庄周墓出土的罐形陶鼎及其上的陶文

在小北山（旸谷山）顶，海拔105米，虽现在植被较繁盛有些遮蔽视野，但主观感觉山顶似被人为平整过，以便于建造墓穴、祭天祭日或兼有天文观测台的作用。从山顶向东望，较近位置东偏北为旸里北山，而再向东距离9公里多远则为层峦排列的英武山、北英武山、黄山（名称查自地图可能不准确）等一众小山，继续向东30余公里则为正棋山。以上小山虽都不高，但层层叠叠远近错落，可能有古人利用山头及山谷作为标的物观测春分（及其它时节）日出，即“山头纪历”的功能，具体测量位置需日后进行精确测绘分析；从山顶向北望则为更高一些的小天山，晚间可向北观测极星及北斗七星之运转、视野无遮挡。山顶南侧为旸里店村所在，有板桥河流过，视野开阔，适于晚间观测昏中星；而其西南方则为昆嵛山脉，最高为海拔920余米的泰礴顶，古时称其为大白顶，据说也与金星（太白）有关。综合来看，文登旸谷山较本文上篇所列出的其他可能的“旸谷”候选地，位置更为偏东（除成山头外，但上篇中已说明其可能用于祭祀的作用远大于天文观测），更为符合“寅宾出日”对“极东”之地的选择。

图：文登旸谷山及其东侧的山系地图

图：清晨自旸谷山顶远眺东方

2、 仲春旸谷山宾日观星

在2024年3月20日春分日当天，笔者与本校老师、威海旸谷文化研究院及山东电视台拍摄昆嵛山四季题材纪录片的摄制组等同仁一道，来到了旸谷山顶，实际进行了春分日出观测，体验“日出旸谷天下明”的美景，模拟可能4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先民的天文观测情景。

旸谷出日：

3月20日凌晨4点，笔者即自威海高新区的家中驱车出发，在晨曦中奔赴文登界石旸谷山。5点刚过我们即抵达之前已踏勘好的旸谷山顶，架起相机等拍摄设备，并在土地上立上一根表杆以尝试进行春分日出时的日影测量以辨正东西方向。预报当天的日出时间约为5:57分，在此之前除笔者两人外，还有山东电视台、旸谷文化研究院、文登电视台等的多人来到略显拥挤的旸谷山顶守候。东方逐渐泛红，很快一轮红日就从远处的山边升起，我们抓紧拍摄记录下这一美景，并着重观察了春分太阳自正东方向升起时所处的山头位置，及远处群山的排布走向。今天的天气真是非常给力，晴朗无云且透明度极佳，据旸谷文化研究院于老师说这是他十年来遇到天气最好的一次春分日出观测！待太阳略微升高，一缕缕温暖的阳光照耀到我们身上，真的是“日出旸谷天下明”啊！

图：旸谷山春分太阳于远处群山间升起

图：日出旸谷天下明

图：笔者与威海旸谷文化研究院的老师们合影留念

日出测影定向：

春分与秋分的测定被认为与古人确定方位的做法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只有在两分之时太阳才会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而在夏（春分à秋分）其自东北升西北落，而在冬（秋分à次年春分）其自东南升西南落。因此，只有在两分之日的清晨日出时测量立杆日影的方向（西）与黄昏日落时测量日影的方向（东）才能彼此重合。而在先秦《周礼考工记》中已记载有最早的利用日影立表定向的方法，其源头可能即与羲仲仲春宾日有关。[《中国天文考古学》] 我们也在旸谷山顶上放置了立杆，但由于日出时光线较弱且有些植被遮挡，因此仅在太阳略微升高后才得见较为清晰的日影，但此时太阳已略微向南偏离，因此立表定向法更为实用精确的，可能还得采用双表（定表+游表）的手段。

图：《考工记》中立表测影定向方法示意图：观测每日日出与日没时的影端在同心圆上相交的位置（A、B），其连线AB方向即为正东西向，垂直正交即为正南北向。

春分日正午的日影测量和晚间观星在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威海天文台进行。当天正午利用立杆和模型小圭表进行了日影测量，也即同步开展了著名的可估测地球周长的埃拉托斯特尼实验。类似的正午立表测影可能在尧舜时代就已被羲仲等天文学家们采用以助确定四时（例如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可能作“土圭”之用的漆杆）。傍晚，在天文台露台观测拍摄了南天群星与极星北斗。由于城市灯光较亮加上月光影响，南方的星空并不特别显著，且由于“岁差”的影响，《尧典》中记述的昏中星“日中星鸟”实际上延迟到了晚上接近9点半才珊珊来到。但，穿越4000余年，我们与先民守候在这同一片星空下，共同探索、追寻，赓续文明。

图：春分日正午在山东大学威海天文台测量日影，开展埃拉托斯特尼实验

图：春分日当晚9点26分的南方星空，标示了朱雀之象中的诸宿，其中“鸟”—星宿正值中天（笔者拍摄、Orion23rdy老师编辑制作）

3、 未来展望

前文所述及上篇文章涉及到的关于羲仲宾日之地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逐渐接近事实真相，必然需要天文科技、历史（文献、地方志、甚至传说等）、考古、地理（地质、海洋、物候等）、人文风俗等多学科共同协作以交叉论证。以下列出笔者认为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未来工作，愿与感兴趣的同仁共同继续探讨：

（1）对各疑似“旸谷”观测地点的深入天文学考据：

如前文所述，古人最早采用自然标的物——如远处的山头、山谷等观察太阳在不同时节升起的位置变化，即“山头纪历”。因此，若“旸谷”是羲仲进行日出科学观测的场所，则其应具备有利于此观测的地形条件，即在东方稍远处应有连绵的山峦，并向南北延伸一段以观测到冬夏时节的日升。天文学家们已于2009年对我国部分地区进行过类似的考察[天文考古调查报告]，未来可重点针对更多“旸谷”候选地，如文登旸谷山等，利用较专业的测绘仪器，进行更细致精确的测量分析。

进一步，基于尧舜之都——山西陶寺遗址所发现的“人造”观象台遗迹与出土的可作为圭表测影之土圭的漆杆（见上篇），可设想同时期的“羲仲宾日”之地也许也有类似的人造观测设施遗迹与观测设备（原始圭表）遗存，据旸谷文化研究院老师说在旸谷山周边的小山里也发现过可能有古人居住、观测或祭日作用的石室、石刻等遗迹，期待未来的考古发掘能带来更惊人的发现。此外，陶寺考古还出土过可能写有“尧”字样的陶罐（虽然此刻符解读有极大争议），而据殷墟商代卜辞，《尧典》中的“厥民析”中的“析”可能指的是东方（神）—析，也可能就是天文官羲仲的本名[《中国天文考古学》]。因此，是否可如陶寺的“尧”（亦可参见莒县“日火山”与乳山“出日”刻符）类似，在“旸谷”附近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带有“析”字样的刻符，也许将带来新证据。

图：殷代四方风名刻辞

另外，我国古代的重要天象记录，也对历史考据、断代等产生过重要作用。例如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通过《竹书纪年》所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推测出这是一次发生在日出前的日全食天象，据此结合其他证据推测出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而著名的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如果未来能够在新发现的佚失典籍或考古资料中找到一些尧舜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天象，如日月食、行星连珠、周期彗星乃至超新星等观测记录，则可通过回算或寻找其遗迹等现代天文学方法予以验证，进而带给我们解答“羲仲宾日”地之谜的新线索。

（2）综合分析《尧典》中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所至的东（嵎夷、旸谷）、南（南交）、西（昧谷）、北（朔方、幽都）四方之地，并结合尧都山西陶寺遗址（可能位于其“中”）的位置、特征等信息，获得全面的理解认识。古人通过观测天象测定四时，应是有组织的行为，因此分至四方的羲、和四人及处于尧都的天文官应统一部署、协调合作。如上篇文章所述，若以尧都陶寺为中心，东西方是否需与其纬度近同，而南北方则应与其经度相仿，是很值得探讨分析的有趣问题。而在观测地（观象台）的地望选择上，各地是否也可能有类似之处，而其与后世三代的观象台（如夏-清台、商-神台、周-灵台等）有何联系？

（3）结合古地质、古海洋、古气候等的综合分析：“羲仲宾日”之地的选择，应与尧舜之时甚至更早的嵎夷、旸谷之地的地质、海岸线、气候（物候）、环境等也存在一定关系。如对山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研究[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可进一步确认该时期（4000-5000年前）海岸线的位置，以对“出日”、“浴日”之地产生限制；对古代气候的分析研究[山东省全新世古气候变化序列及其与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将有助于分析印证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述的物候特征与特定地域的对应程度：春分三侯为“元鸟至”（燕子归来）、“雷乃发声”、“始电”（春分后雨水增多、电闪雷鸣），春分翌日威海的天气果然突变、大风伴随降雨；而如前文所述对“汤谷”可能关联的先秦温泉遗址，及“咸池”可能对应的远古盐业遗址的考察分析，也将从旁证的角度对“旸谷”位置进行推证。

致谢：感谢小伙伴Orion23rdy、山东电视台记者朋友及威海旸谷文化研究院老师们在共同探索、考察“羲仲宾日”地过程中的陪伴！感谢国家天文台黎耕老师的讨论与指教！也欢迎感兴趣及了解其他重要线索的同仁联系笔者，共同探讨。

参考资料

[1] 《文登县志》卷之一 山川 古迹

[2] 《中国天文考古学》 冯时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 吴守贤、全和钧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 ““嵎夷”“旸谷”位置考辨”, 张德苏，海岱学刊.2019(01)

[4]“文登市旸里店墓地发掘简报”, 王富强等，海岱考古. 2014(00)

[5] “嵎夷考略”，刘玉明，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

[6]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白云翔，考古学报，2023年第3期

[7]“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 孙小淳 等，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0,31(04)

[8] “中国温泉旅游的历史地理研究”， 何小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9]“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赵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山东省全新世古气候变化序列及其与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卞学昌，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1]“莱州湾南岸地区发现的龙山时期制盐遗址”，燕生东，考古.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