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而生态价值核算作为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机制研究的关键环节，可为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也是实现“两山”转化、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有力工具。

对于生态产品这一概念，从狭义来看，生态产品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生长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看似与人类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产品”,主要强调其是自然的产物或组成部分（曾贤刚等，2014）。但从广义上来看，通常把生态产品理解为“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进而改变(或改善)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或模式而形成的一系列有形和无形的物品”。比如绿色农产品等（马涛，2012；陈辞，201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从单一的追求经济效益转化为追求“社会—经济—生态”的多维度发展，对生态产品的理解也逐渐过渡到更广泛的概念，认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所产生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生态设计产品以及生态调节服务等（黄如良，2015；高晓龙等，2020）。因此，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中，越来越多的宏观价值因素被纳入核算体系之中，进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延续时间漫长、域值空间弹性大和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黎元生，2018），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部分学者根据物质供给类产品、文化服务类产品和生态调节服务类产品，探索多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主要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牟雪洁等，2020；靳诚等，2021）、生态补偿（崔惠玉，2022）、生态治理（刘时栋，2019）、生态产业（Zhang等，2022）、绿色金融（廖茂林等，2021）等角度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

那么，应当通过何种技术方法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呢？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绿色GDP核算体系逐渐兴起并被广泛应用（尹伟华等，2007）。欧阳志云等（2013）提出GEP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人们为实现自身幸福或社会经济发展，从生态环境系统中获取各类资源、服务和所需物品价值的总和，具体包括生态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基于我国政府层面从综合视角评价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整体效益的需求，王金南等（2018）又提出构建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综合核算指标，在绿色GDP的基础上，纳入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调节服务价值，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纳入同一评价体系。在核算方法方面，目前比较成熟的核算方法有功能价格法、当量因子法和“生态元”法等。功能价格法主要是根据生态产品实物量及其单位价格进行核算，核算较为规范，思路较易理解（靳乐山等，2019；邵卫东，2021）；当量因子法主要是通过构建可量化的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然后结合生态系统的面积进行评估核算（谢高地等，2015）；“生态元”法主要是采用Odum对能值的最初定义，以各类生态资源提供生态服务所需的太阳能值为纽带，利用投入生态系统中的有效能总量与能量间的能量转换率，分别计算不同类型生态资源拥有的服务价值，最后统一以生态元为单位加以表达（李丽等，2018）。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GEP核算也成为当前的研究及应用热点，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核算标准，并开展了试点探索。我国学者也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应用，马国霞等（2017）测算了我国31个省区2015年的GEP，分析得出我国西部地区人均GEP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单位面积GEP相对较高，后续Ma等（2020）为了将环境破坏、生态退化和生态效益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又进一步构建了基于绿色GDP和GEP核算的综合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框架，测算了我国31个省区2016年的GEEP。欧阳志云等（2020）对浙江省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进行了核算研究，助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长效机制。范利平等（2023）根据相关规划对右江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促进水利枢纽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Wang等（2022）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化路径。

虽然目前国内各省份公开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学者们也针对不同区域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还存在核算方法标准化、参数本地化、结果政策应用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於方等，2020），很多核算部分的构成指标所需数据繁杂，核算过程困难，同时由于部分指标核算方法尚未统一，使得核算结果不具有横向可比性，由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导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在实际应用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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