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本文主人公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2004)中,汤姆·汉克斯饰演的那位由于祖国政变导致其滞留在肯尼迪机场的公民维克多……该片部分灵感来自伊朗人梅兰·卡里米·纳西里(Mehran Karimi Nasseri)滞留法国戴高乐机场18年的真实经历。不过,不论维克多还是纳西里,虽然无法踏上归国之路,但毕竟人家还是在地球这颗母星上。一个宇航员,由于自己祖国的剧变而被迫滞留在太空,想一想,这真的是比电影还要戏剧了。两名宇航员在拜科努尔发射场走下巴士——这里是苏联的卡纳维拉尔角——他们准备乘坐10层楼高的火箭进入太空轨道。这套发射装置位于哈萨克斯坦心脏地带的发射中心,先后将第一颗卫星(“伴侣号”)、第一只动物(小狗莱卡)和第一个人(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那是1991年的春天,距离加加林历史性的飞行已经过去了30年,阿纳托利·阿特塞巴斯基(Anatoly Artsebarsky)和谢尔盖·克里卡列夫(Sergei Krikalev)在这里追随他的脚步;但是首先,他们延续了加加林在1961年留下来的传统——两人走到巴士的右后轮处,解开宇航服拉链开始小便。接着,他们走向了发射台。对于全世界而言,太空旅行已经司空见惯。美国宇航员曾执行过数十次航天飞机任务,苏联宇航员在建造更加复杂的空间站,那就是阿特塞巴斯基和克里卡列夫旅程的终点“和平号”。那一天,几乎没有人望向天空,接下来的几个月也不会有人这样做——地球上即将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分散全世界的注意力,并为今日存续的载人航天设定了新的方向。从拜科努尔升入太空后,克里卡列夫将有312天不会呼吸到地球上的空气。在这期间,这位语气温和的宇航员会在200英里高空看着自己的国家分崩离析。总统换人。他的家乡列宁格勒很快将会变成圣彼得堡。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将分裂为15个小国。待他归来时,克里卡列夫将成为曾经强大的苏联的最后一位公民。
但是,在混乱之外,NASA当下的计划也逐渐明晰。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希望能够通过空间站将宇航员带回轨道,并最终使其登上月球和火星。这一国际计划将一名宇航员(克里卡列夫)留在了航天飞机上,另一名则在“和平号”上,并最终促成了有史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国际合作成果之一:国际空间站(ISS)。1991年5月18日与加加林不同,克里卡列夫并不是民族英雄。他故国的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也如此。这位以谦逊著称的宇航员不参与政治,也不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对于这篇文章,记者也无法联系到他发表评论)。但是,在他快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令人瞩目的飞行员,并且是苏联国家特技飞行队的成员。当1985年,苏联与“礼炮7号”空间站失去联系时,克里卡列夫作为地面控制小组成员,策划了一次大胆的在轨运行救援行动,这一角色帮助他在次年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宇航员。1988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首次飞行,那是一次去新“和平号”空间站的任务。
1991年5月18日,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英国人海伦·沙尔曼和阿特塞巴斯基、克里卡列夫一同从拜科努尔升空,这是克里卡列夫的第二次太空旅行。沙尔曼回忆说,克里卡列夫在压力下很冷静。当他们的飞行器接近“和平号”时,目标定位系统失灵了,她因为意识到这样的失联可能致命而心跳加速。但即使在没有交会制导的情况下,克里卡列夫的目标依然毫无偏差,最终他们无虞地登上了“和平号”,并与现有的人员会合。“和平号”臭气熏天、吵吵闹闹的氛围名副其实。它并没有比几辆背对背停靠的房车空间更大,舱板上有数十块偷渡到太空的微生物群形成的斑点,空气里弥漫着满身是汗的男人坐在一个小空间里喝白兰地的奇特味道,风扇、水泵和其他设备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但是,对于克里卡列夫而言,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说,当他到达空间站时,就仿佛回了家。”沙尔曼后来在采访中这样说。他热爱失重的感觉,并学会了像鸟一样在不触地的情况下从空间站的一侧飞到另一侧——这是一项罕有的举动。许多宇航员靠读书来打发时间,但克里卡列夫和他的同事们总是用空闲时间向窗外远望。“每个空闲的时刻,我都试着看看地球。”克里卡列夫对媒体说,他试图在这个星球上找到他曾去过或听说过的地方。在轨道上呆了近8天后,沙尔曼与两名已在舱中的航天人员返回家中,克里卡列夫和阿特塞巴斯基留了下来。他们完成了5个月的太空旅行,在空间站外完成了6次行走,对其进行升级和维修。但即使从这个绝佳的视角望去,克里卡列夫也不可能看到他曾被共产主义主宰的祖国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将如何改变他在“和平号”上度过的这段时间。夏天,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放松对苏维埃国家的控制,这推动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哈萨克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拜科努尔发射场的所在地。为了安抚当地政府,莫斯科的领导人将“和平号”上的一个坐席留给了哈萨克斯坦宇航员,换下了一个本应取代克里卡列夫的更有经验的宇航员。因此,克里卡列夫只得留在太空,等待进一步通知——最初计划的五个月期限被无限地延长,尽管这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损耗。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仍然不完全清楚长期太空飞行的影响,但是,宇航员至少面临着癌症、白内障、鼻塞、肌肉萎缩、骨质流失、感染和免疫系统问题。
1991年8月19日黎明时分,坦克驶入莫斯科红场,一场政变正在进行。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休假,他的改革尝试令强硬派人士失望。共产党领袖决定重整政权。在“和平号”上和在地球上,细节都难以获知。一份官方声明宣称,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自愿放弃领袖地位,但是许多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始料未及的。”克里卡列夫后来说道,“我们并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当我们讨论这些时,我们也试图厘清这件事对太空计划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几天内恢复了权力,但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苏维埃国家一个一个地宣布独立。
在这段时间里,克里卡列夫经常接到妻子伊莲娜的电话,她在任务控制岗位上工作,这对夫妻在克里卡列夫首次前往“和平号”旅程中通过无线电相识。这次,他们已经有了一个9个月大的女儿。由于政治动荡造成国内物价暴涨,克里卡列夫很想知道他的家人是如何靠他每月几美元的微薄薪水生存下来的。
“我从不想着说不高兴的事,因为他一定很艰难,”伊莲娜后来对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说,“就我所知,谢尔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1991年10月2日在克里卡列夫原本的旅程要接近尾声时,由三名宇航员组成的新团队加入了“和平号”工作组;虽然没人有足够的飞行经验可以替代他,但奥地利宇航员弗兰兹·维埃博克(Franz Viehböck)至少为这位被困的宇航员打包了柠檬,他在一家为西方游客开设的旅行商店中找到了这些柠檬。接着,一周后,奥地利人带着阿特塞巴斯基和三名新来的宇航员回家了。克里卡列夫在轨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俄罗斯的现金越短缺。这个正在崩溃的国家为了筹集资金,将空间站旅程卖给了西方政府。关于卖掉“和平号”本身的讨论也甚嚣尘上,这使得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租客”地位感到困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说:“人类把他的子民送到天上去完成一系列具体的任务,但他刚离开地球,人类就出于世俗而可解释的原因对这些任务失去了兴趣。人类开始忘记他的宇航员,又是完全出于世俗的原因,人类甚至没有让他在约定的时间回来。”对于克里卡列夫和他的战友乌克兰人沃科夫来说,“联盟号”可以用来紧急逃生。但是如果他们选择这种简单的方式离开,留下“和平号”,便意味着这个空间站的终结。因此,他们留了下来。
1991年12月25日冷战和苏联一起在圣诞节终结了。然而,老布什总统却表示了担忧:“今夜,我们站在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新世界面前,为我们的下一代祈祷,这是在几年前我们都不敢想象的,”他在圣诞演说中对全美人民说,“我们现下面临的挑战是,与这些新生的国家一起维持和平,并构建更加繁荣的未来。”布什的担心不无道理。前苏联国家中,一些世界上最为顶尖的火箭科学家正在为养家糊口而挣扎,伊朗、印度和朝鲜等国家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美国的官员希望能够让俄罗斯人重返工作岗位,并希冀以此支撑起脆弱的民主。这些早先的竞争对手开始在背后策划一项交易——把美国纳税人的钱投入俄罗斯的火箭和航天器中,让它们在轨道中继续运转。克里卡列夫同样愿意为了这份事业牺牲自己个人的健康与幸福。“经济原因是最强有力的论据,因为这能让他们在这个方面节省一些资源,”还在轨道上飞行的克里卡列夫说,“他们说这对我来说很艰难——因为对我的健康的确不太好。但是,国家现在如此之难,节省经费的机会必然是最重要的。”杰弗里·曼波(Jeffrey Manber)曾就太空商务相关问题为里根政府工作,他此后还参与了与首位太空游客丹尼斯·蒂托(Dennis Tito)的谈判。曼波不久成为了唯一一名在苏联太空产业内工作的美国人,并最终亲手交付了首份美苏太空协议。“当时的情况一片混乱,”曼波回忆道,“我们也十分害怕,相关机构正在瓦解,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1992年3月25日最终,克里卡列夫得到消息称,有人将替换他,他可以回到地球了。这名最后的苏联公民降落在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尔卡利克市附近。克里卡列夫环绕了地球约5000圈,看到了许多次日落日升。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他将记录下在轨道中生活的803天。在2015年他的同事根纳季·帕达尔卡(Gennady Padalka)执飞之前,没有人在太空中停留如此之久——当然,这是刻意安排的。回到陆地上时,有四个人帮助克里卡列夫走下“联盟号”太空舱。他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仿佛一块潮湿的面团。一个人用手帕在他的脸旁边扇风,另一个人给他递上热汤。新鲜的空气和灼热的阳光冲刷着他被毛皮大衣包裹着的身体,一层新的积雪使路面有些难走。
“尽管又要面对重力,但我很高兴,”克里卡列夫面对一个纪录片摄制组时回忆道,“但是从心理上讲,我仿佛卸下了一个重担。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许称不上是欣喜若狂,但感觉很好。”管理“和平号”的重大责任不再属于他。再过上几个星期,克里卡列夫才能在陆地上正常生活,几个月后才能完全恢复。回到地球后,克里卡列夫便轻描淡写了自己旅行的重要性,他自己的民族同胞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和长相,却有很多记者来问他回到一颗已经沧海桑田的星球上的感受。“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他沉思后对记者说,“一开始,地球是黑暗的,后来它变亮了。冬去春来,现在又是花开的季节了。这就是你能从太空中看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1992年6月17日克里卡列夫回国几个月后,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华盛顿特区会面,并敲定了“和平号”航天飞机项目。这一项目将发射载人航天飞机并将宇航员送往“和平号”,为国际空间站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克里卡列夫近乎即刻回到训练,他前往美国进行准备,并即将在1994年成为航天飞机的第一位俄罗斯宇航员,同现任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Charles Bolden)一同飞行。博尔登说:“在与谢尔盖会面、训练和飞行后,我对美俄在太空方面逐步发展良好关系寄予厚望,并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一起飞行能够变得司空见惯。”不久后,俄罗斯和美国便联合其轨道实验室的力量,向国际空间站进发。但是,俄罗斯方面的资金存在着问题,美国需要买单,还冒着项目被完全放弃的风险。克林顿政府认为,仅仅为了帮助这个新生的国家,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这项交易的达成,源于苏联政权的垮台,”苏联-俄罗斯太空专家、作家詹姆斯·奥伯格(James Oberg)说,“在这之前,两国存在体制、文化和信息障碍。”
用美元在俄罗斯建造的“曙光号”将成为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组件和其重要组成部分。克里卡列夫和他的机组同事的任务是实现“曙光号”与“团结号”的对接——后者是在美国建造的第一个组件。随着这项1998年推进的新合作,国际空间站诞生了——克里卡列夫在太空里“回家了”。结语:今天
目前,国际空间站在其逾10万次的轨道环绕中飞行了26亿英里,这几乎能够到达最外层的行星海王星。但是,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人已经为轨道运行向俄罗斯联邦航天局(Roscosmos)支付了数十亿美元。随着私营企业SpaceX将其首位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而波音在次年紧随其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曾表示希望于2017年结束这种依赖——比预计晚了2年。但即使推迟时间,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2016年8月,SpaceX的“猎鹰9”火箭爆炸,正如美国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所报告的,资金不足与官僚主义的倦怠可能使美国空间站的发射计划进度迟至2018年,那是俄罗斯同意送美国宇航员进入太空的最后一年。博尔登说:“国际空间站已经成为未来探索我们生活的太阳系的关键立足点。”在他看来,NASA在轨道上付出的努力已经教会我们如何在深邃的太空中生存。尽管这座颇有年头的空间站工作将在2024年超出其既定使用寿命,美国公司依然希望通过在国际空间站安装太空舱以建造其继承者,并使其最终成为私人空间站。太空企业家杰弗里·曼波目前经营着一家名为NanoRacks的公司,为国际空间站提供小型卫星部署和诸如实验室设备等空间服务。他将今天的商业化太空探索追溯到冷战结束后NASA愿意为他人服务付钱的时代。曼波指出,一些美国公司,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公司(中国在2016年9月发射了其空间站),将很快拥有自己的宇航员。这些旅行者将需要新的空间站,“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他说。对于博尔登来说,他认为未来的空间站是火星旅行和更远探索的基础,而这将依赖于持续的国际合作。随着近日美俄关系的冷却,这样的合作对于地球事务可能也像过去一样重要。
文/Eric Betz
译/Carlyle
校对/火龙果
原文/www.discovermagazine.com/the-sciences/the-last-soviet-citizen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Carlyle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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