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经济视角下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不再成为老年群体专属的考虑问题，年轻人也加入了养老规划的大军。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3%的受访青年赞同养老准备在时间上是越早越好。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开始意识到养老前瞻准备与养老财富规划的重要性。**和老年人相比，这届年轻人的养老观念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一、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主要特征

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元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既是顺应国家构建多层次银发经济供给格局的时代要求，也是站在更宽广的视域下为自身及家庭作出未雨绸缪的养老储备。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特征与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反哺；其更为重要的意涵在于，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总结而言，银发经济视角下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当代青年对银发经济的关注内容呈现出融合多样性。**青年一代虽然尚未步入老年期阶段，但是他们对银发经济的关注却具有更长远的意义。当代青年并不像老年群体更多关注晚年生活的直接需求满足，如与适老化息息相关的“衣食住用行、康养文旅服”等有形的产品、有品质的机构和有足够的养老金等为老内容。当代青年对银发经济这一主题及内容的关注具有融合多样性，回归到“在老龄化社会中更加有效配置稀缺资源”这一本质属性上。

他们的兴趣点超越了传统的老龄产业，并不仅仅聚焦在以老年人为主要生产者的退休再就业，或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者的现代服务行业或产品。可以认为，当代青年对银发经济的关注视域较为广阔，横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的经济实体，尤其是现代金融及综合产业体系，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组织和个人等各类经济主体的政策安排与自主选择，以适应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

**二是当代青年在养老准备上展现出“意识较强而行动较弱”的鲜明特点。**一项“2022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开始意识到养老前瞻准备与养老财富规划的重要性。

包括85后到00后的3000份有效样本中，90.3%的受访青年赞同养老准备在时间上是越早越好。但是针对大病报销和就医问题、收入储蓄不够和晚年生活质量下降等养老担忧，绝大多数受访青年却并没有将养老意识付诸于行动。

其中，43.7%的受访青年只是在“慢慢开始了解养老产品”；31.1%的受访青年会“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一下，但还没行动”；还有8.6%的受访青年表示“养老对我来说还太遥远，暂时不考虑”；仅有16.6%的受访青年认为“养老是一件人生大事，已经在配置相关资产”。

**三是当代青年对养老投资的理解偏重于其公共经济性，而非强调个人收益。**银发经济具有较为特殊的公共产品属性，兼具社会性、福利性与市场性。当代青年较为了解养老投资在供求关系、利润波动和市场容量等方面与其他市场经济的金融产品有着根本差异，养老投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顶层设计上对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的行政制约和公共产品的财政导向。

因此，当代青年对养老理财和个人养老金等养老投资秉持“养老属性”，却并不追求个人的投资收益，而是结合年龄性别、退休计划、财务状况、风险偏好等个性化信息，侧重“长期保值、安全稳健、适当流动”等持有体验。上述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青年赞同进行养老规划和参与养老投资是个人理财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帮助自己积累养老储备，还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等其他回报。

在理解养老投资产品的微利性、福利性和公共经济性的考量下，当代青年在具体的养老投资产品配置上有着更为多元的选择，商业养老保险、终身寿险等分红返还类产品最受青睐（65.3%），其次为储蓄存款（54.6%）、银行理财（37.9%）和公募基金（25.8%）。

**四是当代青年参与银发经济具有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性。**当代青年的银发经济活动不完全指向平滑生命周期的储蓄与消费，而是结合政策导向、移动通信和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由于青年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人生追求正在逐渐形成，与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和行业细分密切相关，他们参与银发经济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拓展。

从帮父母进行健康管理到实现家庭财产重新配置，再到实现国家基本养老保障、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当代青年线上线下、灵活多样与自主自愿地参与到银发经济新浪潮中来。2017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18-40岁的青年群体拥有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仅占总样本的4.35%和3.41%。

虽然这一指标高于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2.07%和0.72%，但是可以看出几年前我国青年的养老财富规划需求并没有被有效调动起来。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8月，首批公募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发行，我国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初具雏形；2021年5月和8月，银保监会分别发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与《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近五年来，国家密切布局多元化的银发经济格局与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截至2023年底，已有超过5000万人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根据《个人养老金一周年洞察报告》数据分析，80后和90后等中青年群体对投资个人养老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意愿。

**五是当代青年的养老规划既受到新媒体的推广影响和知识科普，更是被重大生命事件所形塑。**中信证券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中青年养老成熟度调查报告》指出，我国中青年受访者的主观养老成熟度平均得分5.41，客观养老成熟度平均得分6.40。该指标的取值范围在0-10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的养老成熟度越好。

这一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一代的养老素养、养老认知与养老决策等养老成熟度正在逐渐提高，但是距离较为成熟的养老规划及知识储备仍有一定距离。《2022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报告》揭示出我国青年在养老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上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到新媒体和金融宣传等推广影响。

当代青年获取养老知识的来源渠道主要为抖音、微博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62.8%），银行、券商和保险等金融机构（52.8%），以及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51.5%）。其二是自身所经历的重大生命事件。《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2022》指出，由于初为父母、父母生病以及自己住院等生活经历，30-39岁青年群体对养老问题的认识和养老规划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

二、青年为何关注未来养老规划？

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尝试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局中寻找属于自身一代的发展机遇与创新可能。一方面，从代际友好的社会倡导与社会参与维度上看，青年群体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快和代际更替的背景下所出现的社会现象。

青年一代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充分参与到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中来，具有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银发经济的构成维度上看，青年群体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受到政策引导、资源供给、需求结构、科技发展和美好生活向往等多因素影响。

当代青年逐渐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有助于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拓展银发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对象以及为老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研发、流通和销售等全渠道的经济社会活动，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新经济形态转型。

**第一，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迈向深度老龄化社会情境下，以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处理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与收入。**有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年龄与养老规划的倾向性，结果显示，户主年龄与该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呈现倒U形关系，40岁左右是规划个人及家庭养老决策的重要时间节点。

《2023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发现，一些年龄较轻的青年之所以只能将一小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是因为他们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相当大比例的收入只能用于维持日常开销，不足以完全用于未来的养老储备。值得欣慰的是，当代青年逐渐理解“一切早做打算”的重要意义。

2022年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养老储蓄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连续三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18岁至35岁的青年群体中，他们平均每月用于养老投资或规划的收入金额从2021年的1624元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1940元。

第二，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生育率下降和家庭功能逐渐弱化的趋势中，缓解代际交换失衡的矛盾。“2022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数据”显示，受访青年首要关注和考虑的事情，例如身体健康（占比39.4%）、升职加薪（占比28.1%）、家庭和睦（占比24.9%）和退休养老（占比7.2%）都与未来养老规划密切相关。

当代青年不再依赖传统的婚姻配偶或养儿防老的“家庭式养老模式”，正在尝试以“去家庭化”的养老策略，从较长时段并且跨越代际，努力布局“养老”这一重要人生课题。

第三，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是在国家着力构建“三大支柱”国民养老体系建设大局中，主动化解养老焦虑并抵御通胀风险。

“2022年当代青年养老规划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已经开始做养老规划的前两位原因，即“希望退休后过上理想生活，所以必须提前规划”（占比74.6%）和“老龄化加剧，社保养老金不足以支撑个人养老”（占比52.7%），还是目前仍未开始养老规划的前两位原因，即“收入尚可，也稳定缴纳社保养老金，未来养老应该不是问题”（占比56.4%）和“新型养老模式不断涌现，以后养老可以互助”（占比47.9.6%），受访青年关注养老规划都与大形势下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国家养老保险支出压力密切相关。

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第一支柱，覆盖全国超10.4亿人，占有主导地位。然而，由企业主导的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其规模、范围和比例都较小，覆盖率偏低；个人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青年来说，有效化解养老焦虑并抵御长周期下的通胀风险的方式便是关注自身未来的养老规划，集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并且合理配置商业养老保险。

第四，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将养老预期与高品质晚年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提升全生命周期的幸福感。《2022中国中青年养老成熟度调查报告》发现，国民养老方式和养老追求正在发生变化。青年一代和高收入群体对新型且有品质的养老方式，例如对旅居式养老、城心式养老和高端地产养老等更为向往。

这充分说明，当代青年关注未来养老规划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密不可分。青年群体不满足于基本养老需求，而期待较为舒适的晚年生活，其养老财富储备还需要顾及到医疗、健康、休闲和旅游等各类支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感与获得感有赖于前瞻性的养老规划，实现养老投资和老龄储备的保值并增值。

三、如何做好青年养老规划？

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既强调市场经济的商品属性，可以强化市场运作机制，通过有效市场的繁荣发展以提供更多产品与更好服务支撑青年群体的高品质养老追求；

也遵循显著特征的社会属性，区别于老年群体的现实性养老需求满足，青年群体养老规划超过了消费安全和服务本身的直接功能，是快速人口结构变迁下的一种新社会文化与新发展动力。

**在银发经济的视角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主要思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更加明确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目标。

当下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正在处于从狭义向广义的政策定位转向，从补缺型向普惠性再向服务型的政策内涵转变，从提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水平向多支柱全方位综合型福祉的政策内容转轨，从老年群体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对象转化，从现金补贴向兼顾产品和服务的政策手段转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福利保障的实施方略需要重点放在上述几对机制转换上。

**另一方面，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以现行老龄制度、养老保障水平、老龄化社会经济条件和孝老敬老理念等既有基础为逻辑起点。**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要更为全面地考虑到快速变迁中的制度、文化及观念的衔接性、适配性、发展性与连续性。

特别是在当下迈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窗口期，尤其需要注重制度安排步骤与相关市场供给、人才储备与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精准适配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生命阶段人群的差异化需求，与恋爱结婚、成立家庭、抚育后代及空巢解体等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特定性需要，以及收入储蓄、投资收益、健康医疗、旅游养生、退休再就业、社会参与和终生学习等多类型服务。

事实上，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是一个“有备而老”的长期且系统过程，其宗旨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充足养老储备与释放新型人口红利。在政府、市场、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多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下，统筹兼顾老龄社会新形态的转型成本与长寿红利的发展优势，在“包容性政策”的原则下，扩大银发经济的相关产品与服务供给，惠及中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等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

**在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上，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时间表与重大任务规划。**综合人口学、经济学、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等多学科的特点，尽早将青年群体养老规划作为一项前瞻性的中长期规划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体化框架之中。

**第二，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代内与代际”几对关系，强化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共治型体制机制。**从银发经济视角下，建设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既要适应青年群体的多元需求，也考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以及不同世代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多层级、多维度与多样性的“整体性老龄社会治理框架”。

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涉及青年发展、劳动就业、储蓄消费、家庭建设、资源配置、科技创新、观念更新等政府监管、市场功能与社会职责的分工合作，更需要动员从个人到家庭以及组织机构等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广泛性参与。

**第三，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的前瞻性福利保障需要树立“发展型”而非“福利依赖”的政策主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做好青年养老规划的首要任务，以保障银发经济的人才基础。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实现前瞻性福利保障，既包括微观层面上深度老龄化社会中个人的消费、储蓄及投资的新决策与新行动，也包括中观层面上涉老相关的企业事业产业的新发展与新调整，还包括宏观层面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财政、市场及货币等新政策与新配置。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仍以坚持生产力和人口现代化为优先保证，为银发经济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上文略有删减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10期

作者 |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