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远景：认知滞后和替代品的两面性

诚然，我们对塑料认知总体滞后于塑料带来的影响，而认识这种影响本身也是一个阶段性过程。早在1907年就有美国生态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内湖水系中不同寻常的“透明碎屑”，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对于水体塑料污染的最早记录 (Williams and Rangel-Buitrago, 2022)。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生物学家和海洋生态学家开始关注这种“新材料”对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并试图弄清这一起是如何发生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学界基本达成塑料污染的共识，主要的研究重心转向如何衡量塑料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如何追踪塑料污染来源以及寻找塑料的替代方案。

标志性的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汤普森等人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海洋水体和沉积物中塑料碎片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微塑料”的概念 (Thompson, 2004)。学界和公众对于海洋微塑料以及广义塑料污染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到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要求成员国在2025年实现“大幅度减少海洋垃圾”的目标。这是塑料污染议题首次上升到全球可持续性发展和国际环境治理层面。

2024年4月，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塑料条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次会议（INC-4）会场外，“关上水龙头”的雕塑细节。摄影：Xiuying ©绿会融媒·绿会全球环境治理团队

另一方面，塑料替代品的科研与应用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至今为止也没有一种完美的塑料替代品满足能够同时满足低成本、多功能，以及在同一种材料的不同聚合物构型上达到轻便且耐用或者相应的材料强度要求。而替代品的有效性与塑料条约在谈判、制定过程密切相关(Margrethe Aanesen et al., 2024)。我们从管控臭氧层消耗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得到的经验是，严格管制污染物的意愿达成，主要受到可行替代品的可用性影响较为明显，而不是表明对环境或人类造成危害的科学证据的重要性影响。

全面了解现有的塑料替代品，并高效实现相关领域的技术转移，可以大大有助于制定和实施侧重于减少塑料供给侧和减轻相关污染影响的战略。目前的现状是生物基塑料作为石油基塑料绿色转型的潜在替代品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关注(Fredi and Dorigato, 2021)。其中的某些替代品表现出可生物降解的特征，允许更有效的分解和减少它们在环境中的持久性；而另一些则具有更强的可回收性，可以更有效地纳入现有的废物管理系统。替代品存在两面性，需要对其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积极的一面是，许多塑料替代品来自可再生资源，如植物基材料，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然而，塑料替代品的消极一面也不可避免，即导致碳足迹增加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通过生命周期分析，我们发现塑料替代品与传统塑料相比，在某些制造工艺和运输要求可能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由于可用性有限、生产成本较高或需要专用设备和技术等因素，塑料替代品也可能比传统塑料更昂贵。但随着规模经济的实现和生产方法的简化，替代品的价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从而加强其经济可行性(Fredi and Dorigato, 2021)。

在回收方面，塑料替代品也存在隐患(Margrethe Aanesen et al., 2024)。以目前最常见的生物基塑料PLA为例，有研究发现PLA和石油基塑料PET混合回收处理时，会形成潜在的致癌物，对地球生态系统也有有害的毒性作用；并且目前广泛使用的塑料垃圾分拣流程，无法有效分流两种物质碎屑，这无疑在降低回收利用塑料的处理效率，同时推高回收环节的经济成本，最后影响政府、企业和公众参与塑料管控的决心。

此外，还有一些纸竹类替代品广泛应用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进行种植和加工，这可能导致森林砍伐或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讽刺的是，在塑料危机紧迫性尚未引起关注的时候，政策的制定普遍引导公众使用塑料制品，以保护森林和土地资源免遭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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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张效唯，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CBCGDF）国际部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BNU-HKBU UIC）全球化与发展专业（GAD）联合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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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效唯
审核 | LYJ
排版 | 绿叶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