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日，邓稼先去世后的第36天，他的遗孀许鹿希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领导写了一封信。除交代其他重要事宜外，这封信中还有一段特别的文字：
由于听到从香港来的人一谈到对于报刊报导（报道）稼先情况，对大陆的科学工作者似乎是“苦行僧”式人物（只知工作，忙累成疾，一病不起）。这样的报导（报道）似乎不能全面。所以，希望能多组织一些同志从各方面写一下稼先，譬如打桥牌、打乒乓球，看戏、玩，看录相（录像）工作中一二件事……等等。每人一二件事写得具体、亲切，也不占《曙光报》（注：九院院报）太多版面，让人们看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活的人才好。您们认为如何？
不久后，9月25日的《曙光报》原文刊发了这封信，同期还刊登了一篇时任九院办公室主任胡干达的文章——《稼先的生活情趣》。这篇文章记述了邓稼先生前丰富的业余爱好，以及乐观风趣的性格，显然是对许鹿希那封来信的回应。
2024年6月25日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百年诞辰。距离这位传奇科学家告别人世，已过去了38年。纵使时光飞逝，国人对邓稼先的怀念却从未褪色，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纵览数十年间各类文章对邓稼先的歌颂、解读和省思，能看到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科学家”这一身份的想象和期待的变化。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期待看到，当初令许鹿希感到遗憾的“苦行僧”式报道日渐式微，而邓稼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重新丰满起来。
邓稼先。
从“神性”回归人性，不减其辉
关于邓稼先，曾有一篇传播极广的文章——《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文中写道：“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
然而这样“感人至深”的文字，却被一些知情人驳斥为“谬误”。2016年，即邓稼先逝世3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报》特意走访其生前工作单位九院，采访数位曾与邓稼先共事的科研人员，对邓稼先“抛妻别子28年”这一传言做了考证，证实确为讹传（点击可查看相关报道）。
邓稼先于1958年夏天被调到二机部九所（九院前身）理论部工作。1958年到1972年这14年间，他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一站之遥，大多数时间可以天天回家。直到1972年，他担任副院长以后，工作地点从北京迁到四川省梓潼县才远离妻儿，但出差回京时仍可归家。当然，出于保密规定，他的家人的确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
1982年邓稼先在九院（四川）办公室中 。
类似《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一些文艺作品为了极力渲染邓稼先奉献、牺牲、忘我的一面，而部分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为了塑造某种充满“神性”的完美科学家形象，却恰恰摈弃了邓稼先最生动、最富有人情味的那一面。
事实上，很多熟人对“老邓”（九院人对邓稼先的称呼）的回忆，并非只有艰深晦涩的专业术语和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邓稼先的诸多趣闻轶事，总是和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凌晨3点的紧急会议后，他亲自切好西瓜送到大家手里；广场电影院的放映机出问题了，他自掏腰包买了十几支冰棒送给忙碌的放映员；见基地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太差，他便安排给大家发放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他给青年技术人员散发的每人4两粮票，在大家心中“比4两黄金还要贵重”；他送给司机师傅的一瓶茅台和一瓶泸州老窖，被这位司机一直珍藏在家中，舍不得喝……
在九院，年轻人都喜欢翻邓稼先的抽屉，找点心和糖吃。有时候他们还让警卫员去“偷”老邓的烟，拿来大家抽。有一次，邓稼先刚好看到大家在抽烟，剩下的空盒子留在桌上。他恍然大悟似的笑着说：“我说我的烟怎么老少，原来你们有‘内线’啊！”
除了喜欢请人吃饭外，邓稼先还喜欢请人看戏、看电影，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
一次任务完成后，邓稼先兴致颇佳，对手下的几个大学生说：“今天我们放假，大家晚上有兴趣吗？我请你们去听戏！”
大伙儿虽然高兴，但也心怀顾虑：临时想去听戏，恐怕票早就卖完了吧？邓稼先却不担心——他在“淘”退票这件事儿上很有经验。当晚，他带着五六个大学生到戏院门口，逢人便问：“有票吗？有票吗？”最后，大家果真都如愿进了剧场。
有人曾感慨，以邓稼先的功劳和身份，只要打一通电话，不可能没有戏看。但他就是这样，从不为个人的利益动用任何权力。
很显然，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邓稼先也喜欢美食、艺术、娱乐等令人愉悦的东西。只是他先人后己的教养、清正廉洁的做派和极度忙碌的工作，让他不会沉溺于此，只是作为和同事们一起增进感情、调剂生活的点缀。
1981年，邓稼先在杭州西湖锦带桥合影留念。
这些散落在亲朋故旧回忆录中的俗常片段，并不会对邓稼先的伟岸形象有丝毫减损，反倒让那些思念的、缅怀的、痛惜的情感愈加真实鲜活，更能触动每个普通人的心扉。
令人遗憾的是，邓稼先离世太早，没能看到后来越来越繁荣富强的国家，和百姓越来越丰饶富足的生活。
1985年国庆节，重病中的邓稼先偷偷溜出医院，和警卫员邓维平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散步。那时他心中满满激荡着对祖国大好形势的畅想，对邓维平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你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就富强了，你一定要来北京看我。”
邓稼先去世多年后，当初在他带领下开展工作的大学生金汝璧已然年过古稀。故地重游时，他站在邓稼先雕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心中万语千言盘旋，最终说的却是：“老邓，带我们下馆子吧！如今，再也不让你掏腰包了，也不用凑粮票了。”
至真至纯的人，可以走多远？
邓稼先夸奖别人时，最喜欢用的字眼是“pure（纯真）”，这也正是他自己特别欣赏和刻意追求的道德境界。
很多人都对邓稼先的纯真印象深刻。
1958年，二机部九所成立之初，包括邓稼先在内的人们都参与了建所劳动。邓稼先尽管“一看就是个没干过活的人”，却格外卖力。他高大笨拙又认真的样子，看得大家哑然失笑。就这样，同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大白熊”，他也欣然接受。
九院工作人员秦永森回忆，20世纪70年代，有次他参会时，遇上了一位特别和气的长辈。看到小卖部在卖罐头，这位长辈便问秦永森，橘子水和杨梅水哪个好吃。得到建议后，他直接把钱包交给售货员，让售货员自己拿钱，售货员一时间被这个举动惊呆了，不敢动手。最后还是旁边的年轻人帮他问了价、付了钱。他开心极了，笑起来，脸上的表情活像个孩子。当时秦永森完全没想到，这位一点架子都没有的长辈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院长。
杨振宁对邓稼先的评价是，“真诚坦白，从不骄人”“稼先忠诚，不取巧，认识他的人都很敬佩他！”
1986年6月，邓稼先在医院与来访的杨振宁合影。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传统知识分子，既有中国农民的朴实真诚，也有中国士人的清正高洁。只有这样的品格，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纷乱动荡的环境中，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成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伟业。
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一些环节中存在危险，邓稼先温和而坚定地扮演起定海神针的角色。当时在特种车床上加工核心部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为了给工人“定心”，老将军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后来李觉将军年事已高，不能一直在场，邓稼先就在那里足足站了一天一夜，即便工人换班他也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文革”初期，本应是科研象牙塔的九院也像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分裂出了两派群众组织，纷争不断。在那种情形下，邓稼先竟然能说服两派继续工作，实现了“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的宏伟目标。他并非苏秦、张仪那样拥有三寸不烂之舌、合纵连横之才，纯靠一片赤诚之心，把人们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不禁感叹，在复杂尖锐的人际纷争中，“忠厚纯真”的人格魅力竟能创造出如此奇迹，而即便在最混乱的斗争中，善良的天性也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邓稼先在缠绵病榻的日子里，忍受着癌症和化疗带来的种种苦痛折磨，为国家做了最后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当时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国内的核武器事业如果遭受干扰或迟滞，哪怕是丝毫的犹豫和动摇，都会错失时机，导致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自知时日无多的邓稼先，用尽全部力量与死神赛跑。从1986年4月第二次手术后，他和于敏等科学家一起联名向中央写信，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写下一份宝贵的建议书。据看过这份建议书原件的人说，从纸上的字迹还能看出邓稼先当年病痛下的颤抖。
1984年，邓稼先和于敏。曲荣坤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思得说，后来十年间的形势变化，证实了建议书的正确性，每当我国核物理研究者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重重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都从心底钦佩邓稼先的远见卓识。
1986年8月3日，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一直爱重他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含泪致悼词：“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把邓稼先的名字与“鲜为人知”联系在一起。但这四个字永远提醒我们，以邓稼先为代表的、参与“两弹一星”攻关的众多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为名、不为利地默默奋斗。所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并非文学上的渲染，而是全然写实。
数十年以降，邓稼先的名字早已从“鲜为人知”到“家喻户晓”，他的故事历经时代变迁，经受住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的冲刷，依然震撼人心。
正如杨振宁在他去世后，写给许鹿希的那句话，“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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