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纵览全局，心系祖国。他是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望苍穹，他是最亮的星。他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

学成归国之路

朱光亚，1924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宜昌。由于勤奋好学，考取了当时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迁，汇合于昆明而组成的。这里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数理化方面有：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王竹溪等。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和先后入学的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四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刚，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听取地下党的指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从此，核武器成为强国显身手、瓜分势力范围的重要砝码。美国要垄断原子弹，苏联在全力打破垄断，英国与美国订立秘密合作协议，法国有独立的发展原子弹计划。中国朝野对此也产生了遐想。

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请那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想办法。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造原子弹，首先要向中国数理化方面的专家请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于是俞大维先找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去重庆商量。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教授建议：除了专家、教授外，必须在理、化、数三个领域中，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蒋介石令俞大维秘密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批了50万美元作为研制经费。经蒋介石同意后，吴大猷先生选了朱光亚和我。曾昭抡选了唐敖庆；数学方面华罗庚推荐孙本旺（后到美国又选了徐贤修）。”

朱光亚在征求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后，与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李政道一起，于1946年8月随同华罗庚先生从上海乘船漂洋过海去美国。他们于当年9月的一天，满怀希望，登上美国西岸的旧金山。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啦，你们各奔前程吧！”他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任教或选择专业学习深造。

密执安大学

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他一边作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助手，一边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成绩优异，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他的试卷卷面清晰、干净。老师们认为阅读他的卷子是一种享受。老师、同学爱称他“KY（光亚）”，称赞他“做起实验来很拼命”。朱光亚于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发表了三篇前沿课题研究成果，小有名气。1949年6月，他完成《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和Hf的衰变机制》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5岁。

朱光亚待人谦和、热情，有组织能力，威望高。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组织一些爱国进步活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鼓励大家学成之后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27日，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告别女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为了给国人一个交待，朱光亚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武器》（商务印书馆1951年5月出版），对怎样发现原子能、原子能在工业上的运用、原子弹是怎样做成的、原子弹带来了什么、氢弹的秘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原子战争等做了简明的阐述。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在他后来的事业中得以发挥。由于那时中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这本书还未引起大的反响。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1950年2月，一份《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迅速传递开来。正如信中所说，祖国的父老乡亲们对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与苦痛，没法给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只能背井离乡，浮海东渡，来到美国求学。可是新中国建立了，一穷二白的祖国母亲需要他们，回来建设家园。他们毅然决然响应召唤，回到祖国身边。这份热情洋溢的公开信的起草人就是朱光亚。他被誉为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众帅之帅”。

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上，由朱光亚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信件原文内容：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你也许说自己学的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待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

也许你在工厂实习，想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经验，其实，也不值得多留，美国工厂大，部门多，设备材料和国内相差很远，花了许多工夫弄熟悉了一个部门，回去不见得有用。见识见识是好的，多留就不值得了，别忘了回去的实习机会多得很，而且配合中国需要，不是吗？中国有事要我们做，为什么却要留在美国替人家做事。

你也许正在从事科学或医学或农业的研究工作，想将来回去提倡研究，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做研究工作的也该赶快回去。研究的环境是要我们创造出来的，难道该让别人烧好饭，我们来吃，坐享其成吗？其实讲研究，讲教学，也得从实际出发，决不是闭门造车所弄得好的。你不见清华大学的教授们教学也在配合中国实际情况吗？譬如清华王遵明教授讲炼钢，他用中国铁矿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国炼钢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这些，在这里未必学得到。

你也许学的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美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用到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上去，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严重问题。新民主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该取的道路。要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从事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朋友，请想一想，在这里学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先且不说那是替帝国主义作传声筒，回去怎样能配得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呢？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一点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了起来，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大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信中内容呼吁留美学生回国建设祖国的决心态度坚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展现的爱国情怀力透纸背，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铿锵有力。它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受其激励回到祖国。程开甲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在英国留学，也看到了这封信，坚定了他马上回国的决心。

做谈判代表团翻译官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方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终于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朝鲜开城。在开城，谈判代表团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当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均保持沉默。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来而不往非礼也，朱光亚也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这，不啻为一种双方心理战的抗衡。然而，美方代表经常以核武器要挟，却让朱光亚如芒刺背：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在这种情况下，朱光亚养成了耐心听取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朱光亚因此荣立了3等功。

一生只做一件事

1953年1月，朱光亚调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工作，讲授物理学基础课，课程包括普通物理学、热学、原子物理。1955年，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这年，朱光亚调任北京大学筹建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国家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命运与建设祖国的事业紧密相连。

1959年，经钱三强推荐，朱光亚作为研制原子弹技术的领导人，调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为此，朱光亚亲自编写了我国核武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这两份文件对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工作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由于走错了路，朱光亚等人还没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刚强内敛的他潸然泪下。当晚的庆功会上，朱光亚酩酊大醉，这据说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时，朱光亚和彭桓武一道，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随后，又组织科技工作者艰苦攻关，逐步完善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比预估的时间早了6个月到1年，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朱光亚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手稿

朱光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张扬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据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他是从公开的资料中才知道好友朱光亚在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经常谦虚地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的高水平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

在中华大地上，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次航弹空投爆炸实验、第一次爆炸弹、火箭“两”结合核试验、地下核试验弹等重大试验，都是在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朱光亚成功了，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荣誉，他只是谦逊地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中国研究核武器！”。2004年，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这颗民族精神之星，将照亮我们直到永远！

人生为一大事来，而朱光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纵览全局、心怀祖国、功勋卓越、成就非凡……这些形容词的背后，是朱光亚闪光的魅力和高尚的人格。无人不尊重，无人不佩服，无人不夸赞，无人不敬仰，这位才德双馨的科学大师，用他的学者之气和儒将之风，为世界留下了卓越的科学成就，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正如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闫肃所说：“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力、自尊。”而他代表的品格，则教会我们如何向上向善，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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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如标.把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忆朱光亚先生[J].秘书工作，2019(8):62-64.

[5]裴高才.北大老校长追忆科坛“众帅之帅”朱光亚——专访中科院院士陈佳洱[J].红岩春秋,2015,163(07):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