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迷恋追捧的多巴胺，真是“快乐密码”吗？-

利维坦按：

前几年看了一部经典影片，中译名《无语问苍天》，实际上原片名为“Awakenings”，译作苏醒、唤醒都可以。

该电影以大名鼎鼎的神经医师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的同名回忆录改编，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对于昏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患者使用左旋多巴治疗的实例。

《Awakenings》剧照。片中医生马尔科姆由罗宾·威廉姆斯饰演，饰演患者伦纳德的则是罗伯特·德·尼罗。© 豆瓣电影

左旋多巴的治疗初期效果明显，很多脑炎后遗症患者恢复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患者开始对药物变得极为敏感，行为也逐渐失常。不过，虽然治疗昏睡性脑炎存在极大争议，但左旋多巴至今却仍是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药物之一。

多巴胺（Dopamine）是大脑中的化学信使，曾经是神经科学界的术语——你可以在生物学教科书中读到它。但如今，多巴胺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专注、渴望和快乐的代名词。

浏览TikTok或晚宴坐在硅谷的软件工程师旁边，你会听到看到各种多巴胺相关的信息。很难放下手机？也许你需要一次多巴胺排毒。担心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试试多巴胺断食，或者为了快速提升情绪，可以试试多巴胺穿搭。

想要破解你的大脑并不是某种小众的事情。著名神经科学家兼播客主持人安德鲁·休伯曼（Andrew Huberman）2021年发布的“多巴胺大师课”中，一集名为“控制你的多巴胺以获得动力、专注和满足”的视频，在YouTube上已获得超过900万次观看——对于一个136分钟的神经科学解释视频来说，这个浏览量属实惊人。该视频以及其他类似的视频，提供了各种控制多巴胺释放的技巧。有些是行为上的，比如戒糖或戒除色情成瘾。还有一些涉及购买补充剂、手机应用程序或生活指导。

但实际上，多巴胺的作用比流行文化赋予它的既多也少。虽然基于多巴胺的健康趋势通常依赖于其作为“快乐分子”的角色，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今天都同意，多巴胺并不直接代表快乐。它在大脑中的作用是广泛而微妙的，影响着从行为动机到生理恶心的一切。在大脑之外，它有助于扩张血管、降低白细胞活性等。甚至植物也会产生多巴胺[1]！

与此同时，多巴胺并不是唯一驱动我们生产力、情绪的因素。硅谷的布道者们声称，如果我们能够破解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这既简化了人类大脑化学的复杂性，也夸大了我们优化意识的能力。

“像安德鲁·休伯曼这样的人，正在把我们学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用于营销，”爱荷华大学神经学副教授南达库马尔·纳拉亚南（Nandakumar Narayanan）说。

在多巴胺迷恋的潮流中，确实隐藏着一些真相，但它的精确功能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从一种不起眼的神经递质到文化符号，多巴胺的演变更多地反映了我们集体想要控制冲动的愿望，而不是关于这种化学物质本身。

以下是我们实际了解和不了解的——关于多巴胺的信息，以及如何区分有用的建议和伪科学炒作。

发现多巴胺

“多巴胺可能是大脑中最著名的神经递质，”密歇根大学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说。“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背负着很多包袱。”

大约70年前，多巴胺还只是3,4-二羟基苯乙胺，一种存在于体内的化学物质，20世纪早期的科学家猜测它与心率和血压有关。1952年，这种化学物质得到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名字：多巴胺。

20世纪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多巴胺只不过是一种去甲肾上腺素的半成品[2]，而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与战斗或逃跑反应有关的激素。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德裔英国生物化学家赫尔曼“休”布拉施科（Hermann “Hugh” Blaschko）注意到多巴胺储存在大脑中[3]，因此它不仅仅是另一种化学物质生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瑞典药理学家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进行了实验，确认多巴胺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但他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它在大脑中的具体作用[4]。

对帕金森病的平行研究带来了突破：神经学家意识到，这种疾病的震颤和肌肉僵硬，与控制运动的中脑部分多巴胺生成细胞的丧失有关。左旋多巴（L-DOPA），作为治疗帕金森病的“神奇药物”，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曾经让无法动弹的患者暂时重获新生[5]。

多巴胺首次受到关注，激发了更多的制药研究。常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氟哌啶醇（Haloperidol）1958年首次进行了临床试验——它有效地治疗了精神疾病，但科学家们并不其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大脑中多巴胺受体的发现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氟哌啶醇与某种特定类型的多巴胺受体结合并阻断该受体，这表明多巴胺——特别是过量的多巴胺——在精神分裂症中起着核心作用。

多巴胺与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不断在临床研究中出现：成瘾、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抑郁症似乎都与多巴胺系统的变化有关。像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这样的ADHD药物，以及成瘾性药物，如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都针对多巴胺系统，暗示它与习惯形成、渴望和欣快感有关。

这些结果共同引发了我们对多巴胺理解的范式转变：如果这种化学物质与注意力和思维障碍有关，那么它必定在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与多巴胺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多巴胺信号，而多巴胺又会影响我们的感受，那么优化就大有可为。如果多巴胺对我们不经意间的行为做出反应，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来微调我们的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是如何工作的？

尽管它是神经传递中的明星，但多巴胺也只是大脑众多化学信使之一。

只有极小一部分神经元能产生多巴胺：大约40万个神经元，占860亿个神经元的0.000005%。多巴胺生成神经元主要集中在中脑，它们在动机、学习和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功能都属于广义的动作选择范畴：权衡选项、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以及是否值得去做，并向大脑的其他部分发送指令。

无数的社交媒体视频会强调“多巴胺水平”：从性、锻炼身体到创造性表达，一切都会让多巴胺水平激增；而当你悲伤或缺乏动力时，多巴胺水平则会下降。

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解释。

西北大学神经科学家塔利亚·勒纳（Talia Lerner）告诉我，“（多巴胺）可要比简单的上升和下降复杂得多。”

多巴胺神经元从大脑的很多区域接收输入：你的感官系统、运动系统和边缘系统都会向中脑发送信息。勒纳说：“其中一些输入是根据你的需求来校准你获得的多巴胺量。”她强调，由于多巴胺神经元在不同的时间向不同的地方发送信号，“并不是只有一种多巴胺信号。”

多巴胺信号主要有两种类型：当神经元对某些特定刺激做出反应时，多巴胺会释放出来。但这些神经元也会在后台不断地发送信号，维持一个全天波动的基线水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家库尔特·弗雷泽（Kurt Fraser）告诉我，大脑中的多巴胺量一直在波动，但“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高’或‘低’多巴胺状态”。

要理解多巴胺释放后实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必要先了解它不做什么。

我采访过的所有神经科学家都明确指出：多巴胺不是一种“快乐”化学物质。明尼苏达大学神经科学助理教授阿里夫·哈米德（Arif Hamid）表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多巴胺能让我们感觉良好，但“这一假设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推翻了”。

“如果非要给多巴胺贴上标签的话，”弗雷泽说，“我会说它就像是你欲望的化学物质。”但这不是抽象目标导向的欲望，比如渴望在工作中升职。它是一种更紧迫、几乎是动物性的欲望：当你吃零食、查看Instagram通知或抽烟时的那种感受。

它的确切功能甚至令许多神经科学家感到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确实认为多巴胺代表快乐——毕竟，当快乐的事情发生时，多巴胺就会释放出来。“如果你走出去，世界在召唤你，与人的互动很有趣，你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显然在做出反应，”贝里奇告诉我，“它让世界变得诱人。”

大约30年前，贝里奇进行了一系列关键实验[6]，他的研究小组阻止实验室小鼠产生多巴胺，并观察了其后果。没有多巴胺，小鼠甚至无法自主移动来进食。但是，当人工用手喂给它们美味的东西时，小鼠仍然很享受。此后，类似的行为在人体实验中得到了重现。

因此，即使没有多巴胺，人们仍然可以享受快乐的事物；神经科学家怀疑，愉悦的感受本身，至少部分是由大脑中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称为内源性阿片类药物）介导的[7]，这些化学物质与合成阿片类药物（如羟考酮）结合到相同的受体上。

多巴胺的作用，是让你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现在人们认为，它在激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脑做出决定并向身体发出指令时为大脑加油打气。除此之外，哈米德补充道，“它还是一位非常棒的教练”，教我们如何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

大约在贝里奇和同事研究多巴胺缺乏小鼠的同时，德国神经科学家沃尔夫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的团队记录了猴子伸手去拿零食时多巴胺细胞的活动，希望更好地了解帕金森病。结果，他们注意到了彻底改变我们对多巴胺理解的东西：多巴胺神经元不是对零食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对打开零食盒的声音作出反应[8]。一旦猴子熟悉了这项任务，它们的多巴胺神经元就会完全停止放电。

换句话说，多巴胺是对惊喜作出反应——而非奖励本身。这种信号被称为“奖励预测误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s），它告诉大脑其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对于试错学习至关重要。

多巴胺涉及动机和学习，但这两者不非孤立存在的。动机会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学习，你也可以学会激励自己去做某事。霍奇基斯脑研究所（Hotchkiss Brain Institute）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妮·博格兰德（Stephanie Borgland）告诉我，比如，多巴胺神经元会向前额皮质发送信号，帮助你弄清楚应该关注什么。多巴胺还推动习惯的形成，这是我们学会被激励去做的行为，比如在渴望社交认可时查看Instagram的新通知。

问题在于，博格兰德说，“你的大脑并不知道它是在发展一种新技能，还是即将形成一种坏习惯。”

一旦养成习惯，它就不再受多巴胺系统的控制——这可能导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与我们想要的事情之间的裂痕。这就是为什么有药物滥用障碍的人会被迫使用毒品，却无法从中获得快感。像诺和泰（Ozempic）这样的新药，作用于接收多巴胺信号的神经元，将渴望降低到更易于控制的强度。

成瘾和多巴胺之间的深层联系，使得这种化学物质很容易成为自助指南的目标，可以“优化”它以促进与药物、工作建立更健康的关系。但博格兰认为这大多是“胡扯”。她也并非唯一持此看法的人。

多巴胺排毒和禁食：这都是真的吗？

随着多巴胺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这种化学物质开始出现在电影、音乐和文身潮流中。2014年，我就让一位朋友在我身上刺了一个多巴胺分子文身。

现如今，多巴胺被休伯曼和畅销书《多巴胺国度》（Dopamine Nation）的作者安娜·伦姆基（Anna Lembke）等名人科学家视为大多数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通常是认知行为疗法、工程优化和Goop式“健康”的一套奇怪组合（Goop，好莱坞女星温妮丝·帕特洛创立的品牌，从Goop创立之初，帕特洛就经常与用户分享一些当时极为冷门的健康知识和保养方法，其中有的逐渐风靡全球，使Goop成为了不少女性群体中的“保健圣经”。Goop也是健康饮食、营养减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编者注）。

尽管如此，我采访过的所有神经科学家都对媒体关于多巴胺的描述感到不满。当被问及休伯曼和其他有影响力人士提供的健康建议时，纳拉亚南说，他们简化了复杂的话题，“对科学和公众都造成了伤害”。

比如所谓“多巴胺禁食”（Dopamine fasting）的潮流趋势。它指导人们有意识地远离那些可能引发多巴胺释放的、可能会成瘾的事物，可问题在于，单凭一种化学物质无法彻底改变你的心理健康。

在许多情况下，对多巴胺的强调似乎更多是语义上的，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当人们把“多巴胺”附加到几乎任何事物上时，他们通常只是讨论习惯、成瘾和控制，并使用神经科学术语来增加科技含金量。例如，多巴胺禁食本质上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只不过用“多巴胺”作为寻求快乐的隐喻[9]。卡梅隆·塞帕（Cameron Sepah）在2019年发布了一份广为流传的多巴胺禁食指南，他甚至告诉《纽约时报》，这其中的“多巴胺”不应按字面理解——但它“是个吸引眼球的标题”。

但如今我们许多人求助于多巴胺技术来摆脱冲动，尤其是与屏幕时间有关的冲动，这是有原因的。2010年代末，像多巴胺实验室（Dopamine Labs，现已解散）这样的初创公司公然利用多巴胺来推销神经营销策略，帮助科技公司利用大脑的奖励系统让消费者沉迷于他们的平台。

神经科学家认为，手机应用的设计就是让人养成习惯，“它可能确实会激活你的多巴胺系统，”勒纳说。Instagram和Hinge等应用会按照可变的奖励时间表发送通知和热门匹配，就像老虎机一样。

如果你的大脑无法预测奖励何时到来，那么每次提醒都会让人感到意外：这是通过多巴胺发出的正向奖励预测误差信号。勒纳澄清说，这些应用不一定会让你的整体多巴胺水平升高或降低，但它们是为了强化你的滑屏行为而设计的。

但弗雷泽表示，说这些多巴胺的累积最终会让我们无法体验快乐，这有点儿牵强。多巴胺断食等潮流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过度沉迷于强迫性享乐主义行为会导致多巴胺“耗尽”，但这与人类多巴胺释放的时间尺度并不完全一致。

穿着鲜艳有趣的衣服来提升情绪等“多巴胺穿搭”趋势，也过于依赖多巴胺来解释具有许多潜在原因的事情。博格兰德怀疑，“穿着你最喜欢的衣服可能会调节一大堆不同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包括血清素（其产生和释放的过程与多巴胺完全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神经递质。”

纳拉亚南举了个例子：如果你买了个纸杯蛋糕，吃了它，而且它很美味，多巴胺肯定是参与这种体验的一部分。“但把这种纸杯蛋糕体验简化为多巴胺药丸是行不通的，”他笑着说，“事实上，它会让你呕吐。”（恶心是拟多巴胺药物的常见副作用）

你的大脑不仅仅是一个装满多巴胺的油箱。你不能简单地通过补充它来提高你的情绪、工作记忆或注意力。心理健康、生产力和多巴胺信号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大脑化学物质如何影响我们的感受，但勒纳相信，“至少我们可以说，问题不在于你的多巴胺是‘太高’还是‘太低’，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神经科学家对多巴胺的了解比对许多其他神经递质的了解要多，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去年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汇集了数千名脑科学家，会议中进行了数十场与多巴胺相关的演讲。哈米德说：“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阶段，我们开始意识到多巴胺参与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完全认识到的过程。”

为什么“快乐化学物质”的概念会引起我们的共鸣？

几十年来，我们都知道多巴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快乐化学物质”，但流行文化仍然将其描绘成快乐化学物质。就连弗兰克·穆迪（Franc Moody）2018年的歌曲《多巴胺》也以科学准确描述多巴胺合成作为开场，用多巴胺来比喻舞池里的享乐主义辣妹。

贝里奇说，我们对多巴胺的过时理解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神经科学家仍然会犯错。“他们会写出只有在多巴胺是快乐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的短语，”他笑着说，“我认为这是他们以前的自我在作祟。”

也许这个概念引起共鸣的原因与其他曾经是临床概念的词语（如失调）类似：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可以说过于明确的）框架来理解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将多巴胺想象成一个杠杆，拉动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想象潮起潮落，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感到精力充沛或心不在焉，我们就会重新获得一种掌控自己思想的感觉。然而，多巴胺在我们大脑中的运作实际上更加微妙和神秘。

弗雷泽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时常引用多巴胺，“是因为人们对多巴胺的了解已经足够多，我们谈论它，就好像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一样。”但他担心，“多巴胺只是一个稻草人”，让有些人有理由声称他们知道如何控制我们的大脑。为这种观点埋单的大有人在。随着我们继续和注意力进行一场节节败退的斗争时，我们需要主动权，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分散注意力的时代。我们都有智能手机，有人担心它们正在毁掉我们的大脑。随着我们在TikTok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新闻在缩短，歌曲也在变得越来越短。

虽然我们浏览访问的内容数量和便利性都是新事物，但寻求分散注意力并非我们这个多巴胺意识时代的独有现象。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摆脱日常生活平庸和焦虑的方法。早在17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就写道，想要分散注意力是完全自然的，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不例外：“国王身边的人只想着如何取悦他，不让他思考自己。因为即使是国王，如果他思考自己，也会感到不快乐。”

一旦我们开始分神，我们便想着要努力摆脱这种状态。数千年来，冥想一直根植于许多精神信仰体系，作为寻求启迪的一种方式。

以优化为导向的内容创作者理查德·杨（Richard Yong，在YouTube上拥有357万粉丝，名为Improvement Pill），他告诉《旧金山纪事报》：“多巴胺断食基本上就是一个简易版本的内观禅修”，一种专注的、高强度的冥想练习。从不那么极端的角度来看，在睡觉前几个小时刻意戒除查看手机等行为似乎是常识（也是好建议！）。只有当你试图将这些行为变化与单一神经递质直接联系起来时，情况才会变得奇怪。

多巴胺已经成为它试图解释的一切的副产品：冲动、成瘾、我们对优化的动因。正如技术和文化学者L·M·萨卡萨斯（L.M. Sacasas）所写：“它是一个强大且引人注目的模因，尽管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出于这些原因，我担心它可能会把我们困在它试图克服的模式中。”

文/Celia Ford

译/tim

校对/tamiy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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