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她,就是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是郑儒永院士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1953年,大学毕业后,郑儒永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工作,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戴芳澜院士。
在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标本室中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近万个重要标本,它们包装不同,标签书写格式也不一致,开展科研工作十分不便。因此,戴芳澜给郑儒永安排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
对这样的安排,郑儒永没有丝毫怨言。她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要手写,并重新设计包装。为了尽快弄清每个物种被命名的过程,以及掌握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她学专业、学外语、查资料、看文献,就这样在标本室整整待了4年。
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个真菌标本,以及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
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面前,郑儒永从不懈怠,永远保持探索的动力。
由于长期使用显微镜,郑儒永的腰部严重劳损,但她工作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拼命。直到2004年的一天,已经73岁的郑儒永躺在床上怎样努力也起不来身,只得去医院检查。在确诊并接受手术后,她的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铆上了10颗钢钉,再也不能像常人那样长时间坐着,只能卧床或者站立工作。
郑儒永早已见惯了各种各样的难处,因此病痛没有让她有所退却,仍然每天站立工作7个多小时,在架高的显微镜前,一站就是十几年。
她曾说:“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动力去解决,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崔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