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到14世纪的黑死病、15、16世纪的伦敦瘟疫、美洲瘟疫、米兰瘟疫;近到上世纪的第三次鼠疫、2003年的非典和当下的新冠病毒,人类作为地球大自然中的一个生命体,有史以来就一直在和自然磨合、共存,尤其是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各种疾病,很多疫情导致了严重的人类死亡。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科学防疫的地位日显重要。
谈到防疫事业,有一位中国人值得大家铭记。他就是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以身试毒研发出众多疫苗的医学家、中科院院士汤飞凡。
1897年的盛夏,汤飞凡出生于湖南。连年的战乱与灾荒,全靠教私塾的父亲一人养家糊口,生活虽艰苦贫瘠,但也能随父亲读书识字。他时常听父辈谈论维新、改革,并接受到“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的先进思想。童年时他看到老百姓贫病交加却难求医问药,跳大神等巫术却异常流行,这让他立志学医,改变中国。但入学考试要学英语,汤飞凡完全不会,学校破格录取他之后,倔犟好胜的他在一年的刻苦学习后,竟可以用英语与美国考官流畅交谈,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在长沙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又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在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系进修,之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这时的他还不到30岁。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得知中国防疫系统缺乏人才,月薪不菲的汤飞凡毅然拒绝了雷士德医学研究所让他移民英国、继续在伦敦深造的安排,突破封锁线投入战时工作。他随大部队迁往云南后,首先在云南建立实验室与医院,从解决身边居民的病症做起,甚至他还帮市民接生。之后他又建立了实验室,决心用自己最擅长的技能为中华儿女解决疫症之苦。而做实验需要高质量的玻璃器皿、符合实验要求的动物,还有大量的实验用化学药材,云南显然都没有这些东西。汤飞凡便带领团队自己干!他在云南从零到无的探索,建立了玻璃厂,动物养殖基地、药材培养基地……
1943年,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汤飞凡制造出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成功研制出青霉素的七个国家之一。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报道提及:“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车间,汤博士的工厂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值得一提的是,汤飞凡依然无惧政治时局,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风险,给陕甘宁解放区运送了十万支牛痘苗。在他看来,他要拯救的是中国人民。
除了为国人和盟军研发疫苗之外,防疫处还肩负着抗击日军细菌战的任务。日军那时残忍利用细菌战荼毒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汤飞凡承担对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工作,领导团队解决了病毒毒力变异问题,并制成中国自己的黄热病减毒活疫苗。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防疫形势复杂,900多万刚经历战乱的土地疫病丛生。1950年,察哈尔北部鼠疫流行,他带领一个突击小组,仅用两个月时间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疫苗。次年,卫生部门颁布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保障疫苗供应,控制传染病流行”。其中,天花便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彻底消灭它,汤飞凡研究出乙醚杀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产量。正是因为汤飞凡的杀菌法,我国于1961年成功消灭天花,早于全球消灭天花16年。当时最难整治的传染病除了天花之外,还有沙眼,其发病率曾高达95%,而致盲率达到5%,人称“十眼九沙”。汤飞凡经过几百次试验,终于采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链霉素抑菌的方法,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为了确认分离出的是沙眼病毒,他让助手将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的眼里,引起典型的沙眼症状与病变,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治疗,直到证实所分离培养沙眼病原体确定无疑。之后在他的研究下,沙眼发病率从95%降至不到10%。他分离沙眼病毒成功发表的报告,得到世界医学界的承认,被誉为“汤氏病毒”。
1958年,汤飞凡在北京离世,但世界没有忘记他。1970年,汤飞凡被国际专业组织称为“衣原体之父”。1981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向汤飞凡颁发沙眼金质奖章,还预备推荐他申报诺贝尔奖,却不知这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早已不在人世。1992年,汤飞凡与其他29位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振兴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一并入选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