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故事——医学家张孝骞

1981年的一个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了纪念一名从医60周年的医生，在政协礼堂举行专题座谈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亲手把一个用鲜花编制而成的花篮赠送给了这名医生向他表示敬意。这名医生就是著名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西医学先驱、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张孝骞。

张孝骞，189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年幼时在长郡中学就读的他由于付不起膳宿费，只得早去晚归走读。一天放学时，校长在门口拦住他说：“学校准备每人做一套校服，你回去告诉家长，明天把钱交到学校来。”可家里十来口人要吃饭，加上二妹长期生病，连药都买不起，哪里还有闲钱去做校服呢！校长特意登门，到全校唯一一个不做校服的学生家里家访，了解张孝骞的家境后，校长十分同情，破格允许他不用买校服。1914年，张孝骞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中学毕业。他本想能继续求学深造，可由于家境贫寒，张孝骞不想再让父母为学费操心受累，便决定辍学。好在这时，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了一所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冬季招生。担任该校董事的正是长郡中学的那位校长，校长立即想起了那个穿不起校服、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就这样，张孝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湘雅医学院。

1926年，张孝骞被选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跟随导师哈罗普襄教授做血容量测定的研究。他的学术论文《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方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先后在美国《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并为教科书所采用，使得30岁的张孝骞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37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张孝骞受命危难之际，毅然放弃了个人的学术研究，担起重任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一职。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南推进，湘雅已无法在长沙立足，张孝骞不愿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的手里，于是决定西迁。1938年10月，全校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辗转一个星期，克服经费困难、交通不便、搬迁复杂等因素，胜利到达目的地贵阳，两周后恢复教学。

可随着时局的变化，学院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学院已背起了沉重的债务，举步维艰。直到1940年8月，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正式改为国立，经济困难才有所缓解，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得以稳步发展。张孝骞深知，作为一所学校，越是战乱时期，越是要有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于是，他在全院提出“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成为湘雅的院风学风。从此，百年湘雅传承着这16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颂传播……

1944年，随着日军进犯广西与贵阳，导致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张孝骞便率领湘雅师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第二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抵达重庆。一位好心的朋友借给他一个兵工署的仓库，作为学生宿舍，他们因陋就简，在用竹子盖起的教室和实验室里教学授课，张孝骞用全部心血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

1945年秋，听说抗战期间关门的协和医院正在恢复，张孝骞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念头，“我才48岁，还可以当一名临床医生，去追回那医学研究的美好岁月。”他决意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之职。然而，所有的教师、学生都极力挽留他继续担任院长，张孝骞只得着手筹划将湘雅迁回长沙事宜。1946年夏天，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迁校任务全部完成。

张孝骞不仅在促进湘雅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协和的泰斗。1948年，在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之后，张孝骞回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积极投入复校与开诊工作。他把内科分成消化、心肾等专业组，促成了内科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对疾病个体性的认识，使张孝骞格外重视临床第一手资料，他一生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倒是积累了很多。巴掌大小的56册笔记本，里头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初步诊断等。即使在他晚年右眼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左眼患白内障的情况下，为了能记录他的“小本本”，对患者负责，他每次查房时都要通过扩瞳提升视力。

1985年12月18日，是张孝骞88岁华诞。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午2时举行我的入党宣誓大会，颇多誉词，深感惭愧……护士送来花束，医院送来一樽玉雕装饰品，医科院送来一寿字蛋糕。热情洋溢，耗钱过多，十分惭愧！”两个“惭愧”，让人们感悟到这位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耄耋老人虚怀若谷的情怀。

1987年，90岁高龄的张孝骞溘然长逝。作为一个医生，他用毕生心血和智慧从事医学实践……他是当之无愧的卓越医学科学家和教育家，更是悬壶济世救苍生的一代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