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黄河管理委员会主任，竟然是高祖刘邦的老铁

逐水而居是生物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三角洲都曾是文明辉煌之地，对于华夏民族而言，黄河就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古人与黄河的互动古已有，黄河安宁则万物生长，黄河泛滥则民生凋敝，为了强化其利万物特点，消减其带来的灾难，加强黄河的治理工作是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共同国策，毕竟黄河兴，则百姓安。

时至今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路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作为水利部派出的流域管理机构，代表水利部在黄河流域和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内陆河区域内（以下简称流域内）依法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责，承担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事机构职责。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图一）(网络)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国人对于黄河的清晰的认知也才是近百年的事情。关于黄河的最早记载源于《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黄河两岸史迹众多，这些遗存因黄河兴衰，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郑州的西山古城、荥阳故城，前者是目前所知黄河流域最早的史前城址。后者更是众所周知的古城名都，早在战国之时，便因魏国开鸿沟兴漕运而富甲一方，楚汉战争时，更是作为军事重镇被多次写入《史记》之中。上述的这类文化遗址、城址古迹理应遍布黄河两岸，但是加上黄河多次泛滥和改道，加之泥沙沉积较厚，许多古代城市都被湮没在了黄沙之下，还没有被后人发现。开封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经过多次的冲刷，沉淀，形成了城摞城的奇观（图二）。

图二、开封城摞城(网络)

考古学的兴起，为我们探索这些被湮没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手段，上述的两座城址就是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被发现、被证实。而发现并未止步，随着考古工作与黄河文化探索的进一步开展，黄河两岸沉睡着的文明遗存会渐渐现出真容，徐徐向我们讲述往日旧事。

2017年以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了配合该地区的基本建设，对黄河南岸、贾鲁河北岸的的固城村周边区域的科考工作中，发现了一处历史遗存，遗迹丰富，堆积深厚。地层堆积分为明清、唐宋、汉代、战国、商代多个时期，丰富的遗迹现象表明：这一区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烟繁盛、商业兴旺、技术发达、交通便利。同在在苏屯与固城村下面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址。

图三、地层堆积与城墙

城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宽1000米左右，东西宽700米左右，城址面积可达70万平方米。城墙在夯筑时历经三个时代，分为三次四段夯筑而成。一期城墙位于最东侧，二期城墙依托于一期城墙，并利用一期城墙的壕沟作为基槽分两次夯筑二期城墙。三期城墙利用二期城墙壕沟做基槽夯筑城墙墙体。根据城内堆积，初步确定城墙为不同时期所筑。其中一期城墙修筑时间应为东周；二期城墙是在最早城墙的基础上扩建，规模最大，时代应为汉代；三期城墙时代应为唐宋。城墙的解剖结果与文化层的堆积时代极为契合，且相互照应。考古学家勾勒出这座城大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始筑于东周，盛于汉代，终于唐代。（图三）

图四、故市城历史文献记载

根据文献可知，城址发现地固城村，位于郑州西北部12公里，黄河南岸5公里处的贾鲁河北岸，是隶属于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街道的一个自然村。根据史料研究可知，固城村地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固城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城（民国）→固城砦（清代）→固市（明代）→故市城（唐宋）→故市县（北魏）→故市县（西汉）→故市侯国（西汉早期）。同时，在固城村下发现的这个古代城址，也证实了故市侯国的真实可性（图四）。这种史料与出土实物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

图五、故市侯国《史记》

《史记》有载，“故市侯，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迁为假相，击项羽，侯，千户，功比平定侯。”这段文献对于故市城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关于故市城目前所知最早的记录（图五）。根据文献可知，秦末，楚汉相争，阎泽赤作为刘邦阵营的得力干将，从士卒做起，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由于功绩卓著，作为河上守，治理黄河河道，最高曾做过代理丞相，后来，这位西汉的开国元勋被封为故市侯，是故市城的城主。

河上守，这一职务在历史上存续时间较短。刘邦载回攻三秦时，设河上郡，专管河上要塞的整修及管理，虽然这个职务有军事功能，但是也是黄河首个管理单位，主要负责黄河的河务管理、物资转运、河上要塞的修缮、防御设施的修建。这一机构是关中对外的枢纽地带，河上要塞也是关中对外的一个后勤转运点。这个机构载楚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确保了刘邦王朝的防御和军事补给，助力了刘邦的发展壮大，阎泽赤作为这个机构的长官功不可没，作用巨大。因此，刘邦也积极启用阎泽赤这个基层出身的人员，让他出任代理丞相，随军征战项羽，以协助政务。汉王朝建立后，阎泽赤因为作为“黄河管委会主任”，功劳巨大，遂被封侯，在黄河南岸7.6公里处建立故市侯国，以彰其功能。

当然，这个故市侯国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并没有逃脱历史的厄运。在《史记》中“六年四月癸未，侯阎泽赤元年”、“九年，夷侯毋害元年”、“后四年，戴侯续元年”、“孝景五年，侯谷嗣”，“元鼎五年，侯谷坐酎金国除”。通过这些文献中，我们得知，阎泽赤在任故市侯之后三年便辞世而去，他的儿子夷侯阎毋害接替了城主爵位。在吕后执政期间的吕后四年（公元前184年），阎泽赤之孙戴侯阎续继承了城主侯位。孝景五年，其玄孙阎谷继承侯位，至武帝时期，由于酎金案，失去了爵位，封国也被除去。从公元前201年故市侯国立国，直至公元前112年侯国被废除，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故市侯国从立国到失国，经历4任侯主。

从上述的变迁可知，故市候国设立与废除，不仅出于军事和经济的需要，也紧紧跟随着黄河变迁这一中原文化荣衰的主旋律，地名与行政机构的存废和等级变化是地区军事与经济地位改变的重要晴雨表，结合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黄河在本地区历史中让人难以忽视的存在感。黄河两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如同两串明珠，迤逦东西，华贵而不刺眼，固城就是其中的一颗。沿黄地区的遗存与黄河的兴衰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荥阳故城曾在东周时期，因魏国开鸿沟引淮入河而富甲一方，故市候国的设立，也是因为黄河。闫泽赤封侯除了他对抗项羽时的功绩，也是对他作为河上守和代理丞相工作的肯定。河上守这一职务为汉初所立，主要负责黄河的管理与物资的转运。在东周至秦汉之际，黄河都是天险和重要的物资转运通道，以河上守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调控，是王朝对于黄河河南段地理位置重视的表现。隋唐两代，由于大运河的修筑，作为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河运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沿黄地区的文化交流，黄河两岸的河运码头与水利设施星罗棋布。近年来新发现的商丘南关漕运码头遗址和郑州惠济桥遗址，都足以证明河南地区在黄河文化变迁中的重要地位。隋唐以降，黄河水患俞加严重，对黄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考古遗址方面，著名的开封古城就是典型的写照，由于多次水患破坏，人们又屡次在旧城原址上修建新城，于是便形成了摞摞城的考古奇观。这一特征虽然表达了中原人民对家园的热爱、重建被损毁的城市仍不忍弃她而去，但面对无力回天的生态恶化和经济衰退，黄河沿岸城市群的衰落已是大势所趋，也是河、地、人复杂关系的考古学证据。宋元之后，黄河水患加剧，黄河治理基本成为后代王朝的必修课，加上经济中心的南迁，黄河两岸昔日的喧闹与繁茂都归于沉寂。

参考文献：《黄河变迁与古城兴废——汉代故市侯国兴衰史话》《寻根》2023年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