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一到精神健康周，精神就不好”？

当今社会，精神和心理疾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各种媒体上，有着大量的相关报道和讨论。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学者提出一种“患病率膨胀”假说。

撰文 | 李长青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精神卫生的认识，应对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挑战，也为了促进公共卫生和行政管理者积极应对全社会精神健康危机，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每当此时，就会有大量的机构、非营利组织乃至业内专家、社交媒体出来呼吁，告诉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有多么严重，要伸出援手，要寻求帮助。

不过，也有专家对这种活动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代表就是英国精神病学家西蒙·卫斯理（Simon Wessely）。而且，在这派观点的背后，是一些新研究给出的证据支持。

过度关注，弊大于利？

西蒙·卫斯理是前英国王家精神病学会主席，还是200年来首位担任英国王家医学会主席的精神病学家。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类似，英国也有自己的精神健康关注周，从2001年开始，在每年的5月份。他在2017年《英国医学杂志》（BMJ）的一篇专访中说：“每到精神健康周，我的精神就不好。”在这篇访问中，他认为当前对精神疾病的宣传已经有些过头，很多人因为正常的精神心理反应就诊，让已经捉襟见肘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更加不堪重负，也影响了那些真正需要服务的病人。

西蒙·卫斯理的观点目前在大众传媒大概依然是非主流，尽管不乏专业内部的支持。随着一些最新研究结果的发表，这个观点逐渐有了事实依据。

《纽约时报》2024年5月报道了两项试验结果，并采访了主要的研究者。

一项试验是在英国开展的，叫做“青少年韧性研究（My Resilience in Adolescence，MYRIAD）”。该试验纳入了英国85所学校的8000多名青少年。根据学校的规模，随机给一半的学校提供以学校为基础的心理健康课程，一共10堂，每堂30到50分钟；另一半学校则是照常上课，没有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试验的结果，接受心理健康课程的学校学生不仅在几个主要指标（焦虑、抑郁）上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在几个次要指标（多动、强迫行为、惊恐发作）上更差了。

而在同一时间段的澳大利亚，一项纳入37所学校两千多名学生的试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参与心理健康课程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鉴于这样的结果令人出乎意料，上述两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的露西·福尔克斯（Lucy Foulkes）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杰克·安德鲁斯（Jack Andrews）在2023年4月的《心理学新观点》（New Ideas in Psychology）上发表联名文章，将这个现象归结为患病率膨胀假说（prevalence inflation hypothesis）。

患病率膨胀假说

患病率膨胀假说认为，当前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上升，部分是由于宣传造成的。不过这种影响也有正负两个方面。

正面上，宣传活动让以前一些应该就诊的患者认识到自身的问题，通过破除对精神心理疾病的偏见和歧视，也让患者就诊阻力减小。这部分患者是宣传真正应该争取的，也是宣传活动应该继续的原因。

而负面影响则主要是来自过度解读（overinterpretation）。过度解读既来自宣传，也来自自我。一些宣传活动没有区分正常的情绪反应和真正的精神心理疾病，鼓励存在不良情绪的人大胆“走出来”，“说出来”。社交媒体有时候还会美化精神心理疾病，让抑郁症看起来时髦和酷。而个人的过度解读则往往通过一种个人预言应验（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过程：一个人如果被自己和他人贴上了某种心理疾病的标签，他们就会倾向于表现更多这种疾病的症状。最常见的例子是焦虑：很多人都有焦虑，一些焦虑症状是正常的，比如害怕在大众场合发言。但如果被贴上焦虑障碍的标签，有些人就会积累更多焦虑症状。

前文提到的西蒙·卫斯理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和过度解读有关，是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他个人曾经长期从事军人相关的精神心理障碍研究，他发现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心理干预往往效果欠佳，甚至还会增加创伤后的应激症状。他给出的建议是应该让伤者尽快回归家庭和朋友的环境中，如果几个月后依然存在严重症状再进行干预。原因是早期干预的人了解到创伤后应激可能会出现的症状，这会让创伤者对应激症状存在“期待”，并放大可能出现的症状。

如前所述，患病率膨胀假说和卫斯理的观点至少在大众媒体层面还不是主流，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宣传和教育利大于弊，何况还有一些试验结果是正面的。福尔克斯和安德鲁斯文章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呼吁对这个假说进行更多的研究，也列出了很多研究思路。结论如何可能还有待观察。

社会问题的医学化

柯莱特·沙德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曾在社交媒体上征集人们对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活动的看法，有很多人回复，其中一位诊断为抑郁和焦虑症的建筑工人回答道：“我讨厌这些宣传。……他们对背后一座粪山视而不见，只知道拿苍蝇拍打苍蝇。”

沙德在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现代病理学之父鲁道夫·威尔啸（Rudolf Virshow）的说法，将流行病分为自然流行病和人工流行病。前者影响任何社会阶层，后者则主要影响穷人。换句话说，很多健康问题其实也是社会问题。

大众对宣传反感，一方面是这些旨在提高人们对心理疾病认知的宣传对他们没有用。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心理疾病的存在，而是缺少就医的渠道和资源。比如在美国，很多心理医生不接受保险，一次心理治疗的花费就可能150美元，精神病专家则要250美元。一些接受保险的地方也要自掏几十美元。很多美国人平常没有攒钱的习惯，账户余额很多不到400美元。

另一方面，其他诸如贫穷、失业、文化和种族冲突，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都是让人焦虑的问题，很多问题伴随一个人的一生，还会继续加剧。重大气候灾害会给群体带来深远的精神心理创伤。这些并不是提高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就能够解决的。

自从1977年美国心理病学和精神病学家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社会因素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愈加明显。不管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仅仅当成是一个医疗保健问题，是把社会问题医学化。

单纯靠宣传活动和教育依然会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心理健康危机问题。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质疑的人也认为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有积极的方面，像世界精神卫生日这样的活动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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