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为何起事的是一群私盐贩？原因和唐朝食盐专卖有关

1、唐僖宗继位后百姓的惨状

乾符元年(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份奏疏中，对关东农民的灾后景况有所披露。他说亲眼看到关东去年旱灾，自虢州（治在今河南灵宝北）到东海之边，“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只得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衰病之人就更难活命了。以往一个地区遇到灾年，百姓可以逃往邻境度荒，“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可是，州县官吏却仍然向这些饥民征收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而农民即使拆卖房屋，甚至卖妻鬻子，所得钱只不过被催税胥吏收去当他们的酒食之费，根本抵不了税。加上“租税之外，更有他徭”。以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僖宗南郊祭祀之后发布的那份赦文，所提及的部分民情为例。其一是摊逃加剧，如说：“甸内逃亡人户，尚征税物。”甸内即京兆府，近在皇帝眼皮底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了。赦文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其二是徭役负担不均加剧。赦文列举的有这么两种：一种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司下属监院“影占富豪”。这说的是按唐朝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而名隶三司监院，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中晚唐才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等级，指的是家里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享受“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的特权。但是实际上许多杂色出身的官僚以及曾任军职的人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僖宗时更加严重。其三是额外差科加重。其加重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也或有不同。例如自懿宗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是普遍现象。赦文说：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数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己赃。“纽”即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达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之州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另以供军为借口而双重加敛。其四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赋税负担。本来，按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是，实际上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贪残，先期征税的现象仍相当普遍。僖宗的《南郊赦文》不过是一份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农民疾苦往往是轻描淡写。但仅此也可见当时农民所遭受苦难之一斑。乾符二年七月，当时王仙芝、黄巢起义在山东、河南一带已是如火如荼，关东和关中又发生一场特大蝗灾。蝗虫自东而西遮天蔽日地飞过，所过之处把草木之叶和五谷一扫而空。可是，京兆尹杨知至竟上奏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对于如此明显的谎言，宰相们却加以附和，视为“祥瑞”之兆向僖宗进贺。僖宗君臣不顾人民死活的行径，势必激起农民更加激烈的反抗。

2、中晚唐的榷盐之害

安史之乱中，唐朝为解决财政危机，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一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的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有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穆宗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池盐，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这种日常生活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被迫淡食。如韩愈上疏穆宗说：“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唐朝凭据政权的强制力量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逐渐兴起。

3、为何起事是私盐贩？

私盐贩为了与唐朝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广大农民的欢迎。唐朝自然要加强对私盐贩的走私活动的缉捕与惩治。还在德宗时期，就出现了“亭户（即盐户)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私籴犯法，未尝少息”的激烈斗争局面。唐朝对私盐贩的惩治规定也越来越严酷。德宗时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决脊杖二十，征纳罚钱足。”到文宗时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罪及替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的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酷于海盐。在这种情况下，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武装私盐贩既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又有相当的军事经验，已经形成威胁唐朝统治的一股势力，如武宗在一份赦令中说：“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仗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时期，武装私盐走私已成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这一方面反映出官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朝统治力量的衰落。所以，后面要说到的王仙芝、黄巢都是由武装私盐贩子变为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并非偶然。

4、王仙芝与黄巢

王仙芝是濮州（治在今河南范县旧濮县）人，黄巢是曹州(治在今山东曹县北)冤句（今山东荷泽）人，他们都是长期组织贩卖私盐活动的首领，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积累了与官府进行武装周旋的经验。尤其是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他的才干更为突出，同时对唐朝的腐朽统治相当不满。他曾以诗言志。如《题菊花》诗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回从诗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具有强烈的造反精神。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这实际上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这种情况不止见于曹州一地。僖宗在乾符二年(874年)正月《南效赦文》中已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可见农民起义的舆论准备已经相当广泛。起义是由王仙芝首先发动的。不过，关于王仙芝是何时聚众公开反唐的，史籍有乾符元年和乾符二年两种说法。如《资治通鉴》第二五二卷于乾符元年记事之末写道：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而《旧唐书·僖宗传》则载：(乾符二年)五月，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县，其众三千。刺掠闾井，进陷濮州，俘丁壮万人。对此学术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就目前的史料而言，似乎可以说，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在乾符二年才惊动了僖宗朝廷。因为，在乾符二年正月初三日，王仙芝发布一道檄文，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抨击“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而史称：“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说明此时朝廷已经知道了消息。只是当时宰相卢携等还想加以遮掩，所以，在乾符二年十一月之前，唐朝对农民起义军的军事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去进行。

5、黄巢起义为何会迅速扩散？

但是，前已指出，在平常的日子里，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反抗力量都难于应付，即如《资治通鉴》第二五二卷所说的：“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因此，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就更难于招架得住了。六月间，濮州和曹州相继被王仙芝及其骁将尚君长攻占了，其部众发展到数万人。天平节度使（治在今山东东平西北）薛崇出兵交战，一下子就被王仙芝打败。与此同时，黄巢也在曹州冤句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起义，“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还要说的是，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形成南北响应之势。在通州（治在今江苏南通市）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是一个军事要地，唐朝设有狼山镇。乾符二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而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遂劫夺库中兵器，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一样，兵变爆发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的农民参加，演变为有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攻陷苏州和常州，“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被唐朝诬称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农民起义势力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形成“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卢携等人想掩盖也不行了。到了十一月，僖宗下诏淮南（治在今江苏扬州）、忠武（治在今河南许昌)、宣武（治在河南开封）、义成（治在今河南滑县）、天平等五个军镇的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如果这五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合围。但是，五军互相观望不进。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这显然是针对唐朝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看到农民军凶猛来攻，平卢节度使（治在清州，今山东益都)宋威连忙上书朝廷，请求率本道兵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事宜。宰相卢携也推荐宋威“有将略”，僖宗遂批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之官衔，拨给禁军三千，甲骑五百，并下诏谕河南方镇：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七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盖以递相观望，虚费糇粮，州县罄于供承，乡村泣于侵暴…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候宋威到本道日，供给犒设，并取上供钱支给，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从这段诏文可以看出，在半年间的较量中，由于唐地方军队的观望迟延，王仙芝、黄巢两路农民起义烈火已经延烧到十五州，堪称是轰轰烈烈了。

6、直逼洛阳

十二月，宋威出师告捷，在沂州城下打败了王仙芝。王仙芝率军撤退隐蔽起来。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称“仙芝已死”，把诸道兵遣散回镇，自己也回青州去了。过了三天，州县却奏报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进攻不已。僖宗只得赶紧下诏调回诸道兵。这时，已踏上归途的诸道兵士回家心切，不满朝令夕改，都“忿怨思乱”。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在遣回途中，至义桥，上级因农民起义军又重新活动起来，下令叫他们留下来扦御，张晏等不从，喧噪着要冲入郓州。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被迫出城来和他们“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喻，”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出于庞勋起义的教训，僖宗连忙下诏叫天平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沂州受挫不久，王仙芝率草军乘唐兵厌战之机，进攻郏城（今河南郏县），于乾符三年八月攻陷阳翟（治在今河南禹县)、郏城（治在今河南郏县），“不十日破八县”。进逼汝州，威胁着东都洛阳的安全。僖宗急忙调兵遣将，令昭义节度使曹翔率步骑五千及义成军保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治在今湖北襄樊）李福选步骑二千守卫汝州（治在今河南临汝）、邓州（治在今河南邓县）的要略；令邠宁节度使（治在今陕西彬县）李侃、凤翔节度使（治在今陕西凤翔)令狐綯各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今河南陕县)和潼关。面对王仙芝、黄巢越来越猛烈的攻势，僖宗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下敕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至此，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