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航天史上,有一位科学家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就是王永志。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王永志院士的一生是与新中国航天事业共同成长的一生。他曾说,他一生只干了三件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太空。
早年求学,矢志航天
1932年,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老房村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土房里,王永志出生了。因为无法缴纳日伪政府强征的“出荷粮”,他目睹了哥哥被迫在自家的园中跪下受罚的一幕,这一幕,像锋利的刻刀,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也点燃了他求学的烈火。在王永志7岁那年,他的大哥,心中满是对家族因缺乏知识而屡受欺凌的不甘,毅然决然地违背父亲的想法,将王永志送入小学读书。几年后,昌北县解放了,他不用再为学费发愁,顺利升入初中,初中三年,他一直是年级学习成绩第一。三年后,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报送到当时全东北最好的中学之一。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的飞机不断飞到辽东的领空干扰,频繁的空袭警报使得学校不得不停课。这些事件让王永志意识到,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1952年,他考入清华的航空系,开始了为国家航空事业贡献力量的旅程。
年轻时的王永志
导弹与火箭的“领航者”
到了1955年8月,王永志前往莫斯科留学,当时苏联与中国达成协议,帮助中国培养导弹专业人才,于是王永志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留学6年回国后,王永志立刻加入到“东风二号”近程战略导弹的研制队伍中。有一次,“东风二号”导弹出现了射程不够的问题,王永志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他建议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的燃烧剂,以减轻火箭的自重,从而使得导弹能够达到预定的射程;当时这一提议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质疑,火箭的能量已经不足,再往外泄燃料似乎是南辕北辙。但王永志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去找了当时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汇报了自己的方案。钱学森听后,立刻认识到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当即叫来了导弹总设计师指示按照这一方案执行。随后,按照王永志的提议,对导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优化。结果证明这个年仅33岁的年轻人是对的,在接下来的连续三次试射中,导弹均准确无误地打进了目标区域。他的创新想法及逆向思维也得到了钱学森的关注与肯定。
1986年,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迎来了新任院长王永志,上任不久,他就做出了一件大事。当时国内市场萎缩,研制经费减少,而国际上由于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事,卫星发射运力出现短缺,这为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面对国内火箭运载能力仅2.5吨的局限,王永志深知,唯有技术上的飞跃才能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面对国际市场对于火箭推力的高要求,王永志说要让火箭“长胖”,采用横向并联捆绑,捆绑4个助推器来增加推力。于是,“长征二号E”出现了。它是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在20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上的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了9.2吨。
王永志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火箭
“神舟”系列,飞天圆梦
1992年11月,已经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和航天专家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发射载人飞船、发射空间实验室和构建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王永志提出,要借鉴已有的经验,但又不能完全照抄,融合先进技术。
为保障航天员的安全,王永志主持设计了一种新的载人航天飞行轨道,这种轨道能够满足多种任务的要求。此外,针对火箭发射过程中航天员紧急救援的难题,他提出让飞船飞往3个海上预先设定的落区。不仅如此,在他的主持下,还完成了具有自主故障诊断和逃逸控制能力的“长征二号F”火箭研制方案。
2003年,王永志送给即将要登上神舟五号飞船的航天员杨利伟两句诗:“飞扬直上八千丈,只手拨云观沧海”。这不仅是对杨利伟的祝福与支持,更代表了他承担载人航天工程的千斤重担。10月15日6时23分,神舟五号任务圆满成功,杨利伟走出舱门向大家挥手致意,霎时间,王永志落下了激动的泪水。后来,王永志获得了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抬头仰望星空,能看到一颗名为“王永志星”的星星。
杨利伟返回陆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在神舟六号飞船发射成功后,王永志虽然从总设计师的岗位卸任,转而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高级顾问,但这并不意味则他停下来前行的脚步,反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深耕航天领域,其责任和使命感丝毫未减。
2007年初,王永志再次勇挑重担,担任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的组长,支持编撰了《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重大专项——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不仅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宏伟蓝图的伟大篇章。
在探索宇宙的浩瀚征途中,王永志先生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以其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让我们铭记这位航天巨擘的卓越贡献,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步伐,共同书写中国航天事业新的辉煌篇章。
内容综合于中国军网、中国工程院、科普中国等
(科学性审核:李良,中国空间学会科普与教育委员会委员)